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母亲
文摘
社会
2024-05-11 23:48
美国
我羡慕那些会用手机网聊的别人家的父母，这实在是一个安度晚年和沟通亲情的好工具。
母亲经常回忆道：“我们读了三个月，我已经会写自己的名字了。同班的几个女娃子，都吵着不想读了。到后来同学越来越少，我也只好跟着退学了。”母亲懊悔自己不识字，自然不希望儿女们也是文盲。她督促我们几个男孩子读书的方法简单粗暴：“崽娃子[1]长的丑，再不好好读书，长大了娶不到媳妇。”这是我所知道的，“人丑就要多读书”这一光辉理论，有据可查的最早出处。在这一理论指导下，我开启了升级打怪似的求学模式，初中，高中，大学……随之离家也越来越远。每一次出远门上学，母亲都要精心帮我准备行李，还说：“就跟给你姐姐准备嫁妆一样。”我毕业后，辗转来到南方一个N线城市，并在此安家落户。把母亲接过来“享福”的念头，也一直萦绕在脑海里。经过后辈们的反复策划，母亲终于决定过来看看，由二姐带着她坐火车南下，经过一天的长途奔波，抵达我所在的城市。我同几个侄甥一道来火车站接了母亲，开车穿过闹市区。母亲虽是第一次出远门，却没有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新奇感。她只是淡淡望着车窗外飞快掠过的繁华，表情凝重。良久，老太太提出了一个分管农业的副总理级别的问题：“这么多人，只见楼房不见庄稼，他们吃什么？”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作为六个孩子的母亲，粮食的压力可想而知。“关心粮食和蔬菜”，是每天的必修课。如果按照海子说的“从明天起”才开始的话，今天就可能要饿肚子。母亲担忧房地产的发展逾越耕地红线，也是一种居安思危、心忧天下的情怀。自然，母亲对食物的认识，也比常人深刻得多。外甥女请她吃西餐，饭毕，母亲细问了菜名和菜价，咋舌道：“一盘油盐饭要五十块？不划算！”大家一愣神，马上醒悟：刚才吃的西式炒饭，可不就是我们老家的油盐饭，无非多了几粒午餐肉、几颗青豆。
油盐饭是我们老家请客吃饭的保底佳肴。手头拮据的时候，人们往往会说：“就算是炒碗油盐饭，也要好好招待你。”从我记事起，父亲作为一名基层迷你官，已经被那场运动撂倒，却仍然被运动带着东奔西走，常年不落家。操持家庭的重担，基本上落在母亲一个人的肩上。在母亲的巧妙操持之下，一群孩子的肚子基本上能够填饱，我的童年大体没有饥饿的记忆。营养可就难以保证了，但母亲自有办法。
老家属于鱼米之乡，水渠池塘密布，物产尚属丰富。可以保障衣食，但得自己动手。母亲经过反复考察，有一样营养补品进入她的视线：虾。不过，捞虾这件事只能晚上去做，因为白天要出工挣工分。于是，母亲白天挣完工分，晚上又扛着渔网去捞虾。我们家小孩脸上的菜色，也随之慢慢褪去。有一回，母亲过于贪心，捞虾作业一直持续到深夜方才收工。回到自家院门口，母亲急促地敲门，叫醒了十来岁的大姐。尚处在梦境中的大姐糊里糊涂来到院门口，却吃不准母亲究竟是叫她开门还是关门。院门有上下两个门闩，为了“保险”起见，大姐拉开上闩，同时插上下闩；拉开下闩，同时插上上闩……如此循环往复，好半天也没能把门打开。母亲在门外急得大骂，最后惊动了邻居，翻过院墙，帮忙把门打开。事后母亲说出着急的原因：赶回家的路上，总觉得身后有一个魅影贴身跟着。大家都觉得悚然：乡间到处都是孤坟，各个池塘或水渠，或多或少都有淹死人的故事。很难想象，母亲当年是需要多大的勇气，才敢在夜晚孤身到野外为孩子觅食。由于年代久远，我始终没能想起，当年母亲捞的虾，到底是不是目前风靡中华大地的小龙虾。 母亲的六个孩子，都是“纯手工”抚养大的。就算物质条件不成问题，工程量也十分骇人。以手工布鞋为例。从纳鞋底，到缝鞋面，不知要经过多少细致的工序。鞋又属于易耗品，没法像衣服那样，老大穿小了，可以传给老二。我是家中的老幺，一直到十一岁，都是穿母亲做的手工布鞋。母亲的手工活儿，通常在晚上进行。那时候村里尚未通电，只能点煤油灯。并且往往是，挑灯做到天明，稍事休息，就直接出工，到田间劳作。六个孩子六张嘴，吃穿用度，全凭一己之力。只需粗略的算一下，就可以绝望地发现，母亲这一生的劳动量实在是惊人。如果上苍之眼的所见录有视频，那么把母亲劳作的镜头剪辑出来，就是一个写实版的李子柒。
