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鬼：一个英雄主义的饿鬼①上初中

© 老鬼／文

　　我考初中的第一志愿是一〇一中，第二志愿是本校，第三志愿是四十七中，但所填三个志愿我都没考上。幸亏有普及初中的政策，我家在西便门国务院宿舍，被就近分配到了五十一中。五十一中的校园面积跟华北小学、育才小学没法比，全校就一座四层楼，连个足球场都没有。
　　母亲得知后感叹道：“你那么想当英雄，却不好好学习，连个初中都考不上！”
　　父亲也怨愤道：“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五十一中，哼，专门收其他学校不要的学生！你懂吗？那是个数不上的学校，小流氓儿成了堆！你哥哥姐姐哪个像你这样！”
　　五十一中没有住校是父母所不能容忍的。他们都希望我过集体生活，一星期回一次家，家里也清静一点。母亲说服了父亲，利用他是北京师范大学头头的权力，把我从五十一中转到了师大一附中。于是跟做梦一样，我从一个默默无闻的破学校一下子上了北京市一流的中学。
　　师大一附中地处和平门外，历史悠久，很多名人都毕业于此。如赵世炎、刘仁、郑天翔、林砺儒、王光美、于光远、钱学森、李德伦、白桦……当时还有不少高干子弟，包括朱德的孙子、刘少奇的女儿、邓小平的儿子等等。
　　学校的门面很简朴。一进去是一个一米多高的花坛，中间有根旗杆，穿过一排柏树墙是大操场，初中部和办公室在东部平房，北侧的二层灰楼是高中部。食堂和礼堂连在一起，位于学校东北角。学生宿舍刚开始在宣武门附近，每天要走两站地，后来搬到了学校对面的大灰楼里。
　　到校后，是任老师最先接待的我，帮我办了新生要办的所有手续，陪我参观了整个校园。任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共产党员，还很年轻，面貌皎皎，梳着一对小辫子，有两个大大的、非常漂亮的眼睛，脸上还留着小姑娘的天真稚气。她教政治课，说话口齿清楚，有点儿奶声奶气，栩栩生动，条理清楚，富有逻辑性，举的例子也恰到好处。她对同学们从不发脾气，脸上总挂着真诚的微笑，比育才的许老师强一百倍、一千倍！任老师等于是年轻时的宋老师。她在课堂上给我们朗读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时，自己就噙着泪花，字字句句打动人心，教室里鸦雀无声，飘着一缕圣气。
　　我因为是从坏学校转来的，有着某种自卑，不敢再闹，上课格外老实。
　　一进中学，最突出的感觉就是政治空气特别浓。反修单行本《列宁主义万岁》刚刚发表，全党全国都在宣传和学习。革命是最美丽神圣的字眼。
　　政治报告一个又一个。校领导的讲话充满了革命激情，兴无灭资、又红又专、国际共运、反修防修、捍卫马列主义的纯洁性……这些令我们中学生血热心跳的词汇，不断地回荡在学校礼堂，似乎拯救全世界的重任落在了中国身上，而中国又落在了我们青年人身上。
　　我很受鼓舞。我的学习比不过同学们。师大一附中的入学分数线要平均九十五分以上，能进来的全是各校的拔尖学生，百里挑一，个个又聪明又用功。但比革命，我却可以与他们较较劲儿，别看他们功课好、门门五分。
　　我到学校不久，就碰上缅甸总理吴努访问。奉上级指示，学校要组织初中同学参加夹道欢迎的任务。我们老早就站在了长安街上，排成四排，等候贵宾车队的到来。任老师反复交待这是政治任务，首长来了一定要保持队形，热烈鼓掌欢迎，不许往前挤。毕生头一次有机会执行政治任务，我非常郑重其事，不和周围人说话，面孔严肃，笔直站立。在我们的身后，隔一段就有一名身穿警察蓝的便衣。当车队终于来了时，我拼命呼喊、拼命鼓掌、拼命挥手……我看见了神采奕奕的周总理，还看见了满头银发的刘主席。这时，后排同学只顾伸脑袋看，不再鼓掌，还往前挤。我却牢记这是政治任务，始终顶着身后的压力，没往前挤，胳膊再累也坚持鼓掌。
　　为此，任老师对我印象特别好。她不知道我乐意欢迎外宾，乐意执行政治任务，这比在教室里听化学课有意思得多。
