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速递 | 中国共产党生产力理论的百年建构和逻辑演进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都高度重视生产力问题，并在长期实践中推动生产力理论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立足新发展阶段，深刻总结生产力发展规律，继承了党在各时期的生产力理论精髓，创造性地提出新质生产力理论。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9月上旬在黑龙江考察时提出“新质生产力”的概念。①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阐释了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和维度，确立了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框架。2024年3月5日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从方法论上为全国各地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指导。

新质生产力理论与历代党的领导人所提出的生产力理论一脉相承，是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长期实践中总结和升华的智慧结晶。目前学术界围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周文和许凌云，2023；刘伟，2024；方敏和杨虎涛，2024）、要素特质（李晓华，2023；黄群慧和盛方富，2024）、生成逻辑（任保平，2024）、时代价值（高帆，2023）、实践路径（程恩富和陈健，2023）、培育发展（刘志彪等，2023；洪银兴，2024）等关键问题作了许多建设性研究，但是对新质生产力的历史渊源尚未做出深入探讨。新质生产力理论的形成有其厚重的历史积淀，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高瞻远瞩的发展眼光。少量文献讨论了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历史逻辑（张江和周玲，2005；孟捷和韩文龙，2024），或者从新质生产力的某一维度探讨了中国共产党经济和生态建设的百年实践（刘志阳和庄欣荷，2021），但是并没有系统地梳理中国共产党生产力理论的发展脉络，也没有将党已有的生产力理论与新质生产力理论进行纵向比较，未能厘清中国共产党生产力理论的阶段性特征和演进逻辑。

本文从历史演化角度梳理中国共产党生产力理论的百年演变脉络，系统研究新质生产力理论形成的历史渊源。研究发现：中国共产党生产力理论的发展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萌芽发育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初步形成阶段、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稳步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创新深化阶段。中国共产党生产力理论主线经历了“注重生产关系变革—强调生产力增量发展—重视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转变，对生产力构成要素的认识从注重传统生产力要素的发展，向强调新型生产力要素升级及其组合优化转变。新质生产力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本文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拓展现有研究。第一，从历史演化视角讨论中国共产党生产力理论的发展脉络，归纳各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生产力理论的阶段性特征，对比党的已有生产力理论和新质生产力理论，论证了新质生产力的历史继承性和创新性。第二，探讨了中国共产党生产力理论的演进逻辑，从理论主线和理论要素创新维度上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生产力理论发展规律，拓展了研究生产力思想演化的新思路。第三，总结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的历史经验，发现不同历史时期生产力发展的共性规律，明晰了中国共产党生产力理论创新的实践意义。

中国共产党生产力理论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精髓同时，又根据中国国情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进行了丰富和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是构成生产力的三要素。劳动者是生产力构成要素中的决定性因素，一切科学技术都由劳动者创造，也由劳动者操作。劳动资料是生产力的物质基础，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用于改造劳动对象的一切物质工具。劳动对象是劳动者通过劳动资料将劳动施加于其上的事物,是被劳动直接加工改造的对象。①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有机结合形成了社会生产力。②中国共产党始终以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为指导，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优化生产力各构成要素，变革和调整生产关系，积极探索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中国方案。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生产力建设实践中积累一系列宝贵经验，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为新质生产力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的着眼点和主要方向都是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保障根据地军需民用，为最终夺取政权提供物质基础。党在根据地建设中积累了发展生产力的经验，并形成了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系统性认识。

第一，开展土地革命，变革生产关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农民长期受到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土地是农民生活的主要来源，发动农民的根本举措是对土地所有制度的彻底变革，保障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土地革命政策，逐步瓦解旧社会生产关系，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为革命胜利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和群众基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推行土地革命，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巩固红色政权；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推行减租减息政策，缓和农民和地主间的矛盾；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广泛发起土地改革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废除封建和半封建土地所有制。中国广大农民群众分到土地，生产和革命热情空前高涨，有力地支援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斗争。

