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再读陈瑞华所著的《看得见的正义》，有了一些新的感触。怎么判断“看得见”？很多法律人习以为常的观点就是借助程序来实现正义，程序就是看得见的外在措施、形式。这是一种理论性的正常看法，毋庸置疑！
但落实到司法实践中，那看得见的正义怎么表现出来？怎么让人看见？对此，法院不能自说自话。当下实践中，主要采取两种方法，具体有:
一是外在形式。主要是案件办理程序规范化，如各种裁判文书公开、庭审规范化，注重庭审礼仪，规范执行等，让法院的外在形式正义性或权威性得以强化。当然相应的对外宣传，也可归入此类！
二是内在数字。主要就是审判管理指标体系，通过设定十几二十项的指标，让下级法院实际办案情况经受这么多指标验证、考察，得出具体的数字化结论。这就像孩子定期参加的考试一样，接受上级评估！
这两种方式是否真的可以让正义被看见吗？应当说这些实现方式都是在不断接近，有些也是不错的，比如裁判文书公开，但并不完全符合人看到的标准，特别是最近备受质疑的审判管理指标考核制度。
不过，要实现“看得见的正义”，对于法院来说，首先要摆脱一种明显存在缺陷的思维，就是把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严格区分开。一方面，这种对立思维明显与实际不符，实体法律中所隐含的法律原则、法律理念也彰显了正义，给人感受正义的存在，并不是只有外在的程序规则、制度才是正义被看到的唯一途径，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都参与到“看得见的正义”构建中。另一方面，单纯依靠外在表现出来的程序制度、措施，并不足以证明所见即正义。比如，以前法院开庭时很随意，法官可以不穿法袍，现在庭审规范化了，不穿法袍不行，那么穿上法袍开庭就等于正义已来吗？显然那不是，特别是在网络短视频时代。
其次，在实现“看得见的正义”时，法院、法官不应将当事人只当作实现正义的工具。法院、法官应充分诉讼当事人的尊严，尤其是作为“看得见的正义”的真实感受者，要给予他们参与法院裁判决定制作过程的机会，让他们合理表达自身诉求，行使自身权利，促使对立双方诉讼参与者拥有平等的参与机会和参与能力，并承受相应的不利法律后果。同时，法官在做出裁判时决定时须慎重，提出内心坚信且充足的裁判理由，以便能尽量说服受到不利对待的一方。
某些法院在审判管理质效上的“反管理”行为，如片面追求绝对的“低改发率”而“能维持尽维持”，要么为美化诉前调解数据刻意压降收案数量，严重损害当事人诉讼权利；为了诉前调解而调解，为了避免质效数据下降而拒绝立案，拖延立案，实际上已经异化了审判的作用。这些做法只把正义的感知和实现当做一场数字竞争，完全忽视当事人的参与，当事人充其量只是个有限的工具人，未得到充分尊重。
最后，相对于不同的人或群体，有不同的“看得见的正义”。对于当事人来说，可能是法院法官充分尊重自身权利，在提醒诉讼风险时，不是扔过来一张诉讼风险告知书，让他自己看，而是耐心解释个中风险；法官把当事人当做责任个体，激发对自己行为负责的意识，而不是让其随意胡来，不加制止，如此等等，当事人在感受到的正义是超越案件本身，获得了对法院的信赖！这也是“看得见的正义”最主要的面向！对于社会公众，“看得见的正义”更多地代表法治的进步被多方位的传播、交互，法院通过公开、专业，让法院的裁判维护正义，向社会大众传递理性。
实现“看得见正义”，当然不能自说自话！但归根到底，实现“看得见的正义”的方式是无尽的，也是在不断探索中，但不论采纳何种方式，只要符合正义之法、之程序，在诉讼纠纷中，充分尊重当事人的人格尊严与合理诉求，审慎裁判，就是揭开“正义面纱”、让人充分感受正义的靠近和到来的好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