由于长期在昏暗的灯光下做细致活儿，母亲熬坏了眼睛，眼睑常年溃烂，睫毛逐渐稀少，迎风就流泪，晚年得了白内障。如果说，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母亲则是农耕时代农业技能最全面的劳动能手之一。那时候农家的柴火灶大都是用泥巴打造的。石砖与水泥属于奢侈品，一般人家用不起。泥巴灶既不经用，也不卫生。母亲决心就地取材，改良打灶工艺。在尝试了多种材料之后，她把目光锁定在那个时代铺天盖地都是的一样东西：报纸。母亲把报纸打成纸浆，与黄泥巴拌在一起，合成一种新型材料。经过反复试验，终于找到二者的最佳配制比例，调制出来的新材料跟泥巴相比，可塑性与粘性都大幅度提高，打出来的灶更加有型。经过柴火的煅烧之后，防水性能与光滑度接近混凝土。母亲还对灶的结构进行了优化，发明了一种三锅连体灶。这种灶通透少烟，燃烧充分，热量利用率高。母亲这一技术革新很快传遍了全村，大家都前来观摩学习。奇怪的是，这套手艺看似简单，村民们却始终不得要领，母亲不得不挨家挨户整天忙着给邻居打灶。那一阵，每当放学回家，大小同学成群结队地走近村子，我就会指着缕缕炊烟，骄傲地向小伙伴们炫耀：瞧瞧，你们家的灶，可都是我老娘打造的呢。母亲显然不知道爱迪生寻找电灯丝的故事，也未必听过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她的探索方法，与实验物理学派的科学精神是相吻合的。如果母亲识字，以她的这种科研能力，未必成不了屠呦呦。母亲不仅勤劳肯干，排忧解难的能力也时常为乡亲们津津乐道。有一回小舅妈与小舅闹矛盾，负气回了娘家。小舅去舅妈娘家数次，劝她回家，都无功而返，嘎嘎[3]也急得病倒了。按照惯例，这种僵持局面，至少要持续半个月以上，婆家必须给足面子，女方才会很不情愿的回去。 母亲慨然应诺：“兄娃[2]莫急，我明天就把她领回来。”次日，天刚蒙蒙亮，母亲就起身煎了几贴摊粑粑，裹好带上，只身前往舅妈娘家魏家村。那是深秋的早晨，风清雾薄，大地深沉而辽阔。母亲徒步中国三十余里，中饭时分，到达魏家村。村里的吃瓜群众听说徐家来人，都围了上来，你一言我一语，纷纷数落徐家的不是。母亲一见这架势，心里早有准备，不慌不忙，从容应对。有理有节，陈说利弊。说得一村男女，轮番败下阵去。论战持续半个多时辰，小舅妈在人堆里听得真切，早已按捺不住，挤上前去，拉住母亲的手：“二姐快跟我进屋吃中饭。吃完饭，我跟你回家。”傍晚时分，母亲把舅妈领回徐家村。嘎嘎得了消息，从床上一跃而起，一双小脚倒屐了鞋，快步出门迎接。远远望见舅妈的身影，喊道：“我的儿，你回来了……”其架势，如同官渡之战前夕，曹操听闻许攸来投，喜不自禁之状。若干年后，魏家村还有人向表哥感叹：“你们那个二姑，厉害！一条塆子[4]说不过她。”母亲这种舌战群儒的从容和淡定，只是其外交才能的冰山一角。如果她识字，未必成不了华春莹。母亲当然没有机会当外交官，因此毫无悬念地成为本地著名的媒婆。母亲在这份“兼职”上，貌似没有“退休”过，经她撮合的姻缘数不胜数。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家父子两代人的婚姻，都由母亲包办。待到这家人的孙子又要娶媳妇，他们再次习惯性找到母亲。母亲不顾老迈，毅然要揽下这桩“闲事”，被我们后辈坚决推脱掉了：“人类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了，孙子必须与时俱进。” 母亲点的鸳鸯谱，往往出奇制胜，给人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对啊，这俩人可不就是一对，太般配了。”并且不时展现出她老人家一贯的不拘一格、机动灵活的创新精神。比如，她可以把自己的远房侄女，与父亲的远房堂弟撮合在一起，浑然不顾彼此辈份的拧巴。“尽占我们李家的便宜。”父亲私下难免嘀咕。