第二，以支援武装斗争为目的发展根据地的生产力。武装斗争是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出路。只有革命斗争的顺利进行，才能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因此，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是支援武装斗争，消灭外国侵略势力和国内阶级敌人。党的领导人认识到经济工作对于支持革命战争的重要性，只有发展根据地的生产力，才能为赢得革命胜利打下物质基础。党在根据地生产力的建设中，一方面注意满足人民群众日常生产生活需要，另一方面着力发展军事相关工业，支援人民军队打击侵略者和阶级敌人。土地革命时期，苏维埃政府在进行土地改革的同时，积极发展兵器工业，建立官田中央兵工厂，支持红军打击反动军队。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根据地人民开展了延安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战胜了日本侵略军，突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

第三，坚持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同时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毛泽东同志指出要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在私人经济不越出政府法律范围之外的情况下，提倡和奖励私人经济的发展。在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营经济保证了生产力发展质量和稳定性，有效抵御敌对势力对根据地经济的破坏，捍卫了根据地的经济安全。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支持合作社经济和私人经济的发展，发挥了各类有利要素在生产力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更好地满足了根据地军民的生产生活需求，为革命斗争筑牢物质基础。中国共产党在发展生产力中主次分明，灵活包容，取得了良好的根据地经济建设成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受到国内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破坏，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武装夺取政权、消灭阶级敌人、争取民族解放。因此，在这一特殊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上受到反动势力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限制，党的生产力理论更多是基于根据地建设经验总结，未能在全国范围内予以实践，因此理论体系并不成熟。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十分严峻。从国内经济形势上看，我国生产力水平仍然比较落后，社会上还存在大量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从国外政治局势上看，帝国主义封锁、孤立新中国，企图把新生人民政权扼杀在摇篮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为了稳固人民政权和保护革命成果，系统性地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

第一，加快生产关系变革，解放生产力。毛泽东同志承认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但是他一直强调必须重视生产关系的研究（张俊国，2006）。毛泽东同志曾说：“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经历了长期革命斗争，毛泽东同志常用革命的眼光看待生产力发展问题。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同志的生产力理论更侧重于强调生产关系变革，破除旧社会生产关系，扫清生产力发展的制度障碍，建立新生产关系。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没收官僚资本、镇压反革命等工作，从根本上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加快了国民经济恢复。国民经济恢复后，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三大改造”，积极变革生产关系，建立社会主义制度。随着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提出，党的根本任务从解放生产力向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转变。毛泽东同志根据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对生产关系变革和生产力发展的关系进行适时调整，为新中国初期生产力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保障。

第二，坚持人民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一方面，毛泽东同志始终坚持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强调人的因素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关键。中国共产党通过破除旧的生产关系，变革旧社会制度，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发展生产力的积极性，激发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另一方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民生是中国共产党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目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以为人民谋幸福为己任。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通过武装斗争和发展生产保护人民群众；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变革生产关系，领导人民群众创造社会财富，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要，切实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卫兴华，2013）。

第三，发展科学技术事业。毛泽东同志始终把科学技术作为发展生产力的必要条件，并基于革命观点和全球视野探索发展科技事业的道路（卫兴华，2013）。毛泽东同志提出要进行“技术革命”，鼓励中国知识分子“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号召全国人民“向科学进军”。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同志在科学技术发展上长远的战略眼光。毛泽东同志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和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认为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毛泽东同志指出：“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毛泽东同志要求全党认真学习科学技术，用科学的知识和手段发现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规律，解决生产力发展中的问题。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积极扩大中国自己的科学技术力量，团结全国知识分子，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并在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杂交水稻、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尖端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

第四，绿化祖国，保护环境。毛泽东同志在重视生产力发展的同时，还兼顾生态环境保护。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3月提出“绿化祖国”的号召，动员全国人民保护环境，通过绿化荒山荒地“实行大地园林化”。毛泽东同志意识到了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也进行了保护生态环境的相关实践，改善了中国生态环境，为生产力发展创造了良好的自然条件。但是受时代局限，毛泽东同志的生产力理论较少涉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没有形成系统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的思想，未能将生态环境保护和生产力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生产力理论得以在全国经济建设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完善，党的生产力理论主线集中呈现在生产关系的系统性变革上。由于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党在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失误，这为随后党在经济建设和生产关系调整上积累了经验教训。

