慷慨悲歌的燕赵故事、满城汉墓的大汉绝唱、匠心制器的妙手点化，走进河北博物院，过往历史中的高光悲壮以及巧夺天工的高超技艺，都在这里被一一典藏。
风萧萧兮易水寒——燕赵几多慷慨悲歌
河北，惯称“燕赵大地”，春秋战国时此地尤见风采，“燕南垂，赵北际”，千秋凛然，古今留声。
展厅里陈设着一件“巨无霸”门环——透雕龙凤纹铜铺首，它通高74厘米，重21. 5公斤，造型是一只怪兽口衔圆环，其中兽面被认为是传说中的饕餮形象，饕餮额上站立凤鸟，凤爪踩蛇身，铺首两侧各有一条曲身向上攀爬的龙，是目前我国目前所发现的最大战国时期铜铺首。据推测，这件古建筑构件原本应用在燕国宫殿的大门上，不难想象，与之相配的宫殿又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
公元前1044年，周武王为加强东北边陲统治，封弟弟召公奭于燕地（今北京房山琉璃河一带），建立燕国。这里地处苦寒之地，强敌环伺，司马迁在《史记》中形容：“燕北迫蛮貉，内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
严酷的生存环境，迫使燕国曾几易都城，直至燕文公迁都燕下都才算安定下来。但距离燕国崛起则还要等上一段时间，直至燕昭王登上历史舞台，才改变了燕国在诸侯争霸赛中始终默默无闻的状态。
燕昭王曾作为质子在邯郸生活，他亲眼见证了赵武灵王的宏图伟业。回到燕国后，他励精图治、求贤若渴，筑黄金台招揽天下英才。经过28年的韬光养晦，国力大增。公元前284年，燕昭王任命乐毅为上将军，借助五国之兵，合力攻打齐国，一战攻下70余城，天下为之震惊。
历史总是充满巧合，就在燕国走向鼎盛的时候，易水另一畔的近邻赵国，在一代雄主赵武灵王的带领下，变法图强、广开疆域。
不同于最初被分封于北疆的燕国，赵国起源于一个人们耳熟能详的典故“三家分晋”。赵国始祖造父，因征伐徐国有功受封于赵城。周幽王时，投晋为臣，又历经数代，周威烈王时封赵籍为侯，赵国正式立国。
在赵国的历史上，邯郸总是形影相伴，自公元前386年赵敬侯迁都邯郸，这里一直是赵国的经济、政治中心，也是战国的文化、学术中心之一。古城邯郸以一己之力贡献出了1584个成语。完璧归赵、负荆请罪、邯郸学步、沙丘宫变、胡服骑射……展板上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成语皆出自邯郸。
胡服骑射描述的是赵武灵王革新图强的故事，这不仅是我国古代军事史上的一次大变革，也在极大程度上改变了赵国的命运。不出数年，赵国疆土，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收率天下以摈秦，秦兵不敢出函谷关十五年。”
就在燕赵崛起的前后，夹在他们中间的一个小国——中山国也在悄然崛起。中山国是由白狄族鲜虞部建立的千乘之国，由于史载缺略，2000多年来鲜为人知。直至20世纪7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河北省平山县勘探了中山国都灵寿古城，这个神秘古国的面纱才被逐渐揭开。
从春秋立国，中山国的命运就起伏不定，经历几次国灭，却又奇迹般地复国。至王厝统治时期，中山国实力达到鼎盛，于公元前323年与韩、赵、魏、燕共同称王，史称“五国相王”。王厝称王后的第九年，中山国得燕地“方数百里，列城数十，克帝大邦”。这一成就，被王厝用最美古文字“中山篆”印刻在展厅里“中山三器”之一的铜方壶上。此时的中山国，“错处六国之间，纵横捭阖，交相控引，争衡天下”，遂有“战国第八雄”之称。
只是燕赵大地上的高歌似乎注定了悲壮的结尾，展馆里的历史长廊，不仅铭记了王图霸业的高光时刻，也吟诵着慷慨悲歌的苍凉悲壮。
当北边的赵国正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政策下强大起来时，中山国却在“悲歌慷慨”。少有人知的是，慷慨悲歌最初说的既非燕也非赵，而是中山。《史记》记载：“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这是“悲歌慷慨”一词的首次出现，描绘的是中山国人的音乐特色——情绪激昂地放歌，抒发悲壮的胸怀。
公元前296年，中山国被赵国所灭，而赵国也在几十年后遭遇长平之战，被秦军坑杀40余万战俘，自此元气大伤，一蹶不振，公元前222年，秦灭赵。
而滋养着燕下都的易水，需要铭记的似乎更多一些。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公元前227年，燕下都武阳城旁的易水河畔，燕太子丹一行人为壮士荆轲送别，高渐离击筑，荆轲和之，他深知此番刺秦再无归期，此行即为永别的绝唱：“探虎穴兮入蛟宫，仰天呼气兮成白虹。”
荆轲刺秦失败后，其好友高渐离也辗转踏上了与荆轲同样的刺秦道路，并最终失败，正所谓“其事虽不立，千载为伤心。”
唐代韩愈执笔对此作了总结：“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在后世的流传中逐渐演化为“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的说法。
金缕玉衣与长信宫灯——满城汉墓的大汉绝唱
提起汉中山，大部分人对其兴衰史或许不甚了解，但展厅里的两件代表文物——长信宫灯与金缕玉衣却家喻户晓。
1968年5月22日，河北满城县陵山，战备施工中偶然发现了两座千年古墓，墓葬规模宏大，未经盗扰，两墓的墓主人被证实为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和王后窦绾。
