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饶芃子逝世

文丨陈玉珊 玥杉

1935年元宵节，饶芃子出生于广东古城潮州的一个书香世家，她与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有同族的叔侄亲缘。饶芃子的父亲饶华从《辞海》里为她取了这个名字，“芃”指草木茂盛，寓意着希望、生机和活力。

饶芃子没有辜负厚望，她的人生诗意盎然、独具风范，她后来成长为岭南文化名家，也是暨南大学百年校史上第一位女副校长。她的学术青春长驻，在文艺学、比较文学、海外华文文学领域卓有建树，她跨界探索的激情和成就更令人叹服。

饶芃子说她受家庭的影响，从小就对文学有浓厚的兴趣。她的祖父饶少岩是早年上海公学的学生，外祖父戴仙俦是晚清秀才，曾就读于京师大学堂，也支持新文学，是潮汕一带知名的文人和书法家。

饶芃子的舅父戴平万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筹委和领导人之一，也是“左联”时期有影响的作家。她的母亲戴若萱热爱文艺，是早期潮安金山中学第一届招收的八名女生之一，二十几岁就被任命为潮安县第四女子小学校长。她的父亲饶华考入上海暨南大学中文系，成为著名词家龙榆生的得意门生，他在戴平万的引导下参加革命，转战南北。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潮州城沦陷，3岁的饶芃子随外祖父母乘船沿着韩江逃难，到外祖父的家乡潮安县归湖乡溪口村，在祖屋“敦本堂”生活了近8年。饶芃子四五岁时，便开始在外祖父的教导下读唐诗宋词，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都能整首背下来。饶芃子认为外祖母对自己的影响最大，她出身读书人家，雍容豁达、乐善好施。虽然饶芃子自幼与父母离散，但外祖父母用他们的爱填补了生活的残缺，让她能接受良好的教育，给她留下许多温馨的回忆。

抗战胜利后，饶芃子跟随家人迁回潮州城里的“双柑书屋”居住。她说11岁就开始阅读护花主人王希廉评点的插图本《石头记》，虽然当时无法理解书中的许多内容，但这部作品的诗意和悲情已深深地扎根在她的心中，孕育了她的文学梦想。

1947年，饶芃子考上潮安一中（现金山中学），她在课外大量阅读文学作品，除了中国的古典小说，也看“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常常为作家笔下那些不幸的灵魂哭泣。饶芃子还从学校图书馆借来雨果、狄更斯、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作家的作品，被世界文学名著中蕴含的博大爱心和人道主义精神所感动。饶芃子读初三时，潮汕平原解放，她报名参加学校组织的宣传队，经常写些短文登在班里和学校的墙报上，得到语文老师的表扬。

饶芃子升上高一后，负责编辑团刊《一中青年》，每周出版两期板报。当时她看了不少苏联文学的翻译作品，经常和班里几位爱好文学的同学交流读书心得，精神感到很振奋。高二下学期，饶芃子参加学校组织的下乡锻炼，学到许多书本以外的知识，回学校后就创作了短篇小说《谢祥婶》。在老师的鼓励下，饶芃子又写了短篇小说《他和她》和散文《在金山山麓的那边》，后者获得中学生优秀作文奖并刊登在小报上，这更使她坚定了要走文学之路的决心。

1953年，饶芃子为了圆自己的“作家梦”，考上中山大学中文系。然而开学第一周，学校就明确培养目标，是新型的社会主义文学研究工作者，饶芃子因此感到很失落。但经过一年的专业学习，她认识到自己的人生阅历浅，缺少从事文学创作的生活积淀和深刻体验。而中大文史两系名师荟萃，浓厚的学术氛围诱发了饶芃子的研究兴趣，于是她根据自己的基础，选择主攻中国古典文学。