　　除了体育课，我最爱上的是政治课。我们的政治课本很厚，里面大都是革命先烈的故事。有方志敏被俘，敌人搜不出一点钱；有刘胡兰宁死不投降，自己躺到敌人铡刀下；有邱少云在烈火中一动不动，活活被烧死……另外还有一些回忆毛主席、朱总司令高尚品德的文章。任老师的声音跟小姑娘一样稚嫩好听，讲课时还总穿插着一些活生生的小故事、小细节，真实有趣、楚楚感人，极有吸引力。
　　在所有课程里，我最讨厌化学，可能我对那些乱七八糟的化学药品天生反感。一提这个酸、那个酸、氢二硫氧四之类的就头疼，考试常常不及格。女老师还偏偏爱提问我，让我站在全班同学面前露丑。我恨这个尖鼻头的化学女老师，她的鼻子像一种鸟的短嘴。
　　数学老师吴宏曼至少有七十岁了。他的秃顶光亮如镜，就剩下四周还有几根白毛；方脸大耳，红光满面；眼睛炯炯有神，总睁得像圆珠子一样；“X”他念“爱克西”，声音特洪亮；走路时挺胸昂头，迈着八字步；他原来是一位大学教授，当了右派被罚下中学来了，课讲得极好，清楚明白，饶有风趣。可就因为有一次我在试卷上忘了写名字，他就给了我一个零分，一点儿也不留情面，让我对他很不满。
　　生物老师很年轻，细高个儿，讲课滔滔不绝，话速很快。因他梳着大分头，还油光光的，我对他印象也不好。他讲米丘林学派和摩尔根学派时，明显偏向摩尔根学派，而贬低米丘林。在我心目中，米丘林代表苏联、代表革命，摩尔根代表美国、代表反动。我对他老贬低米丘林的说法非常气愤，后来忍不住还给他递过一个纸条，希望他言行一致，公平对待米丘林，别老偏向摩尔根。他在全班上念了我的这个纸条，很是不以为然。
　　我对物理课上的一些问题，总爱钻牛角尖，刨根问底。比如在真空中，大铁疙瘩和小乒乓球下坠速度一样，就让我有些怀疑，鹅毛一样轻的小东西，怎么会跟大铁块下落速度一样呢？还有铁制的轮船能浮在水上，可小铁盒为什么就浮不起来？我常常跟物理课代表范光义抬杠，辩得脸红脖子粗。
　　同学基本上都是平民出身，只有两三个干部子弟。全班就我一个住校，跟同学关系还是一般，算不上好。我对平民出身的孩子有一种本能的轻视，觉得他们就知道拼命用功、考大学，却缺少革命热情、不关心国家大事。
　　尽管嘴唇上都有了小胡子，我还天天都戴红领巾，夏天穿背心的时候也舍不得摘。除了入队比别人晚，要尽可能地多戴，以飨多年的饥渴外，还因为红领巾有革命的含义，是红旗的一角，是先烈鲜血染成的，戴上它心里踏实、舒服、陶醉。
　　这是一九六〇年的深秋。我上初中一年级没两个月时间，学校就开始核定粮食定量。
　　校领导在大会上说：由于赫鲁晓夫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我们又遇上了百年未遇的大饥荒，粮食减产，必须严格执行粮食定量制度。这次核定粮食定量，先由同学们按自己实际情况申报，最后由学校批准。
　　我那时虽然只有十三岁，但已看过大量的革命回忆录，什么《红旗飘飘》《星火燎原》《河北革命烈士史料》《红一方面军长征史料》等等……我生在和平环境下却不喜欢和平，无限向往革命战争年代，那里充满了传奇故事和英雄事迹。
　　记得电影《保尔·柯察金》里有一个镜头：大街上孤零零走着一辆拉尸体的破马车，车上蒙着条毯子，露着几双死人的脚……这是苏联十月革命后那段最艰难的日子，全国缺粮，天天饿死人。对这场面，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可怕，倒挺向往的，觉得那很有吸引力。现在中国也处于困难时期，虽说不上饥寒交迫，也总算有了一点点残酷气味儿。啊，太好了！可以重蹈十月革命后的艰难岁月，过一过保尔·柯察金所经受过的苦日子了。
　　艰苦才不平庸，才罗曼蒂克！比如红军长征吃草根树皮，死伤累累，却万古流芳。越残酷才越有诗意。
　　我马上填写了最小定量，好像是二十八斤，心想现在国家缺少粮食，我少要一点，就可以给国家减轻一点点负担。红军长征时，有人为了把最后一点儿粮食让给战友吃，不惜饿死自己。我要向他们学习。我看过王愿坚的《党费》后，就很神往饥饿，它能产生催人泪下的故事。
　　任老师见我个子大，却申请这么少的定量，有些出乎意料，特地来问我：“你行吗？要实事求是，不要有什么顾虑。”
　　我说：“行，任老师，没问题。”