结束了十年“文革”后，全党的工作重心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从国际形势上看，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这为我国发展生产力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第三次科技革命后，科学技术和知识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根本性因素。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电子计算机、原子能、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等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我国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距离进一步拉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厘清社会主义本质，将全党的工作重心到经济建设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杜金亮和张义忠，1999）。

第一，发展才是硬道理。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为了尽快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中国共产党着力推动生产力高速发展。贫穷落后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说，“我们穷了几千年了，是时候了，不能再等了”，体现了邓小平同志希望我国尽快摆脱贫穷落后状况的殷切心愿。只有发展生产力，才能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有靠发展才能解决前进道路上的风险和挑战，只有靠发展才能提高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

第二，重视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的“第一性”作用。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科学技术改进了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有力地提高了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邓小平同志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创造性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985年3月，邓小平出席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并发表讲话，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988年9月5日，邓小平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古斯塔夫•胡萨克时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准确地概括了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生产力理论的发展。江泽民同志进一步强调了科技和教育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关键作用，高度重视高素质人才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劳动者是生产力各要素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要素，劳动者只有和劳动工具有机结合才能推动生产力发展。劳动者素质决定了劳动力与劳动工具的结合效率，极大地影响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和应用。发展生产力必须首先着眼于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而提高劳动力素质的关键在于教育（龙观华，2003）。因此，为了推动科学技术的长足进步和生产力持续发展，1995年，以江泽民同志为领导核心的党中央首次提出在全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通过教育培养高素质人才，进而推动科技进步。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强调创新的重要性，认为我国科学技术发展不能总是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而是要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进行创新突破，占领世界科技和产业发展的制高点。只有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才能推进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向纵深发展。

第三，平衡生态环境保护和生产力的关系。改革开放后，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认识到了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邓小平同志在毛泽东同志“绿化祖国”号召的基础上，提出“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的新举措、新目标和新使命。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将环境保护定为我国的基本国策，把环境保护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邓小平同志推动了我国环境保护走上常态化、制度化道路，但是仍然处于被动保护生态环境阶段，未能发现生态文明建设和生产力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江泽民同志将环境保护与保护生产力联系起来，认为“保护环境的实质就是保护生产力”。这是我们党首次将生态环境与发展生产力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为绿色生产力的提出做了理论铺垫。江泽民同志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融入了生产力建设中，要求协调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当代人的发展不能以影响下一代人的发展为代价。要保护好生态环境，节约自然资源，为后代发展留有余地。可持续发展观把生产力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视为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将生产力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联系在一起，是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思想的巨大飞跃（刘志阳和庄欣荷，2022）。胡锦涛同志进一步提出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将生产力发展、人民生活质量提升和生态环境保护紧密联系在一起。可持续发展是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基础，“竭泽而渔”式的增长模式最终会损害生产力发展的物质根基（吴仁平和刘荣春，2008），只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才是平衡发展生产力和生态环境建设的最优解。

第四，以人为本发展生产力。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明确把人民利益作为党制定各项政策方针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魏世梅，2004）。邓小平生产力理论的核心论断之一是社会主义本质论。邓小平同志重申了发展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并指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中，强调了“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判断改革是非得失的标准之一。生产力发展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江泽民同志提出发展先进生产力是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基础条件。胡锦涛同志强调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提出要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尊重人的价值，注重人的全面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是统一的，没有人的全面发展，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是不可持续的。要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调动人民群众发展生产力的积极性创造性，共同构建和谐社会（林琼斌，2009）。生产力发展凝聚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血和智慧，人民是发展生产力的主体力量，也应是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受益者。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生产力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相互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人民共同富裕是发展生产力的最终目的，人民群众也是发展生产力的核心力量。既要发挥人民群众在生产力发展中的积极性和首创精神，又要让生产力发展成果更多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生产力持续进步筑牢群众基础。

