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孕期禁忌、中国澳门孕妇的健康相关生活质量和感知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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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本研究旨在明确中国传统孕期禁忌的流行程度及其理论依据，并探讨孕期禁忌、健康相关生活质量和感知压力水平之间的关系，采用两阶段设计。

方法：第一阶段通过广泛的文献回顾，随后对30名孕妇进行深入访谈，探索中国传统孕期禁忌及其潜在信仰。第二阶段调查了1151名女性中孕期禁忌、健康相关生活质量和感知压力之间的关系。使用自行开发的中国传统孕期禁忌列表来评估孕妇对传统孕期禁忌的遵守情况。感知压力通过感知压力量表（Perceived Stress Scale）测量，健康相关生活质量通过健康调查简表-12（Short Form-12，SF-12）测量。

结果：大多数女性遵守中国传统孕期禁忌，以保护未出生的孩子免受危险，并避免与怀孕和分娩相关的问题，如流产、死产、母亲死亡和新生儿缺陷。遵守行为禁忌的孕妇更可能与健康相关生活质量中的生理健康成分较差相关。然而，孕期禁忌与感知压力量表得分之间无显著差异。

结论：本研究结果提供了澳门背景下孕期禁忌的文化依据，可能有助于卫生专业人员更好地了解来自不同文化的女性。在制定文化适宜的医疗保健以支持女性健康过渡到母亲角色方面，这一点至关重要。

引言

在世界各地，如土耳其（Ayaz & Efe, 2008）、非洲（Kaaya et al., 2010）、泰国（Liamputtong, Yimyam, Parisunyakul, Baosoung, & Sansiriphun, 2005）和中国（Lee et al., 2009）等地，孕期传统习俗仍然被广泛应用。不同文化对于孕期管理的适当方式各不相同，从众多的行为改变要求、长长的限制清单，到对孕妇饮食或活动模式的轻微调整（Lee et al.；Martin, 2001）。在孕期，让女性对正常妊娠结果感到安心的需求似乎具有普遍性。然而，让女性安心的手段因当地背景和怀孕的意义而异（Ayaz & Efe）。关于这些传统习俗是否能在孕期保护女性健康的问题，尚未得到解答。有证据表明，孕期遵循传统习俗可能带来治疗性（Manyande & Grabowska, 2009）和有害性（Ayaz & Efe；Lee et al.）两种后果。然而，在孕期限制方面，不同社会经济群体之间没有显著差异（Martin）。一些女性尽管对传统习俗持怀疑态度，但仍会听从老一辈的建议（Liamputtong et al.），而另一些女性可能会改变她们的社会行为（Ip, 2009；Lee et al.），以保护未出生的孩子免受危险（Ip）。我们认为，中国澳门地区的育龄女性也可能存在这种情况。

在中国文化中，存在传统的孕期禁忌，以保护孩子免受“恶性影响”，并避免与怀孕和分娩相关的问题，如流产、死产、母亲死亡和新生儿缺陷（Ip, 2009）。这些禁忌的基本概念来源于中国传统医学（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中的阴阳概念，这是一个自公元前2000年以来在中国备受尊崇的医学知识体系（Kong & Liang, 2005；West, 2008）。TCM源自道家关于人与宇宙和谐的哲学（Roemer, 2005）。根据这一理论，人体与宇宙一样，可以从根本上分为正力（阳）和负力（阴），两者相互补充。因此，健康被视为阴阳之间的和谐平衡（Kong, 2010）。TCM有一些关键概念，包括气（生命能量），它被认为沿着14条通道或经络循环，其中12条影响或被主要内脏器官所影响。气通过阴阳两极保持平衡（Kong & Liang），而孕妇气的紊乱被认为会导致流产或胎儿畸形（Yeh, Chen, Chou, Chen, & Hwang, 2009）。

关于孕期禁忌的中国传统观念

TCM非常重视饮食和行为限制，以恢复身体和情绪的和谐（Xuan, 2006）。在TCM中，身体和心灵是不可分割的，彼此无缝地相互影响（Wolfe, 1993）。因此，任何影响女性心灵或精神的事物都会影响心脏，并可能影响子宫中的胎儿。情绪问题是阴阳失衡和气流不和的结果。忧虑、恐惧和愤怒可能导致气滞，进而影响器官（West, 2008）。例如，悲伤影响心脏和肝脏，过度的喜悦会损害心脏，而惊吓会引起全身性疾病。此外，繁重的体力劳动（如搬家或房屋装修）会消耗气（West & Maciocia, 2001）。一些保守的女性还担心某些象征性的活动（如在床上使用剪刀或敲打钉子）会破坏胎儿的气（Ip, 2009）。

