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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青年群体眼中，汪曾祺可谓“现象级美食作家”。他对食物的声音描写颇为人所称道。如《端午的鸭蛋》：“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这“吱”声仿佛让鸭蛋红油飞出纸页，充满了童趣与稚气。事实上，兼作家与画家于一身的汪曾祺，尤善于另辟蹊径，利用声音来营造丰富的画面感、情境感，给读者置身其中的阅读体验。这些运用声音呈现出的画面，同时体现了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日常生活的酸甜苦辣和中国传统美学的诗意情境。
汪曾祺的小说中自有一种浓郁的民俗风情之美。民俗在他的作品中并非仅仅作为背景，而是相当重要的审美对象，是其“小说散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无论是故乡高邮弥漫着水气的苏北运河，还是充满独特亚热带风情的昆明雨季，汪曾祺都能用声音将其呈现出来。《故里三陈》写旧时高邮迎神赛会上高跷队“开路”的：高跷队前面有两个“开路”的，一个手执两个棒槌，不停地“郭郭，郭郭”地敲着。一个手执小铜锣，敲着“光光，光光”。它们的声音合在一起，就是“郭郭，光光；郭郭，光光”。我总觉得这“开路”的来源是颇久远的。老远地听见“郭郭，光光”，就知道高跷来了，人们就振奋起来。
一连串拟声词“郭郭，光光”，简直震晕读者的脑子，足以表现出当时运河一带迎神赛会的热闹场景。作者当时也是个喜欢热闹的小孩子，也许和《五猖会》中的迅哥儿一样，被大人盯着背书呢。虽然身在书斋，心里却时刻想着街上的热闹，时刻用耳朵侦察街上的动静，想看城隍爷出行的繁盛仪仗。同样，在《胡同文化》里，也有这样一段充满民俗风情的描写，不过是转到了老北京胡同：胡同是贯通大街的网络。它距离闹市很近，打个酱油，约二斤鸡蛋什么的，很方便，但又似很远。这里没有车水马龙，总是安安静静的。偶尔有剃头挑子的“唤头”（像一个大镊子，用铁棒从当中擦过，便发出噌的一声）、磨剪子磨刀的“惊闺”（十几个铁片穿成一串，摇动作声）、算命的盲人（现在早没有了）吹的短笛的声音。这些声音不但不显得喧闹，倒显得胡同里更加安静了。
这一片段中，作者对声音不厌其烦地描述，甚至还在括号里作进一步说明，为读者呈现出北京特有的手艺人的吆喝，让人仿佛穿越其中，下一秒就能看到祥子拉着洋车走进胡同，或者有个叫英子的女孩在墙边踢皮球。在这些闾巷轶闻、平民琐事的声音中，有一种岁月流逝的惆怅感，让读者不由得为胡同文化的消逝而感到惋惜。
汪曾祺擅长用声音呈现生活的艰辛，透露出对普通人的关怀。比如，用四稿写定的短篇经典《职业》，罗列了抗战时期作者寓居昆明文林街时听闻的种种市井之声。在《思想·语言·结构》中，汪曾祺专门对这篇小说中的各种吆喝声作了说明：写第四稿时我把内容扩展了一下，写了文林街上几种叫卖的声音。有一个收买旧衣烂衫的女人，嗓子非常脆亮，吆唤“有——旧衣烂衫我来买！”一个贵州人卖一种叫化风丹的药：“有人买贵州遵义板桥的化风丹？”每天傍晚，一个苍老的声音叫卖臭虫药、跳蚤药：“壁虱药、虼蚤药。”苗族的女孩子卖杨梅、卖玉麦（即苞谷）粑粑。戴着小花帽，穿着板尖的绣花布鞋，声音娇娇的。“卖杨梅——”“玉麦粑粑——”她们把山里的初秋带到了昆明的街头。这样，内涵就更丰富，主题也深化了，从“失去童年的童年”延伸为：“人世多苦辛。”《职业》是汪曾祺自称最满意的一篇作品。他专门为这篇小说作了一篇《〈职业〉自赏》，对于叫卖声描写的解释也是“人世多苦辛”。体现一个人的境遇，我们习惯从外貌神态等着手，而汪曾祺另辟蹊径，用声音来表现一个人的精神气质。这是借鉴了古典小说的手法。在古典小说中，常常有先声夺人的场景，如《水浒传》《三国演义》常常有某人大喝一声，而后再正式出场的模式。《职业》中的声音则注入了更多社会气息。几种叫卖声勾勒出抗战时期昆明城市底层的社会图景，充满对普通人的悲悯和人道主义关怀，使读者在感慨生活不易的同时又能乐观面对人生。这体现了汪曾祺自己所说的“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
画面感不仅要呈现出真实感，而且要呈现出美感，尤其是意境之美。汪曾祺对中国传统美学中意境之美的运用可谓得心应手、浑然天成，其中有不少也是用声音来实现的。在《昆明的雨》一文中，汪曾祺专门回忆了雨季的杨梅。让他记住杨梅的，不只是昆明杨梅黑红如火炭、大而酸甜的外形和味道，更让他难忘的是卖杨梅的小女孩在雨后那一声“卖杨梅——”：雨季的果子，是杨梅。卖杨梅的都是苗族女孩子，戴一顶小花帽子，穿着扳尖的绣了满帮花的鞋，坐在人家阶石的一角，不时吆喝一声“卖杨梅——”，声音娇娇的。她们的声音使得昆明雨季的空气更加柔和了。
这段让人联想到陆游的“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和王嵎的“午梦醒来，小窗人静，春在卖花声里”。“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如果全文都在描述雨中景物，难免让读者感到乏味，突然传出一声娇娇的“卖杨梅——”，画面顿时鲜活起来。读者不禁想到，这个卖杨梅的小姑娘必是和《边城》中的翠翠一样纯净天然，或许也和翠翠一样带着点自负，以后可能会发生一段故事。这充满了传统的审美情趣，也带有汪曾祺本人的深深印记。汪曾祺非常喜欢这个苗家女孩卖杨梅的场景，以至于在多篇文章中写到这个场景或者化用这个场景：春天的早晨，尤其是下了一场小雨之后，就可听到叫卖枸杞头的声音。卖枸杞头的多是附郭近村的女孩子，声音很脆，极能传远：“卖枸杞头来！”（《故乡的野菜》）苗族女孩子吆唤：“玉麦粑粑……”声音娇娇的，很好听。如果下点小雨，尤有韵致。（《昆明的吃食》）作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坛的轰动之作，《受戒》中的水乡风情引人入胜，令人神往。《受戒》的结尾，明海和英子在船上私订终身后的诗意表达，尤其为人称道。请看：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桨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
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
最后一句中“扑鲁鲁鲁”的声音，让本来已趋于平静的故事又一次在读者心中掀起层层微澜，有“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意味，引发读者无尽的想象：他们的爱情会得到英子家人的赞同吗？明海会变成舅舅那样的黄胖和尚吗？还是会还俗，到英子家去做上门女婿呢？读者的阅读体验大大丰富了小说文本，使之言有尽而意无穷。这是中国传统美学中的“留白”技巧，全由那一声“扑鲁鲁鲁”引出来。苏雪林在《归有光的印象主义》中评价归有光散文中的抒情“侧笔”技法：“有光描写一件事、一种感情，都用侧笔。在兵法上说，都是不用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在疆场上大厮杀。他只用一旅偏师，直捣中间，以取胜者。”汪曾祺在多篇文章中谈到归有光散文对自己创作的影响，以及他对生活的认真观察、人生的独特感悟和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继承。从他别出机杼地用声音营造出的画面美感中，我们也能领会他的美学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