【摘要：由靳飞所著的《冯耿光笔记》出版，封面“没有冯耿光，就没有梅兰芳”深深吸引住了我。该书首次书写了京剧艺术家梅兰芳背后的“幕僚”——冯耿光，全面记述了其横跨政治、金融、戏曲领域的传奇人生，进而展现出近现代中国文化界和金融界的人物群像，可谓京剧研究领域的一本力作。本文通过记述冯耿光对梅兰芳的帮助和影响，着力梳理了梅兰芳的艺术人生。
关键词：《冯耿光笔记》；冯耿光；梅兰芳】
难道真如作者所言，“没有冯耿光，就没有梅兰芳”吗？在我认真拜读这本书后，的确感到无论是从艺术方面、生活方面，还是理论方面、艺术取向等等，真是没有冯耿光，就没有梅兰芳。而这里的冯耿光，应该是以冯耿光为代表的“冯耿光们”。但此时的“冯耿光们”还没有形成后来被人们熟悉的“梅党”。书中提到，青年的冯耿光初识梅兰芳时，梅兰芳才十三岁左右，尚是云和堂中的一名歌郎。但是这时的冯耿光关注点却是在一名叫若兰的演员身上，并为他满师举办了宴席。然书中写道：“遗憾的是，在云和堂所留下的相关资料中，竟然找不到若兰的踪迹”。这里，我补充一点资料，若兰即王蕙芳。其字湘浦，号若兰，为云和堂十二弟子之一，与梅兰芳为一师之徒，誉名“兰蕙齐芳”。
不久，冯耿光就开始关心起了梅兰芳。此事书中写到在曹汝霖回忆录中得到记载“时兰芳方十二三岁，未脱稚气，然态似女子，貌亦姣好，学青衣工夫孟晋。幼伟月入银四百两，以其半助兰芳成名，始终如一。后兰芳艺术日进，于四大名旦推为旦首，幼伟与有力焉。”（《冯耿光笔记》第12页）1912年，十八九岁的梅兰芳在艺术上已成上升趋势，生活上也开始安定下来，购置了鞭子巷三条的一所院落。然而以梅兰芳当时的实力对于购置“上房五间，左首两间是祖母的住房，右首两间伯父母带着两位未出阁的妹妹住。梅先生住在左边厢房，对面是厨房，厨房隔壁是养鸽子棚。外面靠大门的倒座是两间客厅和一间书房，开间都很小，经常有些爱好戏曲的朋友在那里向雨田伯父商讨一些音乐场面的问题。”（《冯耿光笔记》第14页）这样一所四合院，可能还勉为其难。其中很有可能得到了冯耿光的资助。然京剧界和戏迷们在谈到梅兰芳的经历时，常常会提到冯耿光的名字，只知道他是中国银行的总裁，人称“冯六爷”。但是具体的经历却全然不晓。这里有必要简要介绍一下这位“冯六爷”。
梅兰芳与冯耿光
冯耿光出生于1882年，字幼伟，是广东番禺人。早年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第二期毕业。1905年至1911年，历经北洋陆军第二镇、广东武备学堂、清政府军咨府第二厅等要职。武昌起义后，被清政府派为参加南北议和的北方分代表。中华民国建立后，任袁世凯总统府顾问，参谋本部高级参议。1918年至1928年两度担任中国银行总裁。几十年间，还兼北洋保商银行、大陆银行、中国农工银行、新华银行等董事（长）职位。
就是这样一位银行界的权威人士，却对京剧有着浓厚兴趣。尤其是对艺术成蒸蒸日上的梅兰芳投入极大的精力，并团结吴震修、李释戡、舒石父、许伯明等人一起，为梅兰芳出谋划策。这几位出身均曾学业于日本军校，且都在国内政（军）界供职，都有一定的实力。为梅兰芳打开局面，起到一定的影响力。这就是大家熟悉的被称为“梅党”的基本成员。
