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东升：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
明代万历《铅书》载铅山县物产有一害五利，其中说明一害时，引用了南宋吴绍古关于铅山县矿冶生产的撰述，并称之为“永平采作之法”，全文2800余字（以下简称“资料”），内容包括“坑冶采作之利”（铅、铜、铁、水银、青、黄矾、青胆矾等矿产的分布、经营方式以及生产过程、技术）、“浸铜之利”（浸铜、淋铜沟槽的数量、分布以及生产过程、工艺）和“成年本钱”，实为研究宋代矿冶的重要资料，对南宋孝宗以后矿冶研究更是弥足珍贵。
《永平志》与“永平采作之法”的资料来源
“资料”存在于《铅书》之内，南宋吴绍古虽著有铅山县志《永平志》，但《铅书》并未直接标明“资料”出自《永平志》，尤其是文献中还有《永平续志》《广信府永平志》的记载，因此“资料”与吴绍古、《永平志》的关系尚需澄清。
从《铅书》引用关系看，《永平志》与《永平续志》都在《铅书》之前，两者先后在嘉泰四年（1204年）成书，而根据《永乐大典》记载，《广信府永平志》的原本题名应该也是《永平志》，但与成书时间不迟于嘉泰四年的《永平志》，吴绍古所修的《永平志》应是在该版后又有所增修，因此，“资料”所在的《永平志》应有成书时间不迟于嘉泰四年的初版和增修版，并且后者包含了前者的内容。
“永平采作之法”的资料系年
“资料”涉及铅山县矿冶生产的历史与现状，其中透露出的信息可通过与其他资料比对，确定其时间范围。从“资料”透露出的信息看，至少有五个方面可反映“资料”的系年：
第一，罗铜场采冶山泽铜反映的时间。“资料”显示，至嘉定十四年，罗铜场采冶山泽铜尚存，从乾道二年（1166）黄铜开采递减甚至中断，至淳熙八年才得以恢复，表明“资料”的系年在乾道二年以后。第二，淋铜沟槽数量反映的时间。“资料”载淋铜槽数变化为淳熙十三年之事，因此，“资料”的系年在淳熙十三年以后。第三，铅山县铜铅供应铸钱监反映的时间。早在乾道初，铅山县铜铅即已供应神泉监。绍熙元年（1190年），该职位被废罢，庆元三年（1197）八月，神泉监虽又复置，根据“资料”对该职记载，“资料”的系年不早于绍熙元年。第四，杨梅山铅场采冶反映的时间。杨梅山铅场采课多始自绍熙三年，因此“资料”的系年在杨梅山铅场罢采之前。第五，丰国监、赣州铸钱院兵匠衣粮反映的时间。按照三年一任的正常任期，丰国监、赣州铸钱院监官应在庆元元年至四年废罢，“资料”的系年最迟不晚于庆元四年。
综上所论，“资料”的系年应是绍熙元年至庆元四年间的某一年，而《永平志》初版的成书时间不迟于嘉泰四年，因此，“资料”在《永平志》初版中已经存在。《永平志》增修版既然包含了初版的内容，自然也包含“资料”。
“永平采作之法”对宋代矿冶研究的价值
首先是对矿冶生产技术资料的补缺与阐释。“资料”包含多种矿产资源的采冶技术和工艺流程，不仅对宋代矿冶生产技术资料具有填补空白之效，而且可补充、阐释其他相关记载。比如对铅、水银、颜料等生产技术资料的补缺；对金、银、铜、铁生产技术资料的补充与阐释等。其中涉及到对采矿安全防护措施、冶铁技术资料、胆铜生产技术资料的补充。
其次是对矿冶诸问题认识的深化。“资料”涉及铅山县各类矿冶生产的细节，其中不少内容堪称独一无二，有助于深化对宋代矿冶诸问题的认识。比如矿冶生产单位之间的关系、胆水浸铜设施“沟”之名与实、矿冶的经营管理等。尤其在经营管理方面，“资料”不仅揭示了官监民营矿冶的具体运作方式，甚至还能了解到国营矿冶内部的管理体系。对于国营胆铜生产的内部管理细节的记录，更是堪称迄今最完备的记载。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得出如下认识：
一、“永平采作之法”的资料来源。《铅书》“永平采作之法”的内容为南宋吴绍古所撰，最早出现在吴绍古所著铅山县志《永平志》，其成书时间不迟于嘉泰四年，但后来又有增修而书名不改，形成初版和增修版，而且后者包含了前者的内容。《铅书》所引《永平续志》与《永乐大典》所引《广信府永平志》，均有别于成书不迟于嘉泰四年的初版《永平志》，实为增修版《永平志》。《铅书》所引是出自《永平志》初版或是增修版中初版的内容，目前尚无法判断。
二、“永平采作之法”的资料系年。“永平采作之法”中罗铜场采冶山泽铜、淋铜沟槽数量、铅山县铜铅所供铸钱监、杨梅山铅场采冶以及丰国监，赣州铸钱院兵匠衣粮，均可在史料中确认其所反映的时间。时间的交叉为绍熙元年至庆元四年，其中的某一年即是“永平采作之法”的资料系年。
三、“永平采作之法”对宋代矿冶研究的价值。主要表现为三方面：第一，对宋代矿冶生产技术资料的补缺。“永平采作之法”中的铅，水银，青胆矾、朱，黄自土生产技术资料，皆为其他记载所未备。第二，对其他记载的补充与阐释。“永平采作之法”中的采矿安全防护措施、冶铁技术以及胆铜生产的“洗”“烹”环节，对其他记载有补充之效；胆土加工处理、淋取胆矾水设施的记载，对《大冶赋》有阐释之功。第三，有助于深化对宋代矿冶问题的认识。“永平采作之法”涉及铅山县各类矿冶生产的细节，其中不少内容堪称独一无二，有助于深化对宋代矿冶生产单位之间的关系、胆水浸铜设施“沟”之名与实、矿冶经营管理等问题的认识。
[说明：该文章刊发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24年第2期，摘编自《历史与社会（文摘）》2024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