第五，重视市场的作用，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重新审视市场的地位和作用，在实践中逐渐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中共十二大报告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问题是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有限度地承认了市场调节的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党在经济体制改革上大胆创新，在十二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坚持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改革方向，逐步实现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虽然我国尝试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重新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但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并非一帆风顺。在20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我国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价格闯关”受挫，国家经济下滑，市场经济改革面临瓶颈。为了解决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方向问题，邓小平同志亲自赴南方视察，并提出“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的论断，消除了人们对市场经济改革的迷茫。此后，中共十四大报告正式提出，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中国共产党对市场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实现了从“调节作用”向“基础性作用”的巨大飞跃，这也为党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指明了方向。进而，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在制度上明确了保障市场基础性作用的方法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中国共产党对市场地位和作用的认知更加科学准确，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优化调整的角度与时俱进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调整生产关系，推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认识更加全面，从重视经济建设发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并重，党的生产力理论逐步走向成熟。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已经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更加复杂。在国际形势上，全球局势日趋复杂动荡，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冲击着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逆全球化现象蔓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遏制力度加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在国内形势上，我国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取得了丰硕成果，但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着更多挑战，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因素依然大量存在。因此，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深刻把握生产力发展的新特征和新要求，在继承和发展党的已有理论基础上，提出新质生产力理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绿色发展、深化改革、人才培育等方面对发展生产力做了系统部署，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断。新质生产力理论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经济思想的高度凝练，标志着党对生产力的认识又实现了巨大飞跃。

第一，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科技创新使劳动资料更加先进，持续地被发明与使用先进的劳动资料是新质生产力的直接标志。随着数字经济迅猛发展，以数智技术为代表的高新科技逐渐成为各经济部门最重要的生产工具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核心技术攻关，牵住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提高数字技术基础研发能力”。数智技术以其强大的计算能力、存储能力、分析能力和连接能力，提高了社会各部门的协同性，极大地提高了企业创新和生产效率（杜传忠，2023）。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促进了生产方式、商业模式、管理方式和思维模式的变革。在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的驱动下，数字化产业迅速成长并成为支柱产业。同时，围绕数智技术的科技创新与高素质新型劳动者相结合，推动了传统生产力要素的数智化、高端化转型，也加快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

第二，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新质生产力的产业基础。人类历史上的重大技术革命，往往伴随着产业革命。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深化，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也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科技创新成果只有实现市场化和产业化，赋能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集聚和发展，才能最终形成新质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高质量科技成果转化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跑好科技创新和转化的“接力赛”。科技创新成果成功转化和产业化的关键路径是产学研协同。只有通过高校和科研机构、企业、金融机构、政府之间的跨部门协同，加快信息、技术、资金、知识融通，才能实现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和市场，应用到人民群众的生活中，造福千家万户。

第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理论深化了对生态环境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辩证关系的认识，提出绿色生产力的全新概念，将生态环境保护和生产力发展视为相辅相成、相互转化的对立统一体，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重大突破。绿色生产力的概念是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高度凝练。早在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首次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两山”理论中，良好的生态环境本身就蕴含着巨大的财富。经济发展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使得人类有更先进的技术、更充足的资金、更科学的管理方式合理保护生态环境。绿色生产力是“两山”理论精髓的高度概括。绿色生产力创造性地将生态环境作为经济发展的潜在要素，认为人类应当在科学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开发利用生态环境并创造经济、社会和环境价值。在实践中，随着美丽乡村建设深入推进，蕴含在乡村地区的生态环境资源正在得到科学开发，许多生态产品正在走入市场，走进人民生活，乡村生态旅游也逐渐成为乡村经济重要增长点。在“两山”理论的指导下，许多乡村地区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和市场化手段，实现了生态环境的可持续保护和生态资源的价值化，越来越多的“绿水青山”正在转化为“金山银山”。