在形成“梅党”雏形的同时，还有一批“捧梅”学子，也起着积极的作用。他们与那些“智囊团”的人不同，因年龄相近梅兰芳，彼此的交流可能更融洽，狂热程度更旺。像其中的郭逋仙还提出“非梅郎之剧不观；对于梅郎之言论有褒无贬，永不诋毁；不因梅郎开笔墨之阵以伤梅郎之心；梅郎设有色艺衰落之一日，不因之改变宗旨。”（《冯耿光笔记》第47页）捧梅标准。而像樊樊山、罗瘿公、李释戡、易哭庵等晚清遗老，他们身上有着浓厚的传统文化修养，以诗人的身份在宣传梅兰芳方面的确出力不少。如“一笑万古春，一哭万古愁”就出自易哭庵的诗句。而且易哭庵对梅兰芳说：“当一个艺人是容易的,但当一个名艺人不可没有文墨,更不能不懂诗歌。”在这些诗人中还有大家知道的一位，他就是对程砚秋成长关怀备至的罗瘿公。这也就可以想象当时嗓子出现问题的程砚秋为什么能够拜在梅兰芳的名下。当然，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诗人或者说是文化人的参与，不仅使梅兰芳演出的剧目提升了文化层次，更是对梅兰芳本人的文化修养也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大家一起为梅兰芳装点书房，并由李释戡为其取名“缀玉轩”。
事实证明，“冯耿光们”的参与对梅兰芳的艺术成长确有很大提高。像1913年11月，梅兰芳跟随王凤卿“首战”到上海演出，冯耿光和李释戡也来到上海帮助联络各界人士，宣传梅兰芳。大家见梅兰芳的演出势头渐旺，便决定让梅兰芳学演一出刀马旦戏《穆柯寨》。起初梅兰芳演出时，总有低头的习惯，台下观众看时会感觉人物弓腰驼背，有损穆桂英的英雄形象。“冯耿光们”商议只要梅兰芳出现这种情况，他们便以“击掌为号”作为提示。据梅兰芳后来讲述：“第二次贴演《穆柯寨》，我在台上果然又犯了这个老毛病。我听到包厢里的拍掌声音，知道这并不是观众看的满意的表示，而是几位评判员发出的信号，我就立刻把头抬了起来。这一出戏唱到完，一直接到过三四次这样的暗示，在他们两边的看客们还以为他们看的高兴，所以手舞足蹈的有点得意忘哩。其实是穆桂英特地请来治病的大夫在那里对症下药呢。” （《冯耿光笔记》第54页）这里写到的实情，很少被现今的研究“梅学”的人所重视。
“上海之行”可以说是“冯耿光们”初战告捷。它不仅使梅兰芳的名气得到提升，更主要是使梅兰芳的眼界越来越开阔。“冯耿光们”和梅兰芳在上海的十里洋场经过一番“搏击”都清醒地意识到：只有跟上时代的步伐，才能赢得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此时的梅兰芳和“冯耿光们”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排演新戏上，这才有《孽海波澜》《牢狱鸳鸯》等戏面世。尤其是冯耿光推荐给梅兰芳的《宇宙锋》，如梅兰芳所说：“我一生所唱过的戏里边，《宇宙锋》是下功夫最深的一出。”正是经过几十年的不断打磨，才使一出比较温的老戏得到了“复活”，并成为了梅派经典剧目之一。而梅兰芳为表达对两位的友情，在1918年冯耿光再度荣任中国银行总裁时，特在冯耿光借母亲寿诞举办的堂会上演了一出新创演的《麻姑献寿》。梅兰芳在演出《春香闹学》《满床芴》后，上演了神仙戏《麻姑献寿》。其中参考了古典绘画和雕塑设计出来的新服饰和创编的“杯盘舞”，成为亮点。张厚载（聊公）于《冯幼伟氏宅大堂会》中记载5月26日在王府井那家花园的演出盛况：“《麻姑献寿》，此为梅兰芳特为冯宅祝寿所编排之歌舞妙剧。梅饰麻姑，唱工身段，繁妙已极。为王母上寿一场，歌声婉转，舞态翩跹，尤为全剧最精彩之点，实奄有《散花》《奔月》两剧之长。座客观赏之余，莫不惊叹，以为得未曾有。陈德霖扮王母，扮相年龄，均属最适当之人选，唱工亦甚吃重，颇为全剧生色，朱幼芬、姚玉芙诸伶，分饰仙女均妥。”（《冯耿光笔记》第90页）此段文字清晰地表明了梅兰芳对冯耿光的感激之情。同时也准确地点明了《麻姑献寿》首演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一反多年来“梅学”研究者将《麻姑献寿》首场演出时间定为1918年秋季，地点是吉祥戏院的说法。