为了保持身体内的和谐，孕妇避免吃具有阴性的食物：“寒性食物”（如冰淇淋、西瓜、绿豆和香蕉）与流产或出血有关，因为这些食物会导致子宫血液循环不良（Jones, 2006；West, 2008），而“湿热食物”（如虾、芒果、荔枝、龙眼和菠萝）会产生一种“有毒”的能量，这种能量会在婴儿身上表现为过敏反应或皮肤爆发（Martin, 2001；Schott & Henley, 1996）。此外，还会避免一些象征性的食物，因为它们会影响婴儿的性格或外貌：零食可能对婴儿的皮肤不好，使其呈现鳞状外观；羊肉会引起癫痫，因为这种疾病与羊相似（faat yeung）；而深色食物（发酵豆制品、巧克力、咖啡和可口可乐）被认为会使婴儿肤色变深（Martin）。

尽管有一些关于中国香港（Lee et al., 2009）、澳大利亚（Hoang & Kilpatrick, 2009）和加拿大（Brathwaite & William, 2004）华人群体中孕期禁忌普遍存在的证据，但对于孕妇如何感知和应对这种文化传统，只有少量研究进行了考察。

中国传统孕期禁忌与健康相关生活质量

健康相关生活质量是一个日益重要的问题。它是一个广泛、多因素的结构，评估个体所感受到的幸福程度，并可能因不同的文化影响而有所差异（Salter, Moses, Foley, & Teasell, 2008）。健康相关生活质量是这一结构的一个方面（Salter et al., 2008），关注个体健康状况对其主观的身体、心理、情感和社会幸福感的影响。它包括身体和心理两个领域，专注于特定问题，如个人的经历、信仰、期望和感知（Olsson & Nilsson-Wikmar, 2004）。在孕期，激素和特定器官的变化会改变身体功能，有时也会影响心理健康。因此，对生活质量的感知可能会发生变化（Forger, Ostensen, Schumacher, & Villiger, 2005）。

理论上，孕期禁忌可能对健康相关生活质量产生正面和负面影响。这些禁忌可能与孕期一系列积极的产前健康行为相关，鼓励女性对怀孕持积极态度，为为人父母做准备，并承认这一生活转变（Haslam, Lawrence, & Haefeli, 2003）。一项研究发现，更积极的态度与更好的生活质量相关（Mancuso, Sayles, & Allegrante, 2010）。另一方面，孕期传统可能会限制女性的身体活动和饮食，从而导致女性失去一些自由（Lee et al., 2009）。一项研究发现，孕妇的健康相关生活质量低于非孕妇（Mota, Cox, Enns, Calhoun, & Sareen, 2008）。因此，孕期禁忌的实践可能进一步限制身体和心理功能（Lee et al.）。一项研究发现，在围产期遵循中国传统习俗可能对女性的健康相关生活质量产生积极影响，但持续使用这些习俗可能对女性的生活质量产生负面影响（Chang, Kenney, & Chao, 2010）。因此，孕期禁忌对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的影响是模糊的。

中国传统孕期禁忌与感知压力

由于多种因素影响对压力的感知，因此感知压力是模糊的（Pfeifer, Kranz, & Scoggin, 2008）。在与日常表现、睡眠、食欲和情绪相关的方面，压力既可以是动力，也可以是过度干扰人们生活的因素（Canals-Gonzales, Kranz, Granberry, & Tanguma, 2008）。研究表明，女性在孕期（Woods, Melville, Guo, Fan, & Gavin, 2010）和向为人父母过渡时（Halford & Petch, 2010）会感知到压力。

澳门女性可能会发现自己陷入了西方和东方孕期护理风格（如自主与控制）之间的挣扎（Chang, Kenney et al., 2010；Chang, Tseng et al., 2010），这可能会引发压力（Cheng, 2002）。一项研究发现，当孕期社会活动受到限制时，女性会感到压力（Furber, Garrod, Maloney, Lovell, & McGowan, 2009）。此外，当家人长辈施加孕期禁忌时，代际纠纷也可能使女性承受压力（Lee et al., 2009）。一项研究表明，在华人群体中，家族长辈仍然可能持有关于产前护理的传统观念，而孕妇可能只能在沉默中挣扎，控制自己的挫败感和缺乏决策权（Lau & Wong, 2007）。因此，孕期禁忌可能被视为孕期的压力源。据我们所知，关于这个问题的现有证据很少，值得进一步研究。

