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玲丽 陈云菲 | 家庭生育决策、儿童照料方式与女性就业

家庭生育决策、儿童照料方式与女性就业

人口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础。2022年，我国出生人口降至956万人，人口出现负增长，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4.9%，我国正面临出生率下降与人口老龄化加剧的双面夹击。2016年的“全面二孩”政策连续两年推动了人口增长，但从2018年开始，政策效应逐渐减弱。2021年的“三孩政策”暂未改变生育率下降的趋势。生育意愿持续下降的原因之一是女性就业和育儿的冲突，劳动力市场中的生育歧视也可能导致女性为追求职业发展而放弃生育多孩。国家卫健委的调查显示，育龄女性的意愿生育个数已由2017年的1.76个降至2021年的1.64个。女性不仅承担着育儿的重要角色，还是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银行的数据表明，从2000年到2019年，我国女性就业者占女性总人口的比重从45.09%下降到43.63%。生育和就业不仅是家庭的内部决策，更关乎国家的发展潜力和竞争力，受社会环境、政策制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扭转目前就业率和生育率双重下降的趋势、促进女性职业发展和释放生育需求，需要积极有效的公共政策。

孩子的照料方式不仅直接影响女性的就业选择，还会对家庭的生育决策产生潜在影响。补充照料对母亲照料的替代性达到一定程度时，将为同时促进生育和就业提供前提条件。受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隔代照料是补充照料的主要方式。部分(外)祖父母无法承担照料责任或存在“养有余而教不足”的难题，因此幼托机构照料也成为重要补充方式。但教育部的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公立幼儿园的供给不足50%，公共照护机构的不足导致许多家庭被迫选择价格较高的私立幼儿园。虽然国家逐步将部分民办幼儿园纳入普惠性幼儿园以降低抚育成本，但此类幼儿园的入园年龄一般是3周岁，0～3岁儿童家庭不得不接受私立机构的高额定价。

“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被特别提出，提供可替代照料方式和增加公共照护资源是提高职业女性生育意愿的重要手段。因此，本文从补充照料资源和女性职业类型的视角出发，探究家庭生育决策、女性就业和儿童照料方式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增强女性生育与就业之间的正向兼容提供政策建议。研究结果有助于完善隔代照料和机构照料的生育分担功能，提高已婚女性多孩生育与就业的正向兼容性，促进人口均衡长期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这一远景目标的实现。

本文的边际贡献如下。首先，不同于以往研究多采用工具变量的方法降低内生性偏误，以及仅限于探究女性的劳动供给、生育决策、照料方式两两之间的关系，本文基于理论模型，将已婚女性的生育决策、就业决策与儿童照料方式纳入一个决策系统，得到三者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照料方式在女性就业与生育之间发挥的作用。其次，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研究女性整体的就业率，忽视了女性的职业类型差异。本文将女性劳动供给决策细分为主动失业和被动失业，职业类型分为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探究不同就业方式与已婚女性多孩生育之间的兼容异质性。再次，相比隔代照料，机构照料是更稳定、可持续的重要婴幼儿补充照料方式。本文从经济效应和时间效应两个方面出发，分析了机构照料的影响机制，为公共照料资源的补充和分配提供经验证据。最后，本文还探究了因生育中断就业对女性就业决策的长期影响。

本文其他部分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为理论分析和实证模型介绍，第四部分为数据来源和变量选择，第五部分是实证研究结果，第六部分是结论与政策建议。

有关生育数量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的研究还没有一致的结论。一些研究认为，孩子数量对女性就业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张川川，2011)，女性因为家庭照料主动或者被迫退出劳动力市场。部分用人单位存在的“性别歧视”也让女性再就业变得更加困难。另一些研究则发现，孩子对女性就业没有显著影响(Agüero & Marks，2011)，或是生育孩子反而促进了女性就业(Heath，2017)。也有研究指出，女性就业与生育之间的关系在一些发达国家已经由负相关向正相关转变(Hwang et al.，2018)。许玲丽和陈彦琳(2022)则发现，孩子对女性就业和劳动强度的影响具有数量效应和结构效应，数量效应使得女性就业减少或工作强度降低，结构效应则导致女性就业增加或工作强度提高。因此，女性生育与就业的关系因时间、地域、环境、政策的不同而存在差异。

