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角斜公社女社员在脱粒小麦
1979年角斜经济厉害！除了军事全国出名，工业总产值、居民存款也是全县第一，为发展经济，党委副书记被批斗为走资派，纪要被定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
据角斜公社原党委书记卢玉林撰文回忆，1963年的角斜公社工业基础薄弱，只有一个铁匠铺和几个小油坊，到1972年也只有的农具厂、机灌站，轧花厂刚刚筹建，社队经济基础薄弱，民兵训练常常遇到经费方面的困难，连擦枪的布都要伸长脖子等待上级下拨。但是角斜历史上在宋代曾是江苏沿海地区第二大盐场，经济发达，民国初年得益于北部大赉公司的开发，也经济很好。解放后虽然有所恢复，但是文革开始后，又受到重创。
七十年代初期搞小集镇“斗批改”，居民下放，房屋拆迁，破烂不堪。要摘社队的穷帽子，只有搞工业，苏南早有社队办工业的成功经验。我们（角斜公社党委）先尝试着生产磷肥，派几个身强力壮的民兵，凭着几口大缸，几根搅拌棍，一年赢利好几万，有了点本钱，我们便想搞农药，这是1973、1974年的事。他们去省里找有关部门负责人求援，人家说，你们一个乡，搞什么农药，办什么企业，这符合社会主义方向吗？
我们说，搞农药是直接为农业服务，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符合社会主义方向。人家不予理睬。我们的同志跑遍几个省市，得到中国昆虫研究所的支持，那时候知识分子还被打在冷宫里得不到重用，我们向他们请教，他们很感激，“士为知己者死”，很愿意为我们农药厂出力，像南京农药研究所费有春工程师、南通农药厂严朝干工程师，他们都是角斜农药厂的有功之臣。
那些年里，角斜先后办了缫丝厂、砖瓦厂、轧花厂（含剥绒、榨油）、磷肥厂、服装厂、工艺品厂、磁性材料厂等。办这些厂，风险很大，不只是经济风险，更主要是政治风险。上面常有人批评我们，说是“大寨不办厂，角斜办厂”，“角斜学大寨，批修正主义方向，堵资本主义道路没精打采，抓工业搞不正之风浑身是劲”，“不抓主业，搞歪门邪道，指导工作的方向不对头”。公社党委、民兵团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尤其是1976年，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要搞好工业，能源是个大问题，公社派人出去搞煤炭，一吨煤要用几角钱的业务费，这些只能开白条子，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另外由于中转环节多，有些损耗。那些本来就反对角斜办工厂的人认为机会来了，派来一个工作组，打起“煤炭专案”的旗号来整我们。管工业的党委副书记、民兵团副政委符永芝同志首当其冲被整。符永芝同志是个老民兵、老干部，解放战争中荣获“华东支前模范”光荣称号。他为了澄清事实，搞了个“煤炭纪要”，结果被工作组批为“反革命修正主义纪要”，送给他一顶帽子，“到站下车的走资派”，让他“自我解剖”，做检查。
对于所谓的“煤炭专案”，公社党委和民兵团的主要负责同志是旗帜鲜明的，这就是欢迎把经济问题搞清楚，但决不冤枉好人，更不能因此使得刚刚上马的角斜工业中途夭折。这个指导思想当然与工作组要求做“自我解剖”所谓“学大寨中的方向道路问题”背道而驰。所好不久，“四人帮”垮台，政治形势发生剧转，而且工作组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坚持实事求是的同志占了上风，轰动一时的“煤炭专案”终于以不了了之告终。
那些年，我们很多同志吃辛历苦，受了委屈，但谁也不向党发一句牢骚，大家想的只是如何探索出一条脱贫致富的路子，为繁荣角斜经济，把民兵工作推向新的阶段而努力。为把角斜工业搞上去，我们的青年民兵刻刻苦钻研，很多人成了技术骨干，一批民兵干部也脱颖而出，成为经济建设的行家里手。
1979年，我们的社办工业总产值达三百四十四万元，这个数字今天（1991年左右）看起来是个小数字，那时高居全县第一位，社员存款一百六十万元，也居全县第一位。在此以后的几年中，党的实事求是路线得到发扬光大，我们角斜民兵理直气壮地搞生产、搞工业，经济建设有了长足的进展，这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疾风知劲草，路遥知马力。角斜民兵用自身的努力雄辩地告诉世人：角斜人不但“会打枪打炮”——热爱武装，角斜人在经济建设中同样是英雄模范。
1980年，卢书记得到省长的表彰，角斜荣获全省经济先进单位。
离任后，卢书记还挂念角斜经济发展。2020年8月20日上午，骄阳似火。先后任角斜镇党委书记和海安县县长、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卢玉林来到角斜镇滩河村智创家庭农场，对农场水稻管理情况和农场运行专题调研。卢玉林已经80岁高龄，在滩河村办公室召开了有港丰合作社等五家农场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鼓励场主创业者们，坚定信心，做市场经济的主体，坚持科学发展的理念，把握投入产出比，一定要把效益搞上去。
角斜经济在70年代由衰转盛，卢书记功不可没。他没有盲目地投入到文革氛围中去，而是把经济发展提高到和民兵建设同等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