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稳定极？

近日，《2024中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发布了一组数据：从2013年到2023年，全年地区生产总值超过1000亿元的“千亿县”，数量从9个增至59个，10年增加50个；2023年，59个“千亿县”以全国1.2%的陆地总面积、4.5%的常住人口，贡献了全国7.6%的GDP、10%以上的规上工业企业产值、10%左右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江苏昆山连续20年位居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榜首。图为昆山城区。新华社记者 李博 摄

“千亿县”背后，是我国的2800多个县级行政区。

县域是我国行政管理的基本单元，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的重要基础。

县域经济作为一个县的发展底色，是认识和定位县的重要参照，理解县域经济的发展逻辑，才能理解县域在国家与社会、城市与乡村中的角色和定位。

今天，我们分享两位学者对东中西部县域经济的观察与思考，了解县域经济发展的底层逻辑。

本文为瞭望智库书摘，摘编自《东西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年10月出版），原标题为《区域经济带与县域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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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具有突出特点的六大核心经济带分别是环渤海经济圈、东海经济圈、南海经济圈、西三角经济圈、长江中游经济带、黄河中游经济带，这些经济带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长江流域、京哈-京广线和陇海线等重要铁路沿线。

为方便分析，我们将中国的区域经济带简化为沿海经济带、长江经济带和黄河经济带，其中沿海经济带由最核心的长三角经济带、珠三角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和环渤海经济带构成；长江经济带由下游的长三角经济带、中游的中三角经济圈和上游的成渝经济圈构成；黄河经济带由山东半岛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和兰西城市群组成，实现东西的串联。

这三大经济带具有交叉性，为了表达清晰，按照人口和经济集聚程度，我们将三大区域经济带进一步具体化为东部沿海经济带、长江中上游经济带和黄河中游经济带。

不同区域经济带的城市经济发展逻辑不同，其县域经济的发展逻辑及发展样态也不同，理清不同区域经济带的城市发展逻辑，才能进一步分析城市经济与县域经济的关系及县域经济发展的底层逻辑。

详述之，在东部沿海经济带，经济体量大、经济密度高，形成多中心城市组成的密集经济带，嵌入其中的中小城市尤其是县城享受多中心城市的辐射效应，极大带动县域经济的发展。

尤其是在中心城市增长极化效应下，其低附加值的配套企业不断向周边生产要素价格低的中小城市迁移，县城由此为中心城市提供产业配套，成为东部沿海经济带产业体系中的一环，其县域经济虽然是以县为单位的，却高度融入城市经济发展体系，构成沿海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浙江省宁海县是新增的“千亿县”。图为2024年5月19日，游客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前童古镇品尝长桌宴（无人机照片）。新华社发（胡学军 摄）

与此相对，中西部内陆经济带经济体量不大，经济密度较低，在以省会城市为首位城市的经济虹吸效应下，形成单中心城市组成的分散经济圈。由此塑造的县域经济发展有两大特点：

一是由于中西部内陆地区自身经济发展水平有限，其带动的百强县尤其是“千亿县”占比不多。

二是中西部内陆地区的百强县多位于省会等中心城市内部及其郊区或者是资源县，其县域经济在大城市经济发展辐射的带动下，成为大城市产业链的下游，为大城市产业提供配套服务，或自身矿产资源比较丰富，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因此相对较高，此类型县的县域经济在本质上也是城市经济的一部分。比如，陕西省的神木市、贵州省的仁怀市、河北省的迁安市和内蒙古自治区的准格尔旗都属于资源县。

不同区域经济带的城市发展格局不同，隶属其中不同区位的县，受到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也不同，其县域经济的发展本质就不同。

如何理清不同县域经济的发展逻辑和发展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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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县域经济是以工业经济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工业经济是带动县域经济发展的核心推动力。