生育也会影响女性就业类型的选择(江求川、代亚萍，2019)。部分女性因照料孩子倾向于选择时间地点比较灵活的非正规就业(Gallaway & Bernasek，2002)，例如自雇就业、自主经营等灵活有弹性的就业形式。已有研究发现，从事非正规就业的女性因为生育而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更小(Herr & Wolfram，2012)。当前，我国非正规就业仍然处于弱势地位，社会认可度不高，收入较低(张抗私等，2018)，职业上升通道少，所以部分女性尤其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青年女性选择非正规就业的意愿较低。

儿童照料方式一般分为正式的市场照料和非正式照料。非正式照料指家庭成员作为照料人(Heckman，1974)。由于文化背景差异，已有研究对隔代照料的影响结论不一致。隔代照料在中国更加普遍，大部分文献以居住安排作为隔代照料的代理变量，发现与父母同住会增加女性的劳动供给(Zamarro，2020)。但居住安排这一变量包含了无自理能力的老人，不能准确表示是否存在隔代照料(孙继圣、周亚虹，2019)。目前，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能够识别出孩子的照料方式(卢洪友等，2017)，因此本文选择CFPS数据以保证隔代照料描述的准确性。关于正式的市场照料，有学者发现，完善的机构照料促进了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Felfe et al.，2016)。也有学者比较了两种照料方式，例如，杜凤莲等(2018)发现隔代照料对女性劳动供给的促进作用大于正规的市场照料。儿童照料方式不仅影响女性的就业决策，也会影响女性的生育决策。一方面，隔代照料和机构照料帮助女性释放出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可以提高女性的生育率(Gu et al.，2021)。祖父母倾向于要多个孩子的意愿也会提高女性生育的可能性。但不同文化背景下，隔代照料也可能带来负面影响，抑制女性的生育意愿(Tanskanen et al.，2014)。此外，有研究表明，补充照料与女性的生育和就业均存在正相关关系(Borck，2014)，除母亲以外的照料方式的可替代性达到一定程度时，具有促进生育和就业的双重作用(Hwang et al.，2018)。目前，我国儿童补充照料方式对女性生育和就业的兼容性研究有待进一步完善。

生育决策和就业决策联系紧密，女性在作出生育决策时会考虑就业状况，在作出就业决策时也会考虑是否生育，二者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已有研究或是采用双胞胎数据(Bronars & Grogger，1994)，或是采用地区性别构成和平均生育数量(张抗私、王亚迪，2021)作为工具变量减轻因内生性引起的偏误。此外，儿童照料方式与女性劳动供给决策也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女性的就业决策与职业类型的差异导致对补充照料方式的依赖性不同，隔代和机构照料也通过时间效应和经济效应对女性的就业决策产生影响(Felfe et al.，2016)。大部分研究采用工具变量，如是否与父母同住(Ogawa & Ermisch，1996)、父亲或母亲是否去世(Posadas & Vidal­Fernandez，2013)或兄弟姐妹数量(孙继圣、周亚虹，2019)来降低内生性问题的干扰。还有部分研究采用联立方程估计方法，发现外祖母作为孩子照料方对女性就业有正向作用(Zamarro，2020；许玲丽、陈彦琳，2022)。

综上所述，鲜有文献将多孩生育决策、孩子照料方式和女性劳动供给决策纳入一个决策系统进行研究，分析女性就业类型与生育的兼容异质性的研究也相对较少，关于我国市场照料对女性多孩生育决策和就业决策的影响也有待进一步研究。因此，本文从隔代照料和机构照料的角度，深入探究儿童照料方式对青年女性的生育和就业决策正向兼容的影响，对新发展阶段健全我国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构造已婚已育女性的效用函数，探究生育决策、就业决策和照料方式决策之间的理论特征。假设女性的总效用为U(g)，受家庭消费C、个人闲暇时间l_w、丈夫效用s(g)和孩子效用v(g)的影响。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K_N表示孩子数量，h_k表示孩子受照料的时间，包括母亲的照料时间h_k1和父亲、隔代或机构照料等其他方式的照料时间h_k2。假设女性的全部时间为H，用于工作、休闲和照料孩子，那么工作时间(h_w)可表示为H－h_k1－l。根据Becker(1991)的家庭分工比较优势理论，夫妻双方根据“主内”还是“主外”的比较优势进行效用最大化决策。基于“理性人”的假设和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工资差距，女性通常分配给家庭更多的时间，这也与现实情况相符。本文的研究样本中男性负责照料孩子的比率不足5%。为简化模型，假设丈夫效用是常数：s(g)＝S。不失一般性，假设u(g)、s(g)和v(g)是一阶导数大于0，二阶导数小于0的可导函数。时间约束和收入约束的条件分别为：