京剧有“三大贤”之说，所指的是杨小楼、梅兰芳、余叔岩。其中的杨小楼与梅兰芳是两代人，杨小楼曾带着幼年的梅兰芳到戏园子演出，对梅兰芳多有帮助和提携。两人在有些老戏中多有合作，在新编剧目中也常有配合，如《霸王别姬》中的项羽最初的饰演者就是杨小楼。其一段“力拔山兮气盖世”唱段，我听前辈讲，杨小楼最早的演法是坐在桌子后面唱的这段。梅兰芳与余叔岩合作在书中有所表露。而真正能够走到一起还是起源余冯宅堂会上余叔岩与杨小楼、梅兰芳、王凤卿、朱桂芬、范宝亭、尚小云、高庆奎、俞振庭、钱金福、许德义等人的大合作戏《八蜡庙》。事后，余叔岩托人请冯耿光说项，有意加盟梅兰芳的班社。10月19日，余叔岩与梅兰芳首次合作演出于北京吉祥戏院，上演剧目为《游龙戏凤》。对于演出之前的排练情况，梅兰芳在《舞台生活四十年》中有记载：“在研究戏码时，首先要避开与凤二哥合唱过的戏，一则我与王先生合作多年，不能换人，二来叔岩的嗓音尚未完全恢复，相形见绌，反为不美。叔岩提出《戏凤》（《缀白裘》里有梆子腔《戏凤》的剧本，起初京剧叫《戏凤》，后来也叫《游龙戏凤》，又名《梅龙镇》，还有写作《美龙镇》的），我立刻同意。我曾向路三宝先生学过这出戏，始终没有唱，这里有两种原因：－、我和凤二哥的调门不合适，依了我的调门，他压得慌，照他的调门，旦角唱调面，我嫌太高。二、这出戏属于闺门旦性质，花旦的本工，青衣如余紫云也是拿手戏，但他还能踩跷。当时，唱《梅龙镇》的李凤姐，几乎没有不踩跷的。我虽然练过跷工，在台上没有踩过跷，如果穿彩鞋唱《梅龙镇》，恐怕观众不以为然。现在叔岩提出来，我觉得调门合适，同时，这出戏是谭老中年常唱的戏，他也可以见长；至于大脚片的李凤姐，虽无前例，但我认为尝试一下，不致于失败的。我对叔岩说：‘这虽是一出常演的熟戏，但我们要好好儿排对一番，找几位看过谭老板和您的老爷子《戏凤》的内外行朋友，看我们排戏，请大家来指点。’叔岩说：‘您说的对，我们虽然都会这出戏，但没有在台上合演过，先把词儿温一下，从后天起，我到您这儿对戏。’冯先生说：‘可以找陈十二来研究唱腔，修改台词。’我说：‘老票友陈子芳是学余老先生（紫云）的，应该找他来帮忙。’有人反对说：‘陈子芳号称余紫云第二，但唱的味儿很怪，做工也有过火的地方。’叔岩对我说：‘唱腔您可以自己琢磨，不必听他的，但陈子芳的确跟先父学过这出，身段地方都有谱，找他一起研究，好的我们采用，不合适的就改，只要我们掌住主心骨是有益无损的。’我说：‘好！就这么办，后天我在家里等您排戏。’”
梅兰芳演出《麻姑献寿》
之后的梅、余合作演出了多出剧目。同时“二次出山”的余叔岩在艺术造诣方面由于接触了“冯耿光们”，眼界更加开阔。直至后来，齐如山加入“冯耿光们”团队。1931年梅兰芳、余叔岩、张伯驹、庄清逸、傅芸子参加齐如山主持成立的北平国剧学会。
我们今天大谈梅兰芳于1919年首次走出国门到日本演出取得巨大成功的时候，却恰恰忘记了幕后“推手”——冯耿光。这主要是1918年国内外的时局发生了变化，日本朝野也改变从前的对华政策。其中有位财阀大仓喜八郎来到中国联络商界人脉。时任中国银行总裁的冯耿光与此人结交时发现，二人都对本国的传统艺术颇感兴趣，意气相投。而且大仓喜八郎在日本兴建了专为传统派艺术家提供演出基地的帝国剧场。然而，事态并没有按照之前约定的邀请梅兰芳“以中日亲善”的项目发展。次年的四月间中国爆发了反日高潮，这对于梅兰芳出日显得尤为不合时宜。“冯耿光们”决定此行改为展示梅兰芳的艺术的同时，研究日本的表演艺术，以两种艺术为交流为目的。