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处决：作为公共景观酷刑的复活
文摘
历史
2024-02-16 13:04
中国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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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们杀人的时候，要留意为生命辩护！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俄乌开战后，相信不少人都看到了无人机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这种新式的杀人机械效率极高，只需简单遥控，便可平地登天，眼观八方。而一旦它们发现敌人，只需操控者轻轻按钮，便能发射激光制导炸弹，杀人于千里之外。更特别的是，它们的摄像头还能记录下每一次“猎杀时刻”，那些360度旋转的“眼睛”扫描着惶恐的人类，如鹰隼般俯瞰着猎物，很快，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便被终结了。俄乌战争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场“无人机战争”，它动用的无人机数量前所未有。据法国《世界报》估计，自冲突爆发以来，两军每天都使用数百架无人机。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RUSI）报告称，乌克兰军队每月在战场上损失300多架无人机。2023年9月俄国防部宣称，自“特别行动”以来，共摧毁乌军无人机6293架。对这场“无人机战争”最直观的感受是，2022年2月后，社交媒体上涌现出大量无人机猎杀视频。俄乌双方为了炫耀他们的武器，瓦解对方的士气，都热衷于将这种战争片段上传到网上。它们往往篇幅不长，由机载摄像头拍摄，内容高度统一，主题都是人类生命的最后时刻。这些主角或呈躺姿、卧姿、跑姿。或挣扎抵抗、或跪地求饶、或屏息静气——不知是坦然迎接死亡，还是想侥幸逃过一劫。最让笔者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对镜头竖大拇指的俄军士兵，他受击后痛苦不堪，手势却呈现出一个全球通用的赛博符号“like”。在评论区，人们聚集在死者的最后影像前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有人因为政治立场情绪激动，叫嚷着“俄罗斯必胜”、“乌克兰必胜”，好似处决一个人就能使他们支持的国家多一分胜算；还有人为军事问题争论不休，大谈“炸弹的威力何如？”“无人机的性能如何？”仿佛那不是真实的战争影像，而是游戏的虚拟画面；当然，也有人表达恐惧与不满，认为平台不应该向未成年人展示这些视频；更有人感慨命运无常，生命的脆弱，期盼战争早日结束。
显然，随着现代杀人与传播技术的结合，当人们通过网络聚集在杀人现场时，一种已经灭亡的、作为公共景观的酷刑正在悄然复活。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认为，在18—19世纪的众多变化中，有一种容易被忽视的变化是“作为一种公共景观酷刑的消失”。在18世纪之前，惩罚是一种公共表演，它通过暴力与恐怖展现着它的正义性。而在这之后，惩罚开始与暴力保持距离，因为在现代的人们看来，“这种惩罚方式，其野蛮程度不亚于，甚至超过了犯罪本身，它使观众习惯于本来想让他们厌恶的暴行。”正如贝卡利亚（Beccaria）在1764年批判的那样：“公开处决此时已被视为一个再次煽起暴力火焰的壁炉”。人们不再宣扬以暴制暴，其实是为了不再宣扬暴力本身。作为公共景观酷刑的消失，根本在于其合理性的消退。随着大众人文精神的觉醒，统治阶级通过酷刑彰显正义往往适得其反。在实际表现中，酷刑本身就像在犯罪。“它使刽子手变得像罪犯，使法官变得像谋杀犯，它在最后一刻调转了各种角色，使受刑的罪犯变成了受怜悯或赞颂的对象。”公共景观酷刑将一个施暴者拖入视野中央，以更为残忍的方式处决，让观众见证他在更强大暴力之下流露的人性本真一面。这种场景，除了能唤起人们的同情与恐惧之外，就再无意义可言。几个世纪前，传统的酷刑景观，已因其落后与无理退出了历史舞台。而现代的酷刑景观，却在先进的外衣下悄然复活。21世纪通过社交媒体公开展示暴力与恐怖的战争宣传，本质上是对18世纪以前酷刑景观的再现，也是对恐怖分子直播斩首人质的模仿。面对这种历史的倒退我们不禁要问，一个受到征召的现代士兵，凭什么要受到比前现代罪犯更加非人道的对待？1832年，即使法国的重犯仍有权在受刑前用黑纱蒙住头，可2024年，俄乌双方却不愿意用马赛克遮蔽住那些亡者的面孔。
如此卑劣的战争宣传必将使有良知的爱国者蒙羞。因为无论他们想传递什么意识形态，事实上都与人类共通的价值相违背。在人类纷繁复杂的各种利益之上，有一种最高的利益——那便是对人的尊重。然而战争爆发两年以来，俄乌的宣传机器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正在毫无避讳地展示自身的浅薄与野蛮。笔者在《泛俄世界：乌克兰、车臣、哈萨克斯坦》一文中说过：“游牧世界是一块野蛮大陆，斯拉夫人在与突厥人的千年厮杀中学会了‘求同存异’，他们信奉了同一种宗教——专制，通用了同一种文字——残忍。”乌克兰的民族重建能否完成，战争的胜负固然重要，道德的进化却更为重要。能否在捍卫生命的同时敬畏生命，才是乌克兰人浴火重生的真正考验。诚然，人和国家都应将暴力作为捍卫权益的最后手段，否则将任人宰割。但人们也应当铭记，任何宣扬暴力的行为都是对文明底线的挑战，任何滥用暴力的行径都是对自由的侵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