　　可能一般同学都往多了报，我的做法有点特别。以后，任老师在全班面前表扬了我，说我能体谅国家的困难、有觉悟。
　　其实也没什么觉悟，就是无知。
　　我从小到大，不管托儿所，还是小学，还是在家里，都从来没挨过饿。所以，我对每月吃二十八斤粮食是什么滋味没有一点儿概念。我这一辈子只是到了一九六〇年冬天，吃饭严格定量之后，才尝到了饥饿的滋味。
　　早上一个馒头，一碗稀粥；中午四两米饭，一勺菜；晚上又一个馒头，一碗稀粥。肉一个月半斤，蛋一个月一斤，油二两。这样过了两个来星期，肚里遗留的油水耗尽，我开始感到难受。
　　因为我是住校，没地方额外补充，每到晚上睡觉时，肚子就饿得咕咕响。但我只好默默忍着，没法子，我已经向任老师表了决心，不能再缩回去了。十三岁正是能吃的时候，我却只能硬着头皮忍受着自己少报粮食定量的后果。每天，我脑子里最经常盘旋的念头就是吃。
　　幸亏熬到星期六回家可以猛吃一顿。那时刚刚开始困难，家里还有点儿存粮。我每次回家总要吃得撑撑的，以便星期日晚上回学校后能好熬一些。星期一没事，但到星期二就开始饿了，干什么都没力气，饥肠辘辘的哪还有心思听课！一上第三堂课时，就开始盼吃午饭，到第四堂课，已经被饿得眼花缭乱，根本听不进老师讲什么，几乎是一秒一秒地盼着下课。书上说有的古人学习时，能废寝忘食，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却是，人一饿，脑子就迟钝，装不进东西，记忆力、理解力都给饿没了，即使硬着头皮学也毫无效果。
　　下第四节课后，全班同学都撒丫子往食堂跑，真像一群小鸡冲向食槽，嘴里还欢呼着。这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每人都玩儿命地跑，似乎晚到一分钟就要被饿死。当大家围着饭桌等着打饭同学取回来饭时，那是最美妙、最温馨的时刻。饭厅里飘荡着的馒头味儿是那么芳香、那么甜美，吸一口就好像吸了一口生命，提神又欣慰。
　　“吃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这是我们男生天天要喊的，为自己下课就往食堂飞跑辩解。
　　周末回家的第一件事是狠狠地吃。家里放了好几天的剩饼、剩菜、干馒头……全被我一扫而光。可是好景不长，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后，家里粮食也开始紧张。保姆施阿姨总向父母告状，说我吃得又多，又不给粮票。
　　这天，母亲把我叫到她屋里问：“你为什么回家这么狠吃，在学校吃不饱吗？”
　　我犹豫了片刻，无法回答。二十八斤定量是我自己要求的，挨饿是我自己找的。
　　母亲看出我有难言之隐，便追问道：“你这是怎么回事？”
　　我只好承认：“在学校定量少，吃不饱。”
　　“为什么？”
　　“我没有申请多，就申请了二十八斤。”
　　母亲瞪大眼问：“其他同学都是多少斤？”
　　“男生一般都是三十斤，最多的三十二斤。女生二十八斤。”
　　“你这么大个子，这么能吃，为什么不申请三十二斤？”
　　“学校老师号召节约粮食，度过这段困难时刻。我不好意思多申请。”
　　妈妈阴沉着脸说：“这怎么行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定量，我们现在的粮食也很紧。你每星期回家，拼命吃家里的粮食，然后再到学校装积极，这就革命吗？”
　　母亲戳到了我的痛处，我无言以对。
　　“你现在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你也应该向老师提出来改成三十二斤定量。”
　　我沉默着。我怎么好意思对任老师说呢？我已在她面前坚定地表示过自已能行，才饿了几天就包了，又要变卦，任老师该认为我言行不一、软弱怕苦、假积极了。
　　母亲见我缄默不语，继续道：“你要是不好意思跟学校说，我们替你说。大小伙子怎么能吃女生的定量呢？”
　　这是一九六〇年的冬天。报上整天说形势大好。形势大好，可家家户户却突然开始挨饿，粮票一下子贵如黄金。上饭馆吃饭、到粮店买粮食都要交粮票。买点心也要粮票，连豆腐、红薯、土豆都要。人们之间除了金钱关系外，又多了一层粮票关系。每个人外出必须随身带粮票，到那儿吃饭都要交粮票。就是到亲戚朋友家吃饭也得交粮票，人人都在挨饿，逼得人人都斤斤计较粮票。