第四，要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数字经济时代，数智技术成为关键生产工具，数据也成为新质生产力的构成要素，社会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在数智技术和数据要素的赋能和重塑下发生了巨大变化。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生产力的跃迁要求新型生产关系的构建。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与优化组合的过程，也就是建立新型生产关系的过程。具体来说，建立新型生产关系，必须全面深化改革，破除不合理的体制机制，构建新型生产关系发展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以往适应传统生产力的体制机制是新质生产力发展道路上的“绊脚石”。要对生产制度、分配制度、交换制度、消费制度、法律制度、文化制度等领域的制度性障碍因素进行改革，让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各类新型生产要素充分涌流。新型生产关系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需要中国共产党根据生产力发展规律并结合中国国情，循序渐进、因地制宜、与时俱进地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新质生产要素流通的制度体系。

第五，高质量人才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根本动力。劳动者是生产力构成要素中的决定性因素，一切科学技术都由劳动者创造，也由劳动者操作。劳动者的素质决定着科技创新水平以及科技创新积极作用的发挥程度（张军，2024）。在数字经济时代，新质生产力下的新型劳动者掌握了以数智技术为代表的科技创新成果，具有更高的科学素养和更强的创新思维。这些高素质的新型劳动者能够发掘数据要素的潜在经济、社会和环境价值，利用数智技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同时，新型劳动者还是科技创新及成果转化的主要驱动力量，为我国实现引领性创新提供了智力支持。新型劳动者通过持续学习和探索，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加快实现前沿科技领域的引领性创新。新型劳动者敏锐的市场意识又进一步推动了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通过科学家创业和学术创业的模式加速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落地和发展，进而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发展阶段做出准确判断，从重视生产力增量发展转变为强调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积极培育新动能，从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及其组合优化的视角提出了新质生产力理论。

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在长期实践中与时俱进地创新和完善党的生产力理论。党的历代领导人始终不渝地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生产力发展道路，坚定不移推动生产力发展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中国共产党坚持通过改革的方式调整生产关系以促进生产力发展，坚持通过发展科教事业提高劳动者素质和科学技术水平，优化生产力要素。在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生产力理论主线存在差异，对生产力构成要素的认识逐步深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根据国际形势和具体国情，从不同角度创新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从生产力理论主线看，中国共产党生产力理论主线经历了“注重生产关系变革—强调生产力增量发展—重视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转变过程。从生产力理论的构成要素看，中国共产党生产力理论从注重传统生产力要素的发展，向强调新型生产力要素升级及组合优化转变。

（一）生产力理论主线的转变
党的生产力理论主线经历了“强调生产关系变革—注重生产力增量发展—重视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演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国正处于深重的民族危机之中。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无产阶级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与国内外反动势力展开全方位的斗争，谋求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为了增强革命斗争的物质基础，中国共产党通过改变旧生产关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展生产力以支援武装斗争和保障根据地人民生活。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国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但是由于经历长期战乱和国内外反动势力的破坏，我国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仍然较低。为了摆脱贫穷落后的境况，中国共产党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就提出全党的工作中心要转到生产建设上来。由于旧社会的生产关系严重阻碍了生产力发展，因此中国共产党在恢复了国民经济的基础上，对旧社会生产关系进行彻底变革，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国仍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从国内形势上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难以适应生产力发展，也不利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从国际形势上看，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正在拉大。通过改革的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成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因此，中国共产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通过改革的方式调整不合理的生产关系，排除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为了缩小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中国共产党通过科教兴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等诸多方式激发各类生产要素的创造活力，推动社会生产力高速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面临“逆全球化”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复杂国际局势和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国内新形势。中国共产党深入研判新发展阶段特征，领导全国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而传统发展方式已难以满足新形势新要求。在新发展阶段，我国亟须转变发展方式，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积极培育新动能。因此，中国共产党从追求生产力高速增长向注重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转变，并与时俱进地提出了新质生产力理论（参见表1）。