总之，传统禁忌对女性健康的影响尚不明确。这给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在说服人们放弃这些习俗方面带来了困难。此外，在孕期，现代医疗实践与传统信仰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如均衡饮食与阴阳食物预防，或规律运动与行为限制）。与产后习俗相比，人们对孕期传统禁忌的实践知之甚少（Lee et al., 2009）。这类研究很重要，因为它为医疗保健从业者提供了关于提供文化敏感的产前护理（Williamson & Harrison, 2010）以优化孕产妇健康的信息。鉴于对探索中国传统孕期禁忌以及研究孕期禁忌、健康相关生活质量和亚洲人群感知压力之间关系的研究匮乏，本研究旨在丰富和充实这一新兴领域的文献。据我们所知，这是第一项旨在明确中国传统孕期禁忌的流行程度和理论依据，并探讨孕期禁忌、健康相关生活质量和感知压力水平之间关系的研究。

方法

伦理考量

本研究于2007年12月获得了所涉医院机构审查委员会的伦理批准，该批准符合《赫尔辛基宣言》。在研究人员向参与女性解释了研究的性质、目的和潜在风险后，获得了她们的知情同意。参与完全是自愿的，每位参与者都有权在研究期间的任何时候退出或拒绝提供信息，而不会受到任何惩罚或被剥夺医疗服务。严格维护了女性的匿名性和她们所提供信息的保密性。

第一阶段：探索中国传统孕期禁忌

研究地点位于澳门特别行政区S. Januário医院的门诊诊所。澳门面积29.2平方公里，包括澳门半岛以及氹仔岛和路环岛。澳门从16世纪至1999年是葡萄牙的殖民地，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处。2008年，澳门总人口估计为549,200人。其中约94%为来自广东和福建两省的华裔，其余6%为葡萄牙人和其他国籍人士（澳门政府旅游局，2009）。

中国传统孕期禁忌的探索始于深入的文献回顾（Ip, 2009; Jones, 2006; Lee et al., 2009; Martin, 2001; West, 2008; Wolfe, 1993）。随后，对30名孕妇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以获取关于女性为何遵循中国传统孕期禁忌及其潜在理由的信息。访谈问题包括：（a）您对中国传统孕期禁忌有何看法/经历？（b）您在孕期会遵守哪些行为和饮食禁忌？（c）您实践这些中国传统孕期禁忌的理由/原因/解释是什么？（d）您还有什么关于中国传统孕期禁忌想分享的吗？访谈于2007年12月至2008年3月期间在产前门诊诊所的私密房间进行，由一名自2006年起在香港大学获得社会科学博士学位的有经验的研究人员负责。采用了深入访谈技术来获取信息（Liamputtong & Ezzy, 2005），这有助于揭示和理解女性的主观体验。每位女性只接受一次访谈，访谈时间根据她们的回答而定，持续25至35分钟。每次访谈都进行了视频录制和现场观察笔记。访谈视频被完整转录，并检查了其中的停顿、重叠和非言语表达，同时进行了标注。所有转录材料都逐句分析，并对女性的理由进行了编码。数据的初始开放编码使用了不同的代码，这些代码被重复使用和重新分析，以重新评估内容并确认研究结果。使用主题分析对转录本进行分析，以识别样本中反复出现的主题、相似性和差异性（Taylor & Bogdan, 1998）。将研究结果的解释反馈给女性，作为数据交叉核对的一种手段。最终发现了两大类（行为禁忌和饮食禁忌）下的28条中国传统孕期禁忌及其所蕴含的传统健康信仰（表1）。