其中，家庭的总收入为w×(H-h_k1-I_w)＋G，w是工资率，G表示女性丈夫的收入以及其他家庭收入。家庭的总支出为P_C×C＋P_F×K_N＋P_M×M×K_N，P_C×C表示家庭消费。M为二元变量，M＝1表示孩子受隔代照料或者机构照料。P_F表示每个孩子的固定养育成本，假设母亲照料没有额外的成本，隔代照料或机构照料的额外成本为P_M。构造拉格朗日函数求解方程如下：

通过对C，l_w，K_N和h_k求一阶导数，并结合Kuhn­Tucker条件得到如下方程：

结合Kuhn­Tucker条件和λ₂取值的不同，本文分两种情况进行讨论。

根据上述理论模型，本文构建系统决策方程进行估计，式(6)至式(8)分别是青年女性的就业决策方程、生育决策方程与儿童照料方式决策方程，具体方程设定如下：

其中，i表示不同的个体，劳动供给选择变量(labor)由employ和work两类变量组成，均为三元离散变量。employ_i表示女性的劳动参与决策，employ_i＝0为失业(被动退出劳动力市场)[1]，employ_i＝1为主动退出劳动力市场[2]，employ_i＝2为就业[3]。work_i表示女性的职业类型选择，work_i＝0为不就业，work_i＝1为正规就业，work_i＝2为非正规就业。k_id_i为二元变量，k_id_i＝0表示有一个孩子，k_id_i＝1表示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孩子。care_ij为儿童照料方式，j＝1为隔代照料，j＝2为机构照料。care_ij＝1表示儿童照料中采用了第j种照料方式，care_ij＝0表示没有补充照料。X_1i、X_2i和X_3i分别表示影响女性劳动、生育和照料方式的其他因素。

本文的核心变量均为离散变量，各变量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设定非线性方程的形式比设定线性方程更为合理。传统的联立方程模型多用于处理线性方程系统，因此，本研究采用条件混合过程(cmp)方法。相较于传统的工具变量法和联立方程模型，该方法的优点是可以同时处理线性方程和非线性方程，能够对任意组合的方程系统进行有效估计。

本文的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选择已婚已育女性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已婚家庭生育决策的焦点通常为是否生育多孩，如田艳芳等(2020)指出，至少已生育一子的女性对是否生育多个孩子有更清晰的意愿；另一方面，本文研究照料方式、生育决策和就业决策的相互作用，而已有孩子的家庭才具有可观测的照料方式。2013年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将18—44岁划分为青年人口，且20岁为我国女性的法定结婚年龄。基于此，本文筛选2018年CFPS数据库中20—44岁已婚已育的女性作为研究对象，获得截面数据样本2796个。此外，本文将2012年、2014年、2016年的数据与2018年的数据匹配，追踪女性是否接受过技能培训[4]以及是否有过因生育、照料等原因而中断就业的经历[5]，从动态角度探究女性生育决策与劳动供给决策的关系。

表1为主要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特征[6]，本文的就业决策变量为劳动参与决策和职业类型选择决策。非正规就业指非全职就业等其他灵活就业形式。儿童补充照料方式分别为隔代照料和机构照料，赋值标准参考家中年龄最小的孩子的照料方式，只要白天或者晚上补充该照料方式就赋值为1。机构照料主要指幼儿园、托儿所等市场照料。本文从三个方面选择控制变量：一是女性的个人特征，二是女性丈夫和父母的特征，三是家庭特征与地区变量。

本文数据表明家庭照料仍然是目前最主要的照料方式[7]，母亲照料在总样本中占68.69%，隔代照料占比约为机构照料占比的3倍，分别为33.05%和11.62%。城市户籍儿童受机构照料的比率约为农村户籍儿童的2倍，分别为17.77%和9.54%。

1．隔代照料

本文首先研究女性劳动参与决策、生育决策以及隔代照料的关系，估计结果见表2。模型(1)、模型(2)、模型(3)为劳动参与方程，结果表明孩子数量和隔代照料对青年女性失业的影响均不显著，而有两个及以上孩子的女性主动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概率增加了30.2%。这说明生育多孩的青年女性一般为自愿退出劳动力市场，将时间、精力更多地给予家庭，而不是市场歧视或个人能力不足导致的被迫失业。