　　父亲特地到师大一附中，跟学校党支部书记钱曼君谈了我的情况，说我年轻逞强、不懂事，申报的二十八斤口粮根本不够吃，请求学校给我增加定量。学校领导很重视父亲的意见，马上就把我的定量长成了三十二斤。
　　为这事，我非常内疚，感到很对不起任老师。记得她一再问我二十八斤定量是不是太少了，行不行？别勉强。我却口气很坚决地说：“没问题。”把任老师感动得多次在同学面前表扬我。我得到了那么多表扬之后，却又受不了二十八斤的定量，偷偷长成了三十二斤。这等于是骗取了任老师的表扬。
　　这次节约粮食的举动，虎头蛇尾了一场。我对十月革命后艰苦岁月的美丽幻想被眼前的饥饿彻底粉碎。饥饿很轻易地就打垮了我的意志力。这一切任老师全都知道，她对我却仍然很好，一点儿也没有受这件事的影响，还常在全班面前表扬我，说我对革命特真诚。
　　我心里非常感动，也非常惭愧，觉得自己根本没有那么高的精神境界。国家有难，我只是觉得应有所表示，而最重要的原因恐怕是新到师大一附中，我想给老师、同学们留一个好印象。就这个境界却得到了任老师的不少表扬，让我惴惴不安。
　　这是饥饿的年代，亦是革命的年代，有多饥饿就有多革命。
　　一九六〇年九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正式出版，成为轰动全国的头号新闻。报上说北京市的读者夜里两三点钟就到新华书店门前排队买书，但供不应求，大多数人根本买不到。我们中学生当时最梦寐以求的不是名牌衣服，不是漂亮女友，不是时髦的发式，而是能有一本毛选第四卷。困难时期出的书，纸张都很差，又黑又糙，名副其实的马粪纸。唯有毛选四卷，那纸雪白，放在书店橱窗里的红绸子上陈列着，显得异常神圣高贵。
　　这年十一月，八十一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刘少奇、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参加会议。会上，中共代表团与苏共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事后全校召开大会，由党支部书记传达有关这次会议的报告。听完后，同学们都无比亢奋。好哇！我们中国由老二变为老大——取代苏联了，成为了世界革命的灯塔。我们都陶醉在当光荣的少数、国际共运的中流砥柱的自豪之中。
　　那一段时间的报告特别多，国际形势报告、国内形势报告、学毛选四卷报告、反修辅导报告……听报告也有好处，能少上两节课，能消磨时间，忘记饥饿。
　　中苏关系破裂成了当时压倒一切的新闻热点。原来还遮遮掩掩，现在矛盾公开了，全国民众包括广大中学生如饥似渴地竖起耳朵，关注着这方面的消息。
　　记得当彭真从苏联回来，传达他的访苏报告时，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着，时不时会心地大笑，刹那间，肚子饿得咕咕响却也能耐得住了，也不那么垂涎吃饭。
　　每逢中午《人民日报》来时，同学们都争着看。物质的粮食少了，精神的粮食就要多，反修文章就是我们的精神食粮。我每看一篇都觉得特解气，不只观点棒，文字也写得棒，感情充沛，排比句一串一串的，反问句都用绝了，看后血能热好几度。
　　我和同学们都由衷地认为，中苏关于国际共产主义的大辩论，我们中国共产党绝对占着理儿，这只通过一件事就能看得出来：我们敢全文刊登苏共批判我们的文章，而苏共却不敢刊登我们批判他们的文章。
　　赫鲁晓夫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和平共处”这些观念，本能地不符合我们在革命暴力教育下长大的孩子们的口味。我们很小的时候，就浸泡在打仗电影里，什么《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平原游击队》《南征北战》……