当梅兰芳于4月25日晚抵达东京车站后，受到日本各界人士的欢迎。几天后，中国驻日代办公使举办了盛大的酒会。时日本内阁总理、全体阁僚及多国驻日大使到场，规格之高，可谓前所未有。在当时的环境下，能够举行如此盛事，是因为事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其一是大仓喜八郎遵守与冯耿光的承诺，承担了在日本接待和演出的各项准备工作，动员社会各界迎接梅兰芳的到来。其二，冯耿光通过王克敏的关系，获得中国驻日使馆的帮助，其三，冯耿光委派中国银行高级职员许伯明前往日本，协助梅氏访问。”（《冯耿光笔记》第102页）
冯耿光作为年长梅兰芳十余岁的师友，在梅兰芳的艺术发展和人生关键时刻都为其操劳，无论是剧目创作、表演风格，还是安家置宅、后续妻房。即使是冯耿光在中国银行总裁的位置上已渐渐地失去势力，无法调动行内资金来支持梅兰芳到美国演出，但他仍在运用自己的人脉关系来帮助梅兰芳完成此行；同时也多次劝告梅兰芳鉴于美国经济危机，最好暂时取消前往，但梅兰芳等人执意而行。对于此事件，梅兰芳在美国的演出虽然是盛况空前，但“满誉而归”后，在经济方面的确付出了很大牺牲，连带着“自掏腰包”的冯耿光也赔累其中。随后，国内政局的动荡，梅兰芳也是常常向冯耿光请教。像梅兰芳南迁上海、隐居香港、再返上海、设计避难、撰回忆录、重回北京等，都有一位重要高参为其“掌舵”。
纵观冯耿光的人生历程，曾与政（军）界的袁世凯、冯国璋、段祺瑞、蔡鄂等人交往过密，在许多关键时刻起到过重要作用。冯耿光与银行界的王克敏、曹汝霖、张嘉璈、王绍贤等人不断有交往，推动着经济的发展。尤其冯耿光的特殊身份，使他与商业界大佬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仅从书中附录《中国银行北平股东概览表（1930、1931年）》便可以看到，个人持100股之上的资本家就有120位。每个人名都列在其中，只有“永增合”没有显露真名。“永增合”是当时创办北京“永增军装局”的民族资本家——封竹轩，字永修。
梅兰芳从美国演出回来后，在京剧的表演和理念方面又有了新的创作思想，他的艺术观和世界观已经成熟。尤其是在梅兰芳登上天安门城楼与新中国的领导人和嘉宾们共同迎接新中国的到来时，梅兰芳从一个旧社会的艺人，真正成为了新中国的文艺工作者。
梅兰芳在《舞台生活四十年》书中表示了对新中国的热爱和对艺术发展的渴望。特别是在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上演了新排剧目《穆桂英挂帅》，亲饰穆桂英。剧中“捧印”一场的唱词“我不挂帅，谁挂帅。我不领兵，谁领兵！”表明了梅兰芳此时的雄心。然而，回顾十年来梅兰芳的艺术经历，我们不难看出，此时的梅兰芳焕发了青春。
那是1949年6月下旬的一天，梅兰芳收到一封从北平寄来的信。原来是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发来的邀请函，署名是政务院总理周恩来。24日，梅兰芳携家人回到阔别多年的北平，出席了“文代会”，被推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会上，毛泽东主席讲道：“我们相信，经过你们这次大会，全中国一切爱国的文艺工作者，必能进一步团结起来，进一步联系人民群众，广泛地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使人民的文艺工作大力发展起来。” 