模型(4)为生育决策方程，就业的女性生育二孩的概率将下降19.1%。结合模型(2)，可以发现青年女性生育与就业存在双向抑制的关系。隔代照料的补充显著降低了女性主动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概率(－24.5%)，提高了就业的概率(25.0%)和生育两个及两个以上孩子的概率(5.8%)。因此，隔代照料有助于缓解生育和就业的矛盾，提高二者的正向兼容性。此外，模型(5)即隔代照料选择方程的结果显示，若女性主动退出劳动力市场，隔代照料的概率将会下降50.3%，说明(外)祖父母照料与母亲照料之间为替代关系，间接表明了隔代照料对减轻女性负担的重要作用。

关于其他特征变量，模型(3)的结果表明接受技能培训的女性就业概率增加了5.5%，主动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降低。女性的初育年龄越高，越不利于女性就业。家庭教育支出占比的上升，医疗支出占比的下降均降低了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概率。模型(4)结果表明，女性年龄与生育数量存在倒U形的关系，初育年龄的增加会导致女性的生育意愿下降4.4%。近年来，我国女性初婚初育的年龄都有所延迟，不利于多孩生育。从女性配偶的角度来看，本文结果显示丈夫就业会激励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Michael，1985)，这与一些文献结论不同(姚先国、谭岚，2005)。女性丈夫的受教育程度对生育的影响不显著，而女性与其丈夫的健康状况越好，生育多个孩子的可能性越大。

2．机构照料

表3是劳动参与决策、生育决策和机构照料的估计结果。模型(3)和模型(4)的结果表明，虽然机构照料提高了女性就业率(27.1%)，但对女性生育多个孩子的选择没有显著的影响。结合理论模型和我国现有的照护资源来看，可能的原因是我国的普惠性公立幼儿机构不足，私立幼教机构的价格较高，导致市场机构照料总体上对女性的生育数量作用不明显。机构照料具有更高的育儿质量，给予女性更多的可支配时间，但目前来看，机构照料带来的边际效益小于隔代照料的边际成本，也说明了多孩生育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经济成本的约束。相比而言，隔代照料下的育儿成本较低，一些(外)祖父母还可以兼顾料理家务，有助于提高女性的生育意愿。模型(5)的结果显示，主动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女性选择机构照料的概率下降了11.5%。家庭收入相对较高的女性选择机构照料的可能性更高。此外，技能培训是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方式，提高了女性的竞争优势和机会成本，模型(3)的结果表明接受相关技能培训的女性就业概率提高了7.1%。

3．城乡异质性分析

本文分城乡研究青年女性的劳动参与、生育决策与照料方式决策之间的互动关系。结果表明[8]，相比于城市户籍的女性，农村女性就业和生育之间的抑制性更强，生育两个及两个以上孩子的农村户籍女性就业率显著降低了30%，就业女性生育多个孩子的概率下降了24.1%。隔代照料和机构照料分别提高了城市户籍和农村户籍的青年女性生育与就业的正向兼容程度，不仅提升了女性的就业率，还显著增加了女性生育多孩的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机构照料导致城市女性生育的概率显著降低了7.9%。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20年农村公立幼儿园在所有农村地区幼儿园中占比69.54%，城镇公立幼儿园在所有城镇幼儿园中仅占32.17%。城市地区更加依赖私立幼托机构，而私立机构照料的市场价格往往较高，养育负担过重导致了女性生育意愿降低。因此，构建合理的养育成本分担机制是提高女性生育与就业的正向兼容性的关键。

本文将就业类型分为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探究不同就业方式与已婚女性多孩生育之间的兼容异质性以及补充照料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此外，本文还引入生育中断就业变量，探究生育对青年女性就业的长期影响。