饶芃子认为对自己教诲最多的是词学专家詹安泰、戏曲专家王起（季思）两位教授。在詹先生的悉心指导下，她的毕业论文《试论柳永的词》获优秀成绩。1957年，饶芃子留在中大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当助教，师从王起先生，主修宋元文学史。同时，她还修听了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为文、史两系青年教师开的“元白诗证史”课。先生们的学术造诣、治学精神和研究方法，在饶芃子心中内化成一种精神，一种与个人情感和生命相联系的追求，也为她日后在事业上保持积极进取的态度奠下基础。

1958年，暨南大学在广州重建，从中山大学抽调一批教师，饶芃子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由于工作需要，她担任中文系主任、著名文艺评论家萧殷先生的助手，并从古典文学转向文艺理论研究。饶芃子坦言：“对于这一改变，我曾伤心地哭了好几次，是萧殷先生的一席话打开了我的心结。他说文艺理论是探索文艺创作、文艺发展的规律，它的研究对象是古今中外的文艺现象和作家作品，有古典文学基础对领会和掌握文艺理论是很有好处的。你的那些古书依然有用，不需要用眼泪同它们告别。”

为了培养饶芃子对现实文艺问题的兴趣和敏感，萧殷先生要求她关注当时学界有争议的理论文章和文学作品，从中发现问题，进行辨析，提出自己的看法。于是饶芃子经常有针对性地撰写文艺评论，参加广东作家协会组织的活动，很快就提高水平，萧殷先生也称赞她终于“跳出学院派的樊篱”。1970年暨南大学停办，饶芃子调到广东师范学院（今华南师范大学）任教。

1978年暨南大学复办，饶芃子重返暨大。对她来说，真正的学术之路在这时才开始。改革开放初期，饶芃子对曾被视为“禁区”的一些文艺理论问题进行反思，发表《论形象大于思想》《形象思维是文艺创作的规律和方法》等系列论文，不同程度地引起学界的关注和回应。她以《广州文艺》等刊物为阵地，开展“社会主义时期的悲剧”等讨论，在当时国内的文坛引起很大的反响。

1981年，饶芃子协助萧殷先生成功申报文艺学硕士点，使暨南大学中文系成为国内第一批获得硕士点的授权单位，创点方向是“创作理论与批评方法”。她结合文艺理论教学，写了不少当代作家作品的评论，后来结集为《艺术的心镜》《心影》《文心丝语》等出版。饶芃子的文学评论真诚自然、清新婉约，是自己对作品诗性感悟的表述，是一种与作者文心的“对话”，因此她被学界誉为“诗性批评家”。

饶芃子还应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张大明先生之约，对左联重要作家、她的舅父戴平万及其创作进行调研，后来撰写出版《戴平万研究》（与黄仲文合作），填补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空白点。

回顾自己的学术道路，饶芃子说：“我所属的学科是文艺学，它是我学术研究的‘底座’，比较文学、海外华文文学是随着新的学科发展进程，在我的文艺学教研基础上生发出来的两个侧翼。”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中外交流日益频繁，比较文学在中国学界复兴。饶芃子说她得益于暨南大学中文系外国文学教授黄轶球先生的启蒙和北京大学乐黛云先生的推动，有机会参与这一历史性的学术进程，将比较文学的视野与方法引入文艺学研究，拓宽文艺学的学科内涵，推动其更新和发展。

1982年，饶芃子担任中文系副系主任，当时在文艺学中正面临难以突破的困惑，她认识到比较文学研究是新的学术意识的觉醒，也是文学研究走向世界的趋势，这就需要学者建立一种更为博大的文学观，站在世界的高度，在中外文化的交汇点上考察文学作品，探索差异性和共同规律。饶芃子决定在中文系引入比较文学，主攻“中西文学比较”，重点是中西戏剧比较研究，随后在文艺学硕士点增设“文艺理论与比较文学”方向。