表1 孕期行为与饮食禁忌的文化信仰

根据所收集到的禁忌信息，我们构建了一份问卷（附录1），用于调查孕妇对这些产前禁忌的遵守情况。该问卷包括“行为禁忌”（BR）和“饮食禁忌”（DR）两大类，其中BR包含17项，DR包含11项。每项均采用二分法回答，“是”表示孕期遵守此习俗（得分=1），“否”表示孕期不遵守此习俗（得分=0）。将所有传统习俗项目得分相加后，即可得到每位孕妇的传统习俗总得分。得分越高，表明该参与者越倾向于遵守传统禁忌。这份问卷将与另外两项经过验证的关于健康相关生活质量和感知压力水平的测量工具一起，用于本研究的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中国传统孕期禁忌的相关因素研究

在第二阶段，我们评估了中国传统孕期禁忌、健康相关生活质量和感知压力之间的关系。

抽样方法

由于资源有限，我们采用了便利抽样法，目标人群为居住在澳门的中国孕妇。澳门有三家医院，其中一家为公立医院，两家为私立医院；本研究的研究地点设在公立医院的门诊诊所。尽管参与者仅在一家医院招募，但样本仍具有人群基础性，因为所有孕妇都必须到这家医院进行当前国家项目中的唐氏综合征筛查，因此样本代表了澳门一般孕妇人群，涵盖了澳门不同区域、不同人口和社会经济背景的妇女（澳门卫生中心，2004）。

假设先前类似研究（Lee et al., 2009）中发现的患病率（约1.98%）是准确的，那么样本量为1000人即可达到较低的误差因子（Altman, 2006）。这种误差程度约为患病率估计值的四分之一，因此足够小，可以自信地用于医疗保健服务系统的规划目的。本研究实际使用了1151名孕妇作为样本，这被认为足以检测出遵守传统习俗的妇女。排除标准如下：（a）未提供书面知情同意；（b）胎儿患有先天性异常，因为这些孕妇可能处于负面情感状态；（c）个人或家族有严重精神问题病史，考虑到合作性和用药问题。

数据收集

根据产科记录，所有在2008年6月至2009年1月数据收集期间前往产前诊所的妇女均有资格参与本研究。在邀请妇女参与之前，研究人员会单独与她们接触，以确认她们符合选拔标准。数据收集在第二孕期进行，因为该孕期的生理不适和压力水平相对较低。在等待产前门诊进行唐氏综合征血液检测的同时，她们用了大约10-15分钟完成了自评问卷。

测量工具

我们使用12项标准SF-12健康调查（SF-12）来评估健康相关生活质量，该调查用于评估生活质量的身体和心理方面（Ware, Kosinski, Turner-Bowker, & Gandek, 2005）。这些以问题形式呈现的项目解释了原始SF-36方差的90%以上。SF-12在几乎不损失信息的情况下，有效测量了两个组成部分，即身体健康（PCS）和心理健康（MCS）功能。PCS项目包括自我报告的在进行中等强度活动（如爬楼梯）时受限程度的评估、关于因身体疼痛而完成工作量减少的问题以及对总体健康的评估。MCS项目包括关于感到平静安宁或沮丧消沉、完成工作量减少以及由于心理健康问题而在进行活动时不如平时细心的问题（Ware et al.）。各自总结量表中的得分越高，代表功能水平越高。SF-12的信度和效度测试已被证明是令人满意的（Pezzilli, Morselli-Labate, Fantini, Campana, & Corinaldesi, 2007）。本研究采用了内容效度令人满意的中文版SF-12调查表（Lam, Tse, & Gandek, 2005）。

感知压力量表（PSS）用于测量个体认为生活中情境的压力程度（Cohen, Kamarck, & Mermelstein, 1983）。我们使用的版本包含14个项目，每个项目采用5点李克特量表评分，从0（从不）到4（非常频繁）。PSS项目旨在确定受访者觉得自己的生活不可预测、无法控制和压倒性的程度。这三个因素一直被认为是压力体验的核心组成部分。受访者被问及在过去一个月中，他们经历特定压力感受的频率。描述负面经历或反应的项目采用反向计分。总分范围从0到56，得分越高表示感知压力水平越高。PSS的内部一致性信度（Mimura & Griffith, 2004）、预测效度和同时效度（Cohen et al.）以及因子结构（Ramirez & Hernandaz, 2007）均已被证明是令人满意的。本研究采用了内容效度和信度均令人满意的中文版PSS（Chu, 2005）。