作为发展极的东部县域经济在城乡关系发展上塑造了城乡一体化发展样态，促进城乡关系融合发展；在家庭生计模式上塑造了全务工生计模式，提高家庭现代化发展能力；在城市化发展上塑造了就业导向的完全城市化发展模式，提高城市化发展质量。

首先，嵌入东部沿海经济带的县，一方面，其县域经济的发展作为大城市产业链的延伸，为大城市产业发展提供配套，与大城市共享要素集聚的红利和规模经济所形成的健全的市场配套体系，在降低发展成本的同时提升发展竞争力。这就使得此类县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次中心，辐射大城市直接覆盖不到的偏远乡村，成为联结大城市与乡村的经济贸易中心。

另一方面，其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次中心和发展极，在县域内部形成一个小规模经济体，形成对周边乡村的辐射和带动。县城作为所辖乡村的经济贸易中心，本就是乡村农民进城交易、就业、消费等的经济活动中心，在东部其不仅是经济贸易中心，也是经济发展中心，不仅为进城农民提供县域范围内的就业机会，同时也带动乡村小加工产业和家庭小作坊的发展，为留守在村的剩余劳动力创造经济发展空间。

其次，从家庭生计模式看，位于东部沿海经济带的县依托较好的区位和中心城市经济的带动，县域工业化发展水平较高。县域经济不仅构成中心城市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产业发展和分工的精细化，县域内部也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产业体系，且产业附加值不断提升。

这使得此类县域一方面创造很多的非农化就业机会，工业企业可以吸纳大量劳动力就业；另一方面则提供较高且具有一定梯度分化的工资水平，在县域务工的劳动力可以获得体面的工资收入。

具体而言，嵌入沿海经济带的县是典型的劳务输入大县，不仅吸纳本地劳动力，也广泛吸纳外地劳动力，使得沿海地区县往往形成本地、外地人口的倒挂，外地户籍人口甚至是本地户籍人口的2倍以上，聚集了大量的农民工和新市民群体。

就本地户籍人口而言，本地县城居民家庭一般是中年和青年两代人都嵌入县域正规就业体系中，老年群体嵌入县域非正规就业体系中，或基于较高的社保和村庄福利处于退养状态。

县域农民家庭一般是青年一代嵌入县域正规就业市场，中年一代进入县域非正规就业市场，老年一代留守在村务农或退养，形成以代际分工为主的正规经济和非正规经济结合的全务工生计模式，家庭的发展属性和发展能力很强。

最后，从城市化发展看，处于东部沿海经济带的县作为人口流入县，人口的大量流入在推动县域工业化发展的同时，也推动县域城市化发展。客观上，相较于核心大城市，位于城市经济带的县城房价相对较低，在不低的工资收入和持续的务工积累下，本地家庭普遍有能力在本地县城买房，部分外来务工人员也不断在当地安家落户。

这是无人机航拍的福建龙岩长汀县城。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 摄

东部县域城市化发展水平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城市化率较高。前面提到东部发达地区县城的家庭生计模式是全务工模式，在务工收入远高于务农收入的背景下，这种全务工模式塑造家庭较强的发展能力，通过代际合力基本实现本地人在县城买房，所以这类地区县域城市化率普遍较高，有的可达70%以上。

二是城市化发展质量较高，是完全城市化模式。这种县域城市化受较高的县域工业化发展水平的支撑，进城定居的农民家庭不仅可以获取稳定、体面的就业机会和工资水平，而且可以享受较好的城市公共服务，其实现的城市化就是一种完全的城市化，也即进城农民家庭体面安居的城市化。