（二）生产力理论构成要素的创新
党的生产力理论从注重传统生产力要素的发展，向强调新型生产力要素升级及组合优化转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建设新时期的生产力理论都关注到了生产力发展中高素质劳动者和高水平科学技术的地位和作用，一致认同高素质人才和高科技相结合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以往生产力理论主要关注劳动力、资本、技术等传统生产力要素的改进与整合，新质生产力理论下的生产力要素实现了质态的跃迁，数智技术和数据要素在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得到高度重视。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深入发展，数字经济蓬勃兴起，数智技术和数据要素成为推动生产力进步的新型生产力要素。新质生产力理论把数智技术和数据要素融入生产力构成要素中，强调数智技术和数据要素对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赋能优化和改造升级，为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要素理论赋予了数字时代的新内涵。数智技术和数据要素与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融合，形成新质生产力所必备的新型高素质劳动力、新质劳动资料和新质劳动对象。三者在数智技术建构的经济社会体系内高度耦合，既促进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又催生了数字经济新形态，推动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极大提升。新质生产力理论进一步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对新型生产力构成要素的认识，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要素理论。

（三）中国共产党在发展生产力中的经验启示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持续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在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为当下培育新质生产力积累了宝贵经验。
第一，生产关系应根据生产力发展要求及时调整，以持续深化改革促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适配。中国共产党勇于向旧事物挑战，善于分析发展过程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动态矛盾，始终致力于破除制约生产力的障碍因素，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在调整生产关系中，中国共产党循序渐进，稳中求进。虽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曾经犯过急躁冒进的错误，但是中国共产党秉承实事求是的态度，基于实际国情对生产关系做出调整，具体表现为科学调整经济结构、适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经济结构调整上，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根据国内国际形势调整产业比例。新中国成立初期至改革开放前，我国面对帝国主义封锁和落后的工业现状，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改革开放初期，针对我国轻重工业比例失调的问题，党和国家着力提升轻工业比重。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党积极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向集约型、高质量发展方式转变。改革开放后，我国经历了一段高速经济增长时期，但却采取高资源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面临日益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党的十七大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命题，推动中国经济向集约型发展方式转变。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新发展理念下，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旧动能转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等举措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上，党逐步深化对市场的认识，促进政府和市场的协调。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国共产党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认识是“调节作用”和“基础性作用”。随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识的逐步深化，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国家前途和人民需要为根本着眼点，审时度势，及时调整生产关系，保障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进步。

第二，注重科技创新和高素质劳动力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关键作用。科学技术不仅关乎中国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是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党的历届领导人不断深化对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的关系的认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长期实践中积累了一系列宝贵经验。首先，要重视高素质人才的培养。通过深化教育改革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人才是积累高质量人力资本的主要路径。其次要加快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科技创新成果要走出实验室，实现市场化和产业化，才能推动生产力进步并造福人民（尹西明等，2024）。完善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机制，促进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融合。最后要全面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激发科研人员创新热情和创造活力，鼓励科技工作者在世界前沿领域攻坚克难，推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原创性、突破性和引领性创新。

第三，切实处理好保护生态环境和发展生产力的辩证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绿色发展。发展生产力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始终是中国共产党追求的目标。中国共产党在平衡生态环境保护和生产力发展上，从被动保护环境向合理开发利用生态环境转变。生态环境保护和生产力发展不是非此即彼，而是相辅相成、相互转化的关系。良好的生态环境也是生产力，绿水青山也能转化为金山银山。新质生产力理论中的绿色生产力论述，把生态环境视为生产力发展的潜在要素，认为生态环境中蕴藏着丰富的经济和社会价值。保护、改善和合理开发生态环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本质要求，更是新时代新征程上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第四，生产力发展要以人民至上为根本原则。生产力发展要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生产力发展成果也要与人民共享。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体。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调动人民群众在生产力发展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激发人民群众创新创业的智慧和活力，以人民为主体推动生产力发展。同时，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共产党以共同富裕为根本奋斗目标，努力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将改革和发展成果最大程度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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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孙孟子 | 审核：张宇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