数据分析

使用SPSS 17.0软件包（SPSS Inc., Chicago, IL, USA）进行统计分析。使用描述性统计来呈现参与者的人口统计学、社会经济和产科数据。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探索影响健康相关生活质量和感知压力的中国传统孕期禁忌，同时调整人口统计学、社会经济、产科和医学变量。线性回归用于计算标准化系数（b）和未标准化系数（B）的95%置信区间（CI），以估计潜在变量与孕期禁忌结果之间的关联。使用决定系数和解释方差（R²）来评估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F值是用于判断整个模型是否具有统计上显著预测能力的检验统计量。

为了防止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在线性回归分析中，我们进行了主成分分析，并通过检查每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来进行多重共线性诊断统计（Stine, 1995）。VIF显示了由于多重共线性而导致系数估计值的方差被放大的程度。VIF用于分析多重共线性的程度，将VIF<5设为可接受水平（O’Brien, 2007）。p<.05被认为具有统计学显著性。

结果

共有1613名女性受邀参与本研究的第二阶段，其中462人选择不参与。拒绝的主要原因包括太忙、疲倦以及不愿透露信息。剩余的1151名女性（应答率=71.4%）完成了问卷。表2展示了参与者的人口统计学、社会经济和产科特征、健康相关生活质量以及感知压力水平。大多数女性年龄在25岁以上（69.9%），已婚（91.1%），且为中国籍（90.7%）。近一半（44.7%）的女性接受过高等教育。大多数（78.0%）有全职工作，且家庭月总收入超过10000澳门币（87.1%）。超过一半的女性（52.5%）正在期待她们的第一个孩子，且大多数（74.2%）在孕12周前已在相应医院接受过产前检查。对于约四分之一（27.5%）的女性而言，此次怀孕是计划外的。她们中的大多数人目前没有个人健康问题（91.1%）或过敏史（91.3%）。

澳门孕妇的孕期限制

表3显示，73.7%和79.1%的参与者分别遵守了行为和饮食限制。在孕期避免某些行为相对普遍，如搬动重物（31.0%）和在床上或使用剪刀（29.6%）。孕期最常遵守的饮食限制是避免寒性食物，如表3所示，包括西瓜（48%）、绿豆（37.6%）和香蕉（34.2%）。

表4展示了在控制人口统计学、社会经济、产科和医学变量后，行为和饮食限制得分对健康相关生活质量和感知压力得分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结果。在这些变量中，仅健康相关生活质量（SF-12）中的生理健康成分（PCS）具有显著性（b=0.127，p<0.001）；遵守行为限制的孕妇更可能是那些生理健康状况较差的人。然而，在遵守孕期限制与未遵守的孕妇之间，PSS得分无显著差异（p>0.05）。

讨论

澳门孕妇的孕期限制

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当代澳门中国女性仍然普遍遵守传统的孕期限制。一些行为限制，如搬动重物和在床上使用剪刀，是被禁止的。避免搬动重物的合理解释是，这可以防止孕妇过度劳累（Martin, 2001），从而预防流产。象征性地，人们认为在床上使用剪刀会导致婴儿出现唇裂或腭裂。尽管这种限制看似不科学，且与结果无逻辑关联，但一些女性仍然相信这种行为可能带来不幸后果（Martin）。

澳门孕妇会避免食用西瓜、绿豆和香蕉等寒性食物。根据中国传统，饮食对确保健康怀孕至关重要（Jones, 2006）。阴阳理论或寒热食物理论在孕期饮食选择中占主导地位（Ip, 2009），因为饮食被视为气的来源。在怀孕期间，澳门中国女性会避免食用具有阴性的食物，如可能需要更多能量或热量来加热的寒性食物（Jones）。女性可能会将寒性食物与流产联系起来，因为她们相信这些食物会使子宫变冷，进而导致子宫血液循环不良（West, 2008）。因此，这些行为和饮食限制可能有助于保护女性免受危险，使她们尽可能顺利地度过孕期。然而，需要更深入的研究来了解女性为何倾向于遵守孕期限制。

行为限制与较差的生理健康相关生活质量

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当女性的生理健康相关生活质量受损时，她们会更严格地遵守行为限制。这可能与孕期体重过度增加（Stuebe, Oken, & Gillman, 2009）或肥胖（Amador, Juarez, Guizar, & Linares, 2008）有关，这些因素与女性在快乐或悲伤事件以及象征性活动中的社会参与度较低相关（Lee et al., 2009; Liamputtong et al., 2005），并且与生理成分得分的降低呈正相关（Amador et al.）。另一种可能性是，遵守行为限制的女性中抑郁症状的水平更高（Lee et al.）。这些症状对生理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的生理成分得分具有累积的负面影响（Gallegos-Carrillo et al., 2009）。因此，遵守行为限制的女性更可能出现生理功能障碍，这或许并不奇怪。