1．隔代照料

本部分研究女性的就业类型、生育决策以及隔代照料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估计结果见表4。模型(2)和模型(4)的结果表明，正规就业与女性生育存在相互抑制的关系，生育多孩的女性选择正规就业的概率显著下降了24.6%，从事正规就业的女性生育两个及以上孩子的概率下降了27.0%。可能的原因是正规就业的女性维持经济地位的投入更大，生育的机会成本更高。隔代照料显著增加了女性选择正规就业的概率，同时提高了女性生育多孩的可能性。因此，若要满足青年女性从事正规就业的意愿，隔代照料的补充十分有必要。与正规就业不同，非正规就业对提高女性就业率具有积极的作用且没有显著抑制女性的生育。非正规就业的灵活性更强，有助于女性在“家庭－就业”之间达到平衡，是缓解青年女性生育与就业冲突的重要方式。

关于其他特征变量[9]，因生育或照料家庭曾中断就业的女性，失业的概率增加了16.2%。女性因为照料家庭而中断就业对女性的劳动供给具有持续性影响，不仅造成了短期失业，也不利于女性未来的再就业，应通过补充照料资源等政策安排降低女性中断就业的风险。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女性相对优势更大，更倾向于选择福利保障更加完善的正规就业。考虑到正规就业欠灵活性和高机会成本的特点，应重点关注这部分女性的职业发展追求和生育意愿。

2．机构照料

表5是女性就业类型选择、生育决策以及机构照料的估计结果。就业类型决策方程的结果表明，机构照料会显著促进青年女性的正规就业，概率上升了40.9%，但机构照料对生育数量的增加没有显著影响。模型(5)的结果显示，女性从事正规职业增加了机构照料的概率，约提高了18.1%。若要促进青年女性的正规就业，机构照料也是重要的补充照料方式。此外，女性的初育年龄越高，越倾向于选择机构照料，家庭规模增加则会降低选择机构照料的概率。

3．城乡异质性分析

本文分城乡研究青年女性就业类型决策、生育决策与照料方式的异质性[10]。结果表明，对于同一农村地区的女性，非正规就业与生育相互促进兼容发展，说明非正规就业是缓解农村女性生育与就业矛盾的有效途径。农村女性的正规就业与生育数量相互抑制，而补充照料可以缓解二者之间的矛盾。对于城市户籍的女性，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均显著降低了女性的生育数量，且女性的生育数量对从事正规就业的影响不显著。

此外，受教育程度高的女性更倾向于选择稳定有保障的正规就业。目前，我国非正规就业保障和福利仍存在不足，认可度不高，城市户籍女性受教育程度普遍更高，选择非正规就业的意愿较小。机构照料促进城市女性从事正规就业的效果更加明显，正规就业的女性也更加倾向于选择机构照料，但机构照料没有促进城市女性生育多孩。因此，在城市地区适当提高正规就业的灵活性，补充普惠性的公共照料资源，对于激励城市女性生育和促进就业十分重要。

本文采用特殊解释变量回归模型(Special Regressor Method)进行稳健性检验，该方法通过选择一个外生、连续且拥有大支撑集的变量作为特殊解释变量，处理二值选择模型中离散型变量内生性导致的偏误。参考孙继圣和周亚虹(2019)，本文选择丈夫收入水平或家庭人均收入水平作为特殊变量进行估计。平均结构方程计算的边际效应的结果表明[11]，生育与正规就业不具有正向兼容性，生育与非正规就业存在双向促进的兼容关系，这可能与正规职业与非正规职业的灵活度与机会成本的差异有关。隔代照料对女性正规就业和生育的正向兼容具有支持作用，机构照料仅提高了女性的就业率。生育多个孩子的女性选择补充照料的概率更高，因此，完善补充照料资源有助于加强对女性生育和就业的保障。总体来看，该结果与采用cmp估计的结果基本一致，说明本文的结论具有稳健性。

长期来看，隔代照料并非稳定、可持续的补充方式。尤其在城市，机构照料逐渐替代隔代照料(田艳芳等，2020)。但本文的结果表明，机构照料在促进女性就业的同时，没有促进女性多孩生育。因此，本部分探讨机构照料影响女性生育与就业决策的机制，分析原因以提高机构照料对女性生育和就业正向兼容的支持作用。

本研究的理论模型表明，机构照料主要通过两条路径影响女性的就业和生育：一是经济效应。相比隔代照料，市场机构照料的费用较高，产生的经济压力降低了女性的生育意愿，并迫使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Heath，2017)。本文设置交互项“0－5岁×机构照料(care2)×机构照料费用[12]”进行识别。二是时间效应。机构照料对母亲照料的替代作用释放了女性的时间和精力。女性的时间主要分配在工作、休闲和照料家庭三个方面，基于现有数据，本文通过分析女性的工作时间、看电视和电影时间(休闲)以及家务时间的变化，检验机构照料的时间效应。

