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人生得意时，要读一读苏东坡；人生失意时，更要读一读苏东坡。又有人说：人生缘何不快乐？只因未读苏东坡。何以如此？答案要从苏东坡一生的失意与得意中找寻。
说到苏东坡的失意与得意，有人概括为仕途失意、人生得意。如果跟随苏东坡的脚步，细细品味其六十六载的坎坷行迹和常人难以企及的生命体悟，苏子瞻应该会对这一简单的概括报以一笑。
从表面上看，以世俗的眼光扫视，苏东坡的失意之处确实是仕途不得志，羁旅漂泊横贯北宋大半个版图。在朝廷党争的裹挟下，四十年为官之路，大起大落，身不由己；十余载贬谪生涯，忽南忽北，备尝艰辛。苏东坡在仕途上遭受的挫折，概而言之，有三：
一是正当前途一片光明，有如新星冉冉升起之际，遭到谗毁而外放。初入科场，苏东坡以诗赋文章一鸣惊人，得到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最高统治者宋仁宗的嘉许，认为有宰相之才，声名鹊起。其后，经过十年历练，在京师任职，得到神宗皇帝的召见，有机会走向权力中心，却因与变法派的矛盾，而遭小人莫须有的诋毁。心寒意冷之下，苏东坡请求外放。在当权者的排挤打压下，外放杭州任通判（论资历和能力，可任知州）。
二是正当在地方为民造福、乐在其中之际，身陷“乌台诗案”，脱险后被贬黄州。苏子瞻是豪爽的性情中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然而，诗词歌赋毕竟不是法律文书，“诗无达诂”，不同的人难免有不同的解读。苏子瞻的快意诗文也就被别有用心的党人所指摘。遭弹劾后，他囚禁在幽暗的御史台监牢中一百三十天，饱受诟辱，几乎丢了性命。在多方营救下，才得脱身，被贬到偏僻的小城黄州。
三是正当得以急流勇退、远离政治风暴中心之际，再次因文获罪，远谪岭表。早已厌倦了无休政争、无意仕进的苏东坡，身为常人仰慕的帝王师，却多次自请外放。好不容易获准外放为官，最终在刚刚使定州士兵人心安定、军容整肃之时，又遭小人故技重施，以苏轼以前起草的制诰、诏令中“语涉讥讪”、“讥斥先朝”加以弹劾，从而被贬岭海。赴任路上，朝廷五改谪命，先后谪迁当时认为是蛮貊之邦、瘴疠之地的英州、惠州、琼州（儋州儋耳）。
遭遇这些宦海恶浪，于仕子而言，无疑是大不幸、大不如意，但我们读一读苏东坡的诗文可知，他深感失意的并非个人的官职高低升降——在人人羡慕的高官厚禄、名望地位面前，他视若浮云、恬淡自处。对因才遭嫉、因诗得罪、因名惹祸的苏东坡而言，他的失意，一是“一肚子不合时宜”，在党争中进退两难，致君尧舜、功成身退的政治抱负无法施展；二是在政治上的大起大落，导致亲友聚少离多、乐少苦多，奄忽无常的生离死别亦不鲜见。
人生多艰，“不如意事常八九”。对于人格、文章垂范千古的苏东坡而言，同样如此。以上所言苏东坡的失意之处只是就其大端而言，对他这样“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的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一位瑜伽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一个月夜徘徊者、一个诗人、一个小丑”（林语堂语）来说，人生的失意之处更是如影随形。但无论面临何种困苦，苏东坡都能以其高度的自信、博大的胸襟、非凡的智慧，变“地狱”为“天堂”，从不如意中发现生命的意义、找到精神上的慰藉。这正是苏东坡的得意之处。这种得意集中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洞达佛学禅理之妙。苏东坡的父亲喜欢交游名僧，母亲更是笃信佛教。耳濡目染，苏子瞻从小便种下慧根、有了佛性。虽然他饱读儒家经典，在儒家思想的浸润中长大，以修齐治平为立身之本，“奋厉有当世志”（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满怀“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但他同时出入佛老，尤其喜欢寻访寺庙，与高僧大德交往，以超世的精神来纾解内心的挣扎与苦痛。这在他遭受贬谪之时，尤其是晚年表现得最为突出。他顺应佛教中国化的历史潮流，深通六祖慧能大师的禅学义理，却不以追求往生的净土宗为尚，自创了属于自己的精神乐土、甚至超越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仇池。在那里，“凡圣无异居，清浊共此世。心闲偶自见，念起忽已逝。”“不如我仇池，高举复几岁。从来一生死，近又等痴慧。”（苏东坡《和陶桃花源》）我们读一读他其他富有禅理和机趣的诗词，品一品《黄州安国寺记》等文章中齐得失、等荣辱、了物我的感悟，就能感受到他那不离世间、自娱自譬、大彻大悟的妙然境界。弘一法师所言的“自处超然，处人蔼然。无事澄然，有事斩然。得意淡然，失意泰然。”苏东坡在800多年前就做到了。