梅兰芳听周恩来总理说到“文艺工作者是精神劳动者，广义地说来也是工人阶级的一员。”后，心情非常兴奋，说道：“我在会场中看到的是光明、团结，一种活生生新鲜的力量鼓舞着我，使我感觉到逝去的青春又回来了。” 9月，在周恩来总理的提议下，梅兰芳应邀出席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并表示了心声：“我们地方戏的工作者，在旧社会里面，向来是不被当人看待的。今天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翻身了，做了新中国的主人。”“现在我们既然在政治上的地位提高了，更应自觉，更应努力本位工作，在毛主席领导下，前进！”
梅兰芳入党宣誓
1950年4月3日，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周恩来总理应梅兰芳邀请，题词“重视与改造，团结与教育，二者不可缺一。”毛泽东主席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祝贺。7月6日，梅兰芳就职中央文化部戏曲改进局京剧研究院院长。1955年1月6日，中国京剧院在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下成立，梅兰芳担任院长。几十年后，我曾听时任中国京剧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的马少波说，当年周恩来总理接见梅兰芳时言道：“梅先生可以到各地巡回演出，起示范作用。可以整理舞台经验，著书立传。中国京剧院的工作，由少波同志负责。”
马少波还说，周恩来总理对梅先生想入党的事很是关心，有意做他的入党介绍人。但梅先生认为，“如果大家入党都由中央领导同志做介绍人，那中央领导的负担就太重了。我是一个普通的演员，最好找最了解我的同志做我的入党介绍人。当然，最了解我的是您（指马少波）和张庚同志。” 梅兰芳在入党申请书中写道：“在党的极大关怀和教育之下，我认清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通过革命的伟大胜利，祖国的伟大建设和党大公无私地为人民、为整个人类谋福利的伟大措施，我深深地受到了感动，使我真正认识到党的马列主义的真理，也认清了作为一个艺术劳动者所应走的正确的光明的道路。” 梅兰芳以饱满的热情和学习姿态终于在1959年7月1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几年，梅兰芳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到人民的戏曲事业中。他的活动日程排的很满，到京、津、沪、汉和东北工业区演出，赴朝鲜和华南慰问解放军，访问维也纳、苏联、日本等国，以艺术促进外交。即使是在去世前夕，梅兰芳还在惦记着新疆铁路通车典礼前去祝贺演出的事宜。这段时间，梅兰芳身边虽然没有了“冯耿光们”这些高参，但却在共产党的指引下，梅兰芳的艺术造诣得到了更高的提升，已经从“伶界大王”朝着高标准的艺术家攀登。从之前的“玩意取悦阔佬”向着“艺术为人民服务”转化，真正在文化自觉和理论修养方面成为了京剧界的领袖人物。其“移步不换形”等艺术思想至今还指导着当今的京剧界人士为京剧的继承发展而贡献力量。
[2024年第三期《剧作家》]
《剧作家》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