然而，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方向并不明确。很容易认为，在生理健康相关生活质量方面，生理功能障碍出现在她们遵守行为限制之前。实证证据表明，生理健康相关生活质量较差的女性更可能报告孕期并发症（Moyer et al., 2008）。这反过来可能会增加她们对孕期限制规则的遵守程度，以保护自己免受危险（Chang, Tseng et al., 2010）。我们的研究结果可能还有另一种解释，即与生理健康相关生活质量和女性对出生结果的感知个人控制之间的关系有关（Weisman et al., 2008）。生理健康相关生活质量较差的女性更可能认为自己对出生结果的控制力很小，这可能意味着她们更倾向于采取行动来影响未来事件，如遵循传统习俗（Ip, 2009; Lee et al., 2009），以便更好地控制出生结果（Weisman et al.），并防止对婴儿造成任何潜在伤害（Ip）。

孕期限制与感知压力

与先前文献综述（Furber et al., 2009; Martin, 2001）的预期相反，本研究未发现孕期限制与感知压力之间存在显著关系。对此的一种可能解释是，孕期限制通过接受澳门孕妇的传统权利来塑造自我认同的转变（Chang, Kenney et al., 2010）。然而，在本研究的结果中，大多数女性表示她们遵守孕期限制。这些特定的孕期限制在主办文化中被接受为规范（Kaaya et al., 2010），因此遵守它们可能不会被视为压力。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这些女性的家庭与亚洲家庭的儒家价值观有着密切的联系（Park & Chesia, 2007; Yan & Sorenson, 2006）。儒家文化强化了以家庭为中心的观点，认为家庭是社会的核心运作单位（Tu, 1984）。中国家庭成员持有强烈的家庭主义价值观，在支持方面优先考虑家庭成员（Freeberg & Stein, 1996）。家庭社会支持可能在缓解中国孕妇的压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Lau & Wong, 2008; Nierop, Wirtz, Bratsikas, Zimmermann, & Ehlert, 2008）。此外，和谐与孝道是中国家庭更强调的特征。家庭成员之间的个人冲突是不被鼓励的，并且根据围绕父权原则构建的儒家伦理的精细规范，强调以和平方式解决任何分歧（Cheung et al., 2001）。因此，孕妇可能会在自身利益和传统的中国孕期限制之间寻求一定程度的平衡与和谐，这是家中长辈为了实现家庭和谐而必须做的（Zhu & Yao, 2008）。孕期限制与感知压力之间的可塑性值得进一步研究。

结论

本研究存在几个可能的局限性。首先，中国传统孕期限制列表是一份初步清单，因此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测试这份清单在中国不同地区人群中的心理测量特性。其次，尽管本研究探讨了与孕期限制相关的两个可能变量，但可能忽略了许多其他变量，如抑郁症状、家庭关系质量以及社交网络或支持团体。因此，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最后，本研究采用了横断面设计，无法捕捉孕期限制、生理健康相关生活质量和感知压力之间的因果关系。这种关系可以通过纵向设计来更清晰地考察。

然而，尽管存在这些局限性，本研究仍对文献做出了若干贡献。我们为读者提供了澳门背景下孕期限制的文化依据，这可能有助于医疗专业人员更好地了解来自不同文化的女性。本研究提供了一份限制清单，护士可以在临床情境中使用，以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女性。此外，本研究还深入探讨了行为限制与生理健康不佳之间的关联。在支持女性健康过渡到母亲角色的过程中，发展文化上适当的护理（Williamson & Harrison, 2010）至关重要。医疗专业人员需要了解自己的文化信仰、态度和感受，以便更好地理解可能来自不同背景和信仰体系的孕妇。然后，他们可以根据这些个体的需求调整自己的实践，并在实践中融入文化敏感性。然而，医疗专业人员可能会在孕妇中强调文化安全（Kruske, Kildea, & Barclay, 2006）的概念，以防止孕期限制对她们的生理健康产生潜在的负面影响。

致谢

本研究由澳门理工学院授予作者的资助金（RP/ESS-3/2007）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