二是善行匡世安民之实。苏东坡为官，始终葆有一颗为民请命、仁民爱物之心。无论走到哪里，哪怕身处逆境，被贬到当时普遍认为环境凶险、条件恶劣的岭南，哪怕不再是大权在握的一方官长，而是“不得签书公事”的罪人，他“惟有悯农心尚在”，仍然时刻关心百姓疾苦，经常谋划着为民造福。其中最为人称道的包括一生为三个西湖操心，在杭州为西湖挡海潮、清淤泥，建成苏堤，在颍州与赵德麟同治西湖，在惠州出谋划策，慷慨解囊，助力修建西湖两桥；在徐州，果断决策，亲率兵民筑堤抢险，治理黄河决口，保一城黎民平安；晚年在儋州，兴办学府、讲学明道，开一代文脉，极大促进海南文化发展，赢得“东坡不幸海南幸”的赞誉。他以匡时济民、为百姓办实事做好事为人生快事。他动员广州知州王古，共同完成广州城引水工程，让全城贫富同饮甘凉，告别苦咸水。事后，他写信给王古，以之为“仕宦快意事”。这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公仆精神、实干精神永远值得我们敬仰和弘扬。
三是写尽诗意人生之美。诗文一次又一次给苏东坡带来始料未及的灾祸，所以他感叹“平生文字为吾累”，调侃“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初记可以休。何用草书誇神速，开卷惝恍令人愁。”但文章也是其一生的得意所在，他曾自称：“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何薳《春渚纪闻》卷六）晚年在《自题金山画像》这首近于佛偈的六言绝句中说：“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黄州惠州儋州，正是苏东坡文学创作的高峰期。在其长达四十多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东坡先生给我们留下了2700多首诗、300多首词、4200多篇散文，将人生的诸多失意变幻出无数新奇多彩的诗意，成为不朽的经典。总的来说，苏东坡的诗歌是由李太白、陶渊明而来，居于二者之间，同时参以禅心妙义，加上其无与伦比的才气和笔力，他就在诗艺上戛戛独造，别开生面，成为后人仰止的一座高峰。对于一般人而言，李太白是谪仙人，过于飘逸；陶渊明是真隐士，过于冲淡，只能心向往之。苏东坡则刚刚好，他既能为李白的天然俊逸，又不失陶潜的澹然闲静；他既能居庙堂之高，又能处江湖之远；既敢于嬉笑怒骂，又不离柴米油盐，最为贴近世间多数凡夫俗子，其诗、词、文也最能抚慰无数后来人。
四是坦露洒脱性情之真。苏东坡曾得意地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陶宗仪《说郛》引）他此言非虚。他不事虚伪矫饰，坦坦荡荡，至情至性，与王弗、王闰之、朝云相濡以沫的真挚爱情，与弟弟子由亲密无间、相扶相知的兄弟情，与儿子们如师似友、苦乐相伴的父子情，与形形色色、三教九流人物或深或浅但真诚的友情，渴望功成身退、回蜀居住，但又不得不四海为家、“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浓厚乡情，情情如佳酿，或醇厚，或柔和，或清冽，或甘甜，让人沉醉，回味无穷。但是，苏东坡又能超越世俗的情爱，例如他与情痴情种朝云之间的情感就超凡脱俗，达到了精神的共鸣与升华。世上为情所困的人儿，怎能不为之倾倒？又如，无论是汴京苏杭，还是穷乡僻壤，他的挚爱都会陪伴左右，他的身边都会很快聚集起一群年龄不等、身份各异、性情迥别的朋友，帮助他在贬谪生活中得到性情的解放，成就“人生的盛宴”。如此欢会，怎能不令人神往？他高尚的人格、高妙的谈吐、高超的文笔交相辉映，散发出永恒的魅力。千年之后的今天，谁不愿意有苏东坡这样一位师友呢？笔者曾即兴凑成一首七绝：饭后荔枝三五颗，助余酣梦会东坡。不求辞赋垂千世，惟愿超然共啸歌。即便不能一道笑傲山水，只是作为一个家仆，随他历经磨难，也满心欢喜。遗憾的是，大概因为修行不够、研读过浅、未有会心，东坡先生至今未曾入我梦中！
作 者：汪光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