基于此，此种嵌入东部沿海经济带的县依托经济发展将大城市和乡村联结起来，推动城乡关系、农民家庭和城市化的发展。

其关键在于充分发挥此类县作为发展极的作用，不断壮大县域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推动县域经济积极融入核心城市经济圈，承接大城市转移的人口、产业等，缓解大城市发展压力，并形成对乡村的更大带动作用，为更多进城人口提供就业和服务，为留守在村群体提供基本服务，实现城乡有机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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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分析第二类县域经济，可以理解中西部广大普通农业县的县域经济发展逻辑及其发展定位。伴随着县域城市化的发展，这类经济薄弱的普通农业县对农民城市化和城乡关系结构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首先，中西部普通农业县由于县城内部无法提供充裕的就业机会和较高的工资水平，进城买房的农民家庭难以在县城内实现体面安居，年轻一代仍需要去大城市务工，其在县城买房只是实现了居住的城市化。

这种城市化是一种未完成的“半城市化”样态，即农民家庭虽然通过进城买房实现了居住的城市化，却无法在县城体面安居，处于半融入状态。

无论是从城市化发展质量还是从城市化发展层级来看，县域城市化都是一种低水平的城市化，当有能力去更好的城市实现体面安居时，农民家庭将不断地从低水平的城市化向高水平的城市化转移。因此，此类县域城市化对农民家庭而言是一种过渡型的县域城市化。

2021年6月6日，在河南周口黄泛区农场九分场的麦田里，农机手操作收割机收获小麦。新华社记者 李安 摄

其次，中西部县域城市化多数是由公共服务牵引形成的，即农民家庭为享受更好的县城公共服务尤其是出于子代教育的需求而选择进城，教育竞争的白热化推动家庭进城陪读，划片入学与房地产市场的捆绑又倒逼进城农民家庭买房陪读。

模式从“半工半耕”的“一家两制”转变为“半工半耕伴读”的“一家三制”，即年轻子代在大城市务工，年老父代在家务农，年轻媳妇或年老婆婆在县城陪读。这种“一家三制”模式无疑提高了农民家庭的生活开支，县城成为纯粹消费型的场域，县城消费成为农民家庭最大的消费支出内容。

最后，县域城市化也塑造了城乡三元结构。在“一家三制”模式下，大城市是农民家庭的生产单元，乡村是农民家庭的保障单元，县城作为工业化薄弱、农业发展也不强的“非工非农”场域，构成了农民家庭的消费单元，但同时也是农民家庭的发展单元，农民家庭以县城为发展场域不断向上流动。由此，城乡关系从城乡两栖变为城乡三栖，农民家庭的流动从大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双向流动变成了从大城市到县城再到乡村的三线流动。

作为稳定极的中西部普通农业县，其发挥的稳定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农业县的核心是农业发展，县域作为地方服务业的中心，是农产品生产、加工、批发、销售等交易中心和服务供给中心，为农村留守劳动力提供农业生产的就业机会和收入，保障粮食安全的同时，也为农民家庭再生产提供价值和支撑；

其二，农业县的县域包含乡村，其基于集体土地制度的土地和宅基地的免费使用权为进城失败或者遭遇重大挫折的农民家庭提供进可攻、退可守的保障，使得中国农民家庭在城市化进程中没有落入城市贫民窟陷阱，同时具有较强的应对外在风险的能力；

其三，农业县也为农村老年人提供了低成本、高福利的生活，提升老年人养老的幸福指数。县域作为熟人社会为老年人提供再社会化的关系场域，同时农村土地等赋予的自给自足经济使得老年人能够低成本地实现自养。

在此意义上，中西部普通农业县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稳定极。

在共同富裕目标下，这并不意味着放弃中西部普通农业县的发展，其发展的关键是在承认客观经济发展规律和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困境的前提下，大力提升此类县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和供给水平，尤其是在教育、医疗方面，使得进城农民家庭可以享受与城市家庭同样优质的公共服务，为农民家庭人力资本再生产创造平等的机会和条件，使得农民家庭通过劳动力素质的提升不断向上流动，实现人均意义上的均衡发展，而非总量意义上的均衡发展。

基于此，只有建立与县域经济发展相适配的发展目标和发展规划，才能促进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

（本文中的表格均来源于《东西中国》一书，已获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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