母亲能够把人物关系编排得意料之外，情理之中。这种天然的艺术功力，不输《菊豆》的导演张艺谋。如果她识字，未必成不了许鞍华。有一年我们家后院的栀子树枯死，母亲托人送来一株新栀子树苗，准备搬到后院栽种。我们老家有个说法：栀子树过几道门，就得过几年才能开花。因此，搬运树苗的路线，就大有讲究了。老宅前后都有院子，后院没有门。按照正常途径，栀子树要先经过前院大门，然后穿过正屋的前门、后门，最后才能抵达后院。如果按照这种搬运路径，栀子树就得经过“三重门”，开花也得等三年——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暂且不管，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母亲的破局手法：她直接绕到后院围墙外面，把栀子树苗越墙扔进后院。我参加工作后，搞企业培训，讲业务创新。母亲这种毫无羁绊的思维模式是我的保留案例，每回都会引起业界精英们的惊叹。母亲天生具备突破围墙的创新能力，如果她识字，未必成不了董明珠。唉，其实有比董明珠更加合适的比照对象——老干妈陶华碧。不过陶也不识字，拿她来比照，会导致我前面文字逻辑的坍塌。在每个孩子的眼里，母亲都是伟大超凡的。我不甘心母亲的平凡，其实是我面临现实压力的潜意识反映：无论以上任何一个“未必”能够成立，我都会是某种二代。本世纪初，父亲去世。失去了对手，母亲颇有独孤求败的感觉，衰老得更加快了。如果她识字……唉，如果她识字，也抵挡不住岁月的摧残啊。母亲虽有外交才能，但是与众多儿媳的关系，仍然难逃互为天敌的宿命。“难道一个孝顺的都没有？”遇到有人逼问，母亲只能摇头叹息：“这几位，相互交换，不用找零。”自然，在赡养母亲的问题上，我们兄弟间难免要反复商议。每当这个时候，母亲就会祥林嫂似的重复那句口头禅：“还是怨我妈。”接着便会陷入那段久远的回忆——“我那年15岁，村里来了解放军。妇联的蒋主任已经答应让我参加解放军的。我妈——也就是你们的嘎嘎——硬是不让，怕我走远了。否则，我现在也享受离休待遇，靠组织养活，还用得着巴结你们几个？”前面那么多“如果”，都抵不过母亲自己的这个实际：如果当年参加了解放军，现在就是离休待遇。无论如何，母亲是不可遏止地苍老下去。她对死亡越来越敏感，一旦听说同时代、同乡的某个熟人去世了，就会反复叹息：“Ta怎么也死了？”她常常喃喃自语：“怎么这就老了——”先于这个时代感知到“时间都去哪儿了”的困惑，无奈中含有些许不甘。“属于我们的时代过去了。”母亲当然不会发出晚年张国焘这种感叹。她通常只是静静地坐在靠椅上，望着前方某处景观，目光坚毅，出神良久，仿佛那里是她未竟事业之所在。母亲再也不能依靠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更不可能再去养活一大群孩子。她只能静静地坐着，时间似乎发出哗哗哗的声响，从她身边流淌而过。这是一个辛劳了一辈子的劳动能手的老去，充满了无可奈何的悲哀。这种悲哀，在我看来，尤甚于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英雄的老去。如果“英雄”没了，自有一大群人去争着填补空缺。如果一群孩子没了母亲，谁去争着抚养他们呢？ 公元2017年夏天的一个早晨，堂弟前去探望母亲，见她半躺在床上，脸色红润，面带微笑，已经溘然长逝。握其手，尚温。母亲享年84岁。父亲享年73岁。二老性格都很要强，面对无常的降临，依然各不相让，旗鼓相当地分据在传统文化约定的两道生命之坎上。母亲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个勤劳可以致富、公平线性发展的恬淡农耕文明的结束。一晃之间，母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七年了。我的人生也已过半，却悲哀地发现：我识字，但是我成就在哪里呢？对照母亲，我自愧不如。我写此文纪念母亲，也是纪念我逝去的前半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