1984年，饶芃子被学校任命为中文系主任后，由暨南大学主办的第二次全国性的比较文学讨论会，就在广东学界点燃了比较文学之“火”。1985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饶芃子当选第一届常务理事。1986年，饶芃子发起成立广东省比较文学研究会并当选为副会长。此后的十年间，她参与组织五次学术年会和三届“粤港闽比较文学研讨会”，大大推动比较文学在广东地区的发展。1990年，饶芃子当选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后来连任多届。

为了适应学科建设的需要，饶芃子主持国家教委“七五”规划项目，于1989年主编出版《中西戏剧比较教程》。该书从整体架构和内部观点都是“白手起家”，被知名学者谢天振教授称为中西戏剧比较的“拓荒之作”，获全国首届比较文学优秀图书教材二等奖、国家教委第二届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此后，她的学术版图继续延伸，应约主编出版专著《中西小说比较》和《中国文学在东南亚》。

饶芃子担任暨南大学副校长不久，受王元化先生委托，由暨大承办全国第一次“《文心雕龙》国际研讨会”。她因此认识到中西比较诗学与文艺学有密切联系，应当借助它来推动文艺学的发展。1993年，饶芃子领衔成功申报暨南大学文艺学博士点，在国内首创“比较文艺学”方向，这是当时长江以南第一个文艺学博士点。她同时被国务院学位办批准为博士生导师。

1999年，饶芃子带领学术团队出版专著《中西比较文艺学》，以跨文化的诗学立场考察所选取的论题和范畴，为中西诗学的互识、互补，为建立更具世界性的现代文学理论探索道路。该书是国家教委“八五”人文社科规划项目，后来被列入“新中国60年广东文学精选丛书”再版，是这套丛书中唯一的文艺理论著作。

2015年，饶芃子与乐黛云等九人获得“中国比较文学终身成就奖”，获奖者均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在中国比较文学界，一度有“北乐南饶”之说，可见饶芃子对中国比较文学的开拓之功。

饶芃子具有敏锐的学术意识和眼光，能不断地把握学科发展的前沿动态，与时俱进地扩大研究领域。而她与海外华文文学的结缘，跟暨南大学的侨校特色和学科优势密切相关。

20世纪70年代末，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在学界兴起，暨大中文系率先成立台港文学研究室，1982年举办全国首届“台港文学研讨会”，饶芃子就开始关注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参加组织这个领域的学术活动，参与主编《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大辞典》。

1993年，饶芃子主持“华文文学研究机构联席会议”，与会代表达成共识：应努力促使海外华文文学成为一个富有文学独立价值的学科。随后召开的第六届“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更名为“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并成立“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筹委会”，饶芃子当选常务副会长。她认为这标志着新的学术观念在汉语学界出现——汉语文学是世界性的语种文学之一，应建立世界华文文学的整体观。

此后，饶芃子就致力于开启海外华文文学的诗学研究，为其作为一种“学科”的存在进行学理论证，发表了《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意义》等论文。饶芃子也敏锐地认识到海外华文文学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与比较文学有天然的学术联系，于是倡导把比较文学的视野和方法引入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打通海外华人的华文文学与非母语文学研究。她的著述后来结集为《世界华文文学的新视野》《比较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世界文坛的奇葩》等出版。

饶芃子还率先在文艺学博士点开设“跨文化视野中的海外华文诗学”方向。她认为对中国学者而言，海外华文文学的诗学研究不仅是一个极具民族特色、通向世界的文论领域，也是一个比较文学视野下应该去拓展的文化诗学领域。这为当时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打开新思路，也为比较文艺学寻找到新的研究对象和阐释空间。

饶芃子的学术主张得到乐黛云先生的支持，她在1996年“中国比较文学第5届年会”的总结报告中，就指出“海外华文文学是比较文学即将要去拓展的领域”，后来“海外华人文学”还被列为“中国比较文学学会20年来的学术开拓和创获之一”。

2002年，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获民政部批准成立，饶芃子被推选为会长，会址设在暨南大学文学院。她在8年两届的任期中，主持这一领域的各种学术活动，促进海内外同行的交流合作，推动海外华文文学的学科建设。