刘胜是汉景帝刘启之子，汉武帝刘彻庶兄，也就是三国蜀汉皇帝刘备常提及的先祖。汉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刘胜被封为西汉中山国第一代王，时年约15岁，都于卢奴（今定州市）。《史记》中关于这位藩王的描述只有寥寥数语，称其“乐酒好内”，但其实刘胜极擅文赋，有《闻乐对》《文木赋》存世。
风流奢靡的靖王刘胜，是大雄风华的另一重演绎。展厅入口处的“擎灯侍女”便是见证，它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长信宫灯”。
长信宫灯出土于窦绾的墓室中，造型为一名跪地执灯的年轻宫女，“人即为灯，灯即为人”，整体形态浑然天成。它的得名源于身上的铭文“长信尚浴”，这表明它曾在窦太后长信宫内使用。此外，灯身还有“阳信家”“今内者卧”等铭文，这表明它曾流转过至少三任主人。
长信宫灯之所以能够成为镇馆之宝之一，被誉为“中华第一灯”，这不仅在于其独一无二、稀有珍贵，更在于它精美绝伦的制作工艺和巧妙独特的艺术构思。
长信宫灯的灯盘设有手柄，转动时带动遮光片调节光的角度和亮度，点燃后，烟气沿着袖管进入灯体空腔，在内腔流动时遇冷下降，不再四处弥散，而且整灯可轻松拆解为7个部件，便于清理。这不仅是那个时代既实用又时尚的新品，更被后世欣赏借鉴，2022年北京冬奥火种灯灵感亦来源于此。
鎏金车具、华丽幄帐、巨大酒器，展厅里的这些文物生动再现了刘胜夫妇生前的奢华生活，而金缕玉衣则表明了他们死后也极尽哀荣。
“汉帝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如铠甲，连以金缕。”这是西汉《西京杂记》中关于汉代帝王下葬的记载，在汉代，人们深信玉能使尸体不朽，一些贵族死后常穿上一种用玉片和金属丝编缀而成，形似甲胄的殓服，名为金缕玉衣。
刘胜夫妇墓中出土的两套金缕玉衣，是我国首次发现的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汉代金缕玉衣实物，真实反映了汉代“事死如事生”的厚葬习俗。虽然金缕玉衣没能使他们永生不死，但那超越时代的技艺却惊艳后世。
刘胜的金缕玉衣使用了2498片玉片，1.1千克金丝，最小的玉片用在手套上，与指甲盖等大的玉片质地既硬且脆，上面的钻孔直径最小的仅有一毫米，穿过这种小孔的金丝与头发丝一般粗细，有人测算在当时一个技能娴熟的玉匠，至少花费10年时间才能制作这样一件金缕玉衣。
凝视展厅里的这些文物，让人不禁感慨，王侯将相、风云霸业消失在历史长河里，而工匠创造的艺术品却在美与真中得以永恒，永远闪耀着中华文明之光。
曲阳石雕——惠世天工
人来人往中，满城汉墓展厅中那几件琢刻石俑静静伫立着。它们的五官、衣纹雕刻简单，看似古拙质朴，却代表了这片土地上另一种享誉世界的工艺——曲阳石雕。
从河南龙门石窟、山西云冈石窟到故宫、天坛、明清皇家园林，曲阳石雕都不可或缺。
曲阳，位于太行山东麓，境内有一片钟灵毓秀的山，名叫黄山。据《曲阳县志》载：“黄山自古出白石，可为碑志诸物，故环山诸村多石工。”这里盛产的石料洁白晶莹，脂润坚韧，是雕刻用石料中的上乘之选，世间所称汉白玉即源于此，汉武帝赞其为“雕刻之乡”。
曲阳石雕始于汉，兴于唐，盛于元，绵延2000余载，而刘胜墓中的石俑便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曲阳石雕。在河北博物院十大常设展陈中，《曲阳石雕》便位列其中之一。
从北魏的“秀骨清相”到东魏的“和蔼可亲”，再到北齐的“肌体丰圆”，眼前的这些佛教造像源自北朝，这一时期佛教兴盛，曲阳石雕的佛教造像达到相当高的艺术水准，成为北方佛教造像中心。
到了隋唐五代时期，曲阳石雕趋于纯熟自然，隋代造像延续北齐风格，衣纹更趋简化，而唐代造像则一改前朝风格，呈现出丰满健康、高度个性化和写实性的特点。
元朝定都北京，为曲阳石雕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空间，雕刻重心由此转向建筑装饰领域，影响深远。当时还涌现出了杨琼、王道、王浩等一批杰出的民间雕刻艺人，今天人们看到的天安门金水桥，其蓝本便是杨琼为元大都建造的周桥。
明清时期，曲阳石雕工艺更加精湛，故宫断虹桥、清西陵丹陛石、卢沟桥石栏柱头石狮等，无不显示出曲阳石雕的精湛技艺，几乎达到登峰造极之境，以致“天下咸称曲阳石雕”。
新中国成立后，曲阳石雕技艺又接连应用于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赵州桥重修雕刻等重大国家工程。特别是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数十名曲阳石匠以石载史，以技凝魂，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浴血奋斗的艰辛历程定格在10幅汉白玉浮雕上，“璞赋生命、雕琢精神”也成为曲阳石雕艺人至今口口相传的追求。
河北先民遗留下来的器物凝结着历史记忆，让我们得以真正了解大河之北的低吟沉思，这里有燕国、赵国、中山国留下的无数上下求索、有他们慷慨悲歌的历史时刻，有匠心制器的妙手点化，共同构成人们对这片土地自古及今的深沉记忆。
图片：胡春明 常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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