表6的结果显示，劳动参与决策模型中的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机构照料的高昂费用会提高女性的就业率。尤其是城市户籍的女性，照料支出每增加1000元，女性就业的可能性就提高2.2%。但幼托机构照料的费用对城市户籍女性的生育数量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意味着目前城市中机构照料的市场价格过高，降低了女性的生育意愿。表7的结果表明，机构照料增加了农村户籍女性的工作时间，减少了女性做家务的时间，但对城市女性的时间分配没有显著的影响。因此，目前城市女性生育与就业的正向兼容性主要受到经济成本的约束，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育儿成本的不断提高。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探究家庭生育决策、儿童照料方式与女性就业之间的关系，通过条件混合过程(cmp)方法考察三者之间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为扭转目前“双降”的局面，促进女性就业与生育的正向兼容，完善“再家庭化”和“去家庭化”支持政策体系提供实证依据。

本研究发现：第一，青年女性的生育和就业是双向抑制的关系，且农村户籍的女性抑制性更强。当前家庭照料依然是儿童照料的主体，隔代照料显著缓解了女性生育和就业的正向兼容矛盾，需强调“再家庭化”政策支持的重要性。机构照料仅对女性就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生育没有产生积极的影响。在城市样本中，机构照料伴随高昂的育儿成本反而降低了女性生育的概率，现有“去家庭化”支持资源难以弥补生育成本。第二，青年女性的生育与正规就业存在相互抑制。相较于城市户籍女性，农村户籍女性在补充照料中受益更大。第三，非正规就业是缓解女性生育与就业矛盾的有效途径。尤其在农村，女性选择非正规就业可以同时提高就业率和生育率。第四，从动态角度来看，因生育中断就业的情况对女性再就业的消极影响具有持续性。

以照料需求为核心，结合“再家庭化”与“去家庭化”照料政策，形成符合中国特征的有效政策合力十分重要。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首先，在短期，鼓励支持隔代照料，完善“再家庭化”政策。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抵税、补贴等措施，调动隔代照料的积极性。宣传科学的育儿知识，提升(外)祖父母的照料技能和专业水平，合理引导家庭照料资源分配。此外，本文的结果表明，因生育中断就业的情况对女性再就业的阻碍具有长期性。目前，我国的生育支持政策主要针对女性制定，例如增加育儿假、延长产假等。但女性个人假期过长会导致其在劳动力市场中面临歧视和排斥，因此在保障休假的同时，保障女性就业权益就十分重要。一方面，要强化男性的家庭责任，推行共享育儿假，宣传家庭分工的性别平等理念，减轻就业的性别歧视；另一方面，当地政府可以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构建合理的生育成本分担机制。

其次，隔代照料的普遍性和持续性较低，并非长久之计。机构照料作为“去家庭化”的公共服务手段，是更加稳定持续的补充照料方式，也是有效降低女性养育、教育负担的重要途径。当前，我国幼托机构等公共照护资源不足，尤其是城市地区，生育受到市场照料经济成本的约束。在长期，政府应推动公共照护资源按需分配，增加普惠性教育资源的投入，提升普惠性幼儿园的覆盖率，降低机构照料的经济成本。此外，放宽普惠性幼儿园的入学年龄，增加0—3岁公共托育服务的供给，以减轻女性生育的时间成本，提高已婚职业女性的生育意愿。

最后，从女性职业选择和发展的角度提高家庭的发展能力，加强就业与生育支持政策之间的横向联系。完善和发展非正规就业市场，促进就业率和生育率的正向兼容。一方面，要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非正规就业制度，促进劳动合同、劳动纠纷处理等制度的完善，保障女性在医疗、养老方面的权益；另一方面，政府应支持非正规就业市场的发展，适度增加灵活就业的岗位，给予女性更多的职业选择，适当对女性个体经营提供税收优惠或补助，鼓励女性自主创业，帮助女性实现职业追求。

本文也存在一定的局限。虽然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反映数据调研期间女性的生育、就业和照料方式决策的相互作用，但截面数据无法完美反映家庭最终的生育决策结果。未来可以搜集生育决策过程的序列追踪数据，得到更准确的动态关系，为配套生育支持政策的前瞻性提供经验证据。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