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语境中的1961年美国黑人自由乘车运动及其影响
谢国荣：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数十年间，美国黑人在公共交通领域遭遇着严重的种族隔离。美国黑人为打破公共交通中的种族隔离进行了长期的斗争。1961年春，詹姆斯·法默利用冷战的国际语境发起自由乘车运动，该运动在美国种族隔离最严重的地区造成一种危机四伏的局面，使得民权斗争更加激进，进而影响影响了肯尼迪政府的政治决策，迫使美国政府把民权改革作为头等大事。
肯尼迪政府的民权承诺与自由乘车运动的酝酿
1960年的入座运动方兴未艾，美国黑人又发起新的民权抗争活动即自由乘车运动，后者的出现与约翰·肯尼迪致力于保障黑人民权的政治承诺密切相关。当现任总统艾森豪威尔试图与黑人的入座运动保持距离时，肯尼迪则在大选期间公开支持入座运动。就任总统后不久，肯尼迪在1961年2月25日参加民权委员会第三届学校转型年度大会时强调，“我们的公立学校系统必须得到保护和改善，因为我们作为一个自由国家的生存取决于它。现在不是以任何理由关闭学校的时候，更不能以种族歧视的名义关闭学校。”不久，设立公平就业实施委员会。肯尼迪的竞选承诺执政后的公开表态和采取的举措，点燃了美国黑人的希望。
1960年12月，美国最高法院在博因顿诉弗吉尼亚案中判决，禁止在从事州际交通的运输工具中实施种族隔离，同时废除巴士终点站中的种族隔离。1961年2月1日，在肯尼迪总统宣誓就职约两周后，法默在纽约宣布了自由乘车运动的计划。1961年3月13日，法默向全国呼吁，号召志愿者们开展穿越美国南部州的自由乘车运动，挑战州际交通中的种族隔离。随着麦卡锡主义退潮，亚非拉地区民族独立浪潮的兴起，美、苏在这些地区竞相争取以有色人种人口为主的新独立国家加入自己的阵营，而美国的种族歧视和隔离问题则对美国的冷战战略构成威胁。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也认识到，要维护美国在冷战中的道德权威，增强美国民主的吸引力，就必须保障国内少数种族的公民权利。但美国政府和主流媒体最初对自由乘车运动毫无兴趣，他们认为太空之旅是美苏冷战的前沿领域，其重要性远超自由乘车运动。
自由乘车运动与危机四伏局面的形成
在每一辆载有自由乘车者的巴士中，至少有一对黑人和白人坐在一起，且有一名黑人坐在前排，其他人则分散就座。1961年5月14日，自由乘车者进入南部黑人中心地带的亚拉巴马州。他们来到该州的安尼斯顿时，遇到严重的种族暴力。当他们到达伯明翰后，又有一伙白人暴徒在那等待，这些暴徒手持武器，当自由乘车者走进白人候车室后，立即遭到这群白人暴徒的袭击。亚拉巴马州的白人社会不仅通过暴力阻挠自由乘车运动，还试图动用司法武器禁止自由乘车抗争。1961年5月17日，由争取种族平等大会所组织的两支自由乘车队伍只得宣告解散。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接过接力棒，决定继续自由乘车运动。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在恢复自由乘车运动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威廉·马奥尼是霍华德大学的学生，他决定和非暴力行动小组其他成员一起继续自由乘车运动，在前往蒙哥马利的路上，自由乘车者随即陷入暴徒的包围，约翰·刘易斯被打得昏死过去。1961年5月24日，这两辆巴士抵达杰克逊市车站，27名自由乘车者在下车后径直走向白人候车室，但遭到当地警察拒绝。这些自由乘车者在抗争时，被强制送到等候的警车上。1961年6月中旬，杰克逊的监狱挤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自由乘车者。种族隔离主义者也未能阻止自由乘车运动。
冷战考量与肯尼迪政府的危机应对
非洲黑人与美国黑人相互激励，声援对方的斗争，使得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与美国的民权运动紧密相连。因此，肯尼迪政府不得不关注国内的种族问题。自由乘车运动将美国交通中的种族歧视和隔离问题完全暴露在世人面前。出于对种族问题会让美国国际形象受损的担忧，司法部不得不介入其中，保障黑人旅行的平等权利。蒙哥马利种族暴力事件爆发之际，恰逢肯尼迪总统即将进行任职以来的第一次外访。肯尼迪总统希望利用自己的第一次外交访问，把全世界的注意力从猪湾事件上引开，并把自己树立成“一个自信和有成就的世界领袖”。随着民权危机的加深，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认为，如果自由乘车者不愿意听从美国政府的理智意见有所收敛，就必须承担政府不顾损耗国际形象也要对他们强硬的后果。攻击自由乘车者的种族暴力对美国国家形象和外交利益造成灾难性的影响。迫于各种压力，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在1961年5月29日向美国州际商务委员会提出请求，颁布禁止在州际交通设施中实行种族隔离的规定。9月22日，经过数月的激烈讨论，美国州际商务委员会发布一项命令，禁止州际长途巴士上的种族歧视，明确规定州际长途巴士不得按照种族、肤色、信仰或国籍设定座位。
自由乘车运动的历史遗产
争取种族平等大会通过组织自由乘车运动发展和壮大了自己。自由乘车运动被人们称作是公路上的“入座抗议”，其实它比入座运动更具挑战性和危险性。参加自由乘车运动的青年学生朝气蓬勃，富有理想、抱负和责任心，比较自信，希望在民权斗争中有所作为。
自由乘车运动废除了美国州际交通中的种族隔离。志愿者们以自由乘车的方式，将州际交通和旅行中的种族隔离、不公正和种族暴力展现给美国民众和世界人民，从国内和国际两个维度，继续向美国政府施压。
自由乘车运动对美国民权运动的重要性是不可估量的。它把民权运动的过去与未来结合起来，把民权运动的策略与灵魂结合起来。自由乘车运动还更具多样性，其参与者超越了组织、地区和种族的界限。
自由乘车运动激发美国青年学生投身民权运动，把社会抗争带到南部腹地州。自由乘车运动表明，即便是在美国南部腹地州，民权运动也可以取得胜利。这对民权运动的参与者来说是一种巨大的鼓舞。
自由乘车运动迫使肯尼迪政府把注意力放在黑人民权改革上，而不只是专注于冷战外交。自由乘车运动也存在历史局限性。肯尼迪总统虽然口头上支持黑人民权，但对自由乘车运动却毫无热情。他并不希望自由乘车者以种族融合的方式乘车穿越南部腹地州，因为这种社会抗争会招致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暴力报复，其结果将会严重损害美国的国际形象，给美国政府“造成政治上的麻烦”。
总之，美国政府这种“冷却”民权运动的做法和地方政府效仿黑人的“非暴力”方式应对，使得1961年至1962年的奥尔巴尼运动遭遇失败。为打破这一局面，美国黑人将斗争重心重新回归到直接行动，在展示种族隔离的非正义性和激起国内外进步力量对种族主义的谴责上寻求突破，终于迫使联邦政府进行民权立法。
[说明：该文章刊发于《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摘编自《历史与社会（文摘）》2024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