　　懂得没有人民的枪杆子，就没有人民的一切。
　　下午下课后，我们班里几个关心国家大事的同学如张君满、常大林、范光义等仍不回家，在教室里聊着有关反修的各种小道消息。我们的肚皮虽瘪，灵魂却很充实。
　　哎呀，我们中国胆子多大，敢两个拳头同时出击，同时反对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哼，咱们的毛主席多有魄力、多有勇气！这种自豪能顶半个馒头，让我们能暂时忘记一会儿饥饿。
　　那年冬天，话剧《以革命的名义》风靡全国，报纸、杂志、广播里全都是对它的赞美。“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句列宁说的话成了我们的座右铭、口头语。学校团组织常常请老工人来学校忆苦思甜，反复强调现在国家虽然处于困难时期，却没有饿死一个人……要是旧社会，这么大的灾荒，不定有多少人饿死呢！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无比优越性的体现。
　　确实，在北京城，我从没看见大街上有饿死的人，一个也没看见过，连要饭的也看不见。虽然，我们每天被饿得头昏眼花的。
　　商店里空空荡荡，什么吃的也没有，偌大北京连个柿子都买不着；副食店地上的大白菜烂帮子也被人争着抢着捡。榆树叶、玉米核儿、萝卜秧子都成了宝贝。北京见不着狗、鸽子，全被杀了吃了。没人养鸟养猫养鱼，颗颗粮食贵如黄金，谁舍得喂？人们见面就交流着对付饥饿的经验、做饭的技巧，恨不得一斤粮食做出十斤主食。大师傅成了最好的职业，人人垂涎。在这样的大坏境下，同学们的灵魂却不饥饿，反修和忆苦思甜，就是我们的精神食粮。
　　初中一年级，我没打过一架，主要是师大一附中的风气儒雅文明，不崇尚拳头。还有就是任老师对我太好，我不忍心打人犯纪律。我骨子里不爱学习，酷好行动，幻想能当个侦察排长就行，很鄙视上大学，当个酸文人。所以我就不那么用功，爱看报纸，爱读小说，爱体育锻炼，对学习却马马虎虎。这就引起了一些同学反感，觉得我是学生却不踏踏实实学习，只红不专。认为任老师经常表扬我是偏向。每次考试后，同学们都爱相互打听分数，当得知了我功课那么臭，全班倒数第几名时，难免有些轻蔑。再加上我性情孤僻，平常不爱理同学，群众关系不好，有个别学习好的人就说我的积极是假积极——一个学生学习不好，等于工人做工不好，军人打仗不好，农民种地不好，其他方面再好也没用，也是假的，不应该被表扬。
　　我很气愤。我曾专门问同班同学范光义：“我是假积极吗？”
　　范光义嘿嘿地干笑了两声说：“你不是假积极，你是傻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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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末接到了成绩单，我的功课虽不怎么样，操行评定却竟是“优”！乍一看，我都不相信自己眼睛。自上小学以来，我的所有操行评定都是“中”，连“良”都没得过，更别说“优”了。要知道，一个班里得“优”和“中”的都是少数，绝大多数只能得“良”。
　　到了师大一附中，怎么也没想到，我这个六年级才入少先队，功课门门三分的落后学生，操行评定会得“优”！真让我惊喜交集。我知道这是敬爱的任老师对我的信任和尊重，是对我少报定量、自愿挨饿的肯定。美丽的任老师身上有一股神力，她说话虽然有些奶声奶气，小姑娘一样娇嫩，可多野、多调皮的学生在她面前都变得规规矩矩的，不敢奓刺儿。
　　操行从“中”一下子升为“优”，就像小学六年级入了少先队一样令我激动万分。哈哈，自己的落后生帽子终于摘掉了！
　　我对任老师感激得要命，她真好！不但外表美，心地也美，她从没为我在粮食定量问题上的言过其实而有所责怪。碰见她是我的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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