为适应国内高校教学的迫切需要，饶芃子领衔主编出版《海外华文文学教程》（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入选教育部第一批“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书目。这也证明海外华文文学作为一个新兴学科，已得到教育部的认可和支持，进入国家的教育体制。

2011年，暨南大学以饶芃子为首席专家的团队，申报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这是以百年的历史长度，对海外华文文学进行多角度综合研究的开创性课题，历时10年完成。2023年，饶芃子获颁“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学术贡献奖”。

饶芃子原本无意“学而优则仕”，但因工作需要和组织安排，担任暨南大学副校长八年，主管学校的文科科研与研究生教育工作。1987年，饶芃子上任后即带队进行调研，了解国内重点大学的学科建设情况，借鉴国外大学的办学经验，提出“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发展思路。她主张发扬华侨学府的优势，突出特色，推进东南亚、港澳地区等相关学科的建设，并为对外招生开辟渠道。

1988年，饶芃子得知国家出版总署将在全国高校增设10家出版社，就向校长提出前往申请。她迅速整合学校的学术成果和编辑力量，亲自带队到北京参加申办论证会，她强调暨南大学作为“侨校”成立出版社的意义和为海外华人服务的宗旨，在100多所高校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暨南大学出版社成立时，她还兼任第一任社长。

饶芃子具有高瞻远瞩的眼光和开拓进取的锐气，且办事雷厉风行。在她的推动下，暨南大学成为全国工商管理硕士点（MBA）的试点高校之一，中文系被评为首批“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她还倡议成立暨南大学艺术中心，得到林墉等书画名家的响应，为后来建立艺术学院打下基础。

与学者、副校长的身份相比，饶芃子更看重的是自己的教师身份。她说在她的记忆中，最明媚的春光是在课堂上，最有活力的是学生的形象。她从不把学生当作生命中的匆匆过客，而视为自己精神生命和学术生命的延续。

饶芃子对自己严格要求，每堂课都认真投入，每次讲同一门课也要增加新鲜的内容，她说：“我不能交给学生发馊的东西。”饶芃子很擅长即兴演讲，铿锵婉转的语调，亲切生动的神采，敏捷开阔的思维——她就在讲坛的方尺之地，将自己的禀赋与才情发挥到极致。

对于高学位的教育，饶芃子总是根据学生的知识背景和人生立意制订方案，不仅因材施教，也注重方法论的指导，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创新意识。她从招生考试到课程设置，都会充分考虑港澳研究生的基础和专长，论文题目多从其居住地的文化资源中选取。她鼓励学生把观点写成论文，经常亲自批改，积极推荐发表，并带他们参加学术会议交流。饶芃子还重视人格的完善，教导学生要“大气学养”，对国家和社会都应有一种终极关怀。

从教65年来，饶芃子教过29届本科，培养了数十位硕士，57位博士，2位博士后。她多次获得优秀教学成果奖，她的学生毕业后大多成为各个领域和地区的栋梁之材。

为庆祝饶芃子执教四十周年和七十华诞，暨南大学出版社先后出版文集《师道悠悠》与《正月十五》。正如华侨大学校长贾益民教授在《正月十五》的序中所说：“饶先生具有良师们共有的特质：富于创造力的思想和独特的个人魅力。饶先生热爱自己的工作，用生命诠释文学，把教书变成了一门艺术；她并不是一味灌输知识，而是激起学生求知的热望，教会学生如何去发现和创造。”

“我行其野，芃芃其麦。”饶芃子长期以来在学科交叉的边缘地带开拓和耕耘，如今桃李芬芳，蔚然成林。对饶芃子而言，文学是崇高、圣洁的事业，具有生命的依托感。她以一颗天然的文心，感应着伟大作品的回声，她以岭南文化名家的优容雅量和大气学养，顽强地塑造了一代知识女性的美好形象，给后学以榜样，给世人以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