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终身小学生

我出身农村，打小就觉得啥都不懂，可总想弄懂。小时爱鸟，想抓个鸟养起来，一抓它就飞了。我问大人们咋办，他们教我用带长绳的小棍儿把筛子支起来，底下放吃的，小麻雀来吃，躲在远处把绳子一拉，就把它盖住了。再用一个大床单把筛子一圈盖严，慢慢伸手到筛子里捉住麻雀。我学会了，但抓住的麻雀拒绝吃食，喂不活，把它放了。

我不死心，非闹着喂鸟。大人们说得到鸟窝里掏不会飞的幼鸟，到手后，天天喂它小蚂蚱，就熟悉了。幼鸟会飞后，可喂馍与粮食，拿根细绳拴住腿，天天带它玩，时间久了，它就不跑了，还可加以训练。

这不过是童趣，再长几岁，我明白最重要的是要学会种庄稼，把那些耕田能手作为学习榜样。

种田的学问可大了，耕田能手的本领不简单。如犁地、耙地、播种、扬场等，多半是有些年纪、经验丰富、体格健壮而灵活的庄稼汉才能胜任。尤其是当车把式，驾驶没有转弯设置的木制四轮太平车，一辆车需要多匹牲口一起拉，在松软的田地里、土路上拉着割下来的庄稼等重物前行，很费劲，转弯更困难，特级好把式很稀有，许多人中才能出一个。

你看他，先扬长鞭，洪亮地高喊几声发威，再一手拉缰绳，一手高扬鞭杆“啪啪”甩几个大响声，多调皮的牲口都会随着“喔喔”的吆喝声老老实实地听指挥，起劲拉套。我对这些很有兴趣，最爱看种田能手如何操作干活。

解放后，村里有了小学，家人送我去上学。一进学校，我发现课堂中的天地比原野的天地更广阔，对我的吸引力极强，一个字、一道题地跟着老师学起来。

转眼之间我18岁了，高中毕业，而且入了党。我成年了，不能再成为家庭的负担，想为长辈分担家务。恰在此时，传来了国家主席刘少奇同他未考上大学的侄孙女说的话：“一个人要有远大理想，要有解放全人类的决心和毅力”，希望她回农村工作，当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

带着刘主席的话，我高兴地对父亲说要回家当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父亲沉下脸，对我大加训斥，要我必须去考大学。被逼进考场的我，马马虎虎地答卷，几门考试没有用完时间就匆匆交卷而去，心想我考不上，看父亲还有何话可说。

天不助我也，高考分数不高，倒也够本省大学录取线了，当第一代有文化农民的愿望落空。

进入大学，我的想法变了，觉得进入大学值得，就是当农民，也是学问越大越好。

大学毕业自报工作志愿，我想到家乡之外的遥远地方看看天下是什么样子。学校又号召我们准备到国家最需要的艰苦地区，所以我报的志愿是西藏、新疆与内蒙古，又远又艰苦。

有一天，系里通知我去校部参加全校毕业生座谈会，听听我们对工作志愿有何愿望。我在会上带头发言，谈了以上三个志愿。我本想再深入谈谈我为何选这三地，但发现对我后面的话，那些校本部的人似乎不感兴趣，就止住了。之后又有几位其他系的毕业生发言，都没有说几句。不过几十分钟的时间，主持人宣布座谈会结束。我觉得这个座谈会好生奇怪，不明白与会的校部人员为何对我们的发言不感兴趣。

做梦也未想到，我接到了外交部的通知，要我到北京报到，那是1964年8月31日。人人向往首都北京，我当然很高兴。后来一位部干部司的同志告我，他参加了我的母校组织的那个座谈会，他混在校部人员里，目的是为了当面看看我，不是想听我的发言。我开玩笑地对他说：“原来是你把我骗到外交部的。”我们相视而笑。

到了外交部，100多位毕业生挤在东郊雅宝路外交部招待所的大礼堂住宿，在临时搭起的床铺上睡觉。大家见面相互介绍，热闹非凡。我傻了眼，人家个个是北大、人大、外交学院、外语学院、南开、复旦等等名校毕业的，大多学外语，像我这样毕业于当时没有名气的郑州大学、不会外语的是极少数。我学的中文系专业，与外交工作没有什么关系，我来外交部能干什么？可我又想，从小就是什么都不懂，识字是从小学开始，现在再像上小学那样从头学外交呗！

只要学就会有进步，搞外交不但要求会外语，首先必须政治立场非常坚定，绝对忠于祖国，认真贯彻国家政策，业务尽可能精益求精，遵守纪律不打折扣。归纳起来就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对外交部人员提出的十六个字——“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这十六个字是建国后至少到我这一代外交人员，耳熟能详、张口就出的部训与箴言，至今牢记于心。

严格说，我是一个不合格的外交干部，因为我是个官至司长、大使，却外语不过关的人，英语只有短训班的水平，远远不够用。建国初期，外语人才严重不足，调了一批将军大使，还有些地方的高级干部进外交部任高级外交官，那是必要和正确的。他们都有出色表现，是我们后来人的榜样。

我当司长时建国已经44年，当大使时建国已经48年，应该培养出很多外语过关的外交人员了。所以我在最后一任离任报告中，婉转地建议上级：“我希望我是共和国最后一位外语不过关的驻外大使。”可惜在最后正式印发时，这句话被删去了。

2009年11月，我在《世界知识》杂志上发表了《当外交官需要怎样的资质》一文，2013年9月13日我在《环球时报》上发表了《外语不过关，难当好外交官》一文，以我自己的亲身经历与切肤之痛，反驳了那种时至今日外语不行照样可以当好外交官的说法。

我用什么办法弥补自己的外语不行呢？就是扬长避短，发挥我爱学好思、常有自己独立想法并能坦陈的优点，时时处处以一个小学生的态度去学，使我外语之外的其他各个方面不断提高水平，能完成任务，交出基本及格的答卷。

还有，当我被提拔为处、司领导后，努力在我领导的范围内建设一个优秀集体，同事们之间优势互补、形成合力，保证整体上具有完成任务的实力，能够得到各方认可。

我还有个特点，就是工作不挑肥拣瘦，让干啥就干啥，而且想方设法把工作搞好，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没把握就请示上级，上级批评就老老实实反思自己，不强调客观原因，狠挖自己的不足，通过学习弥补短板。

当年，很多同志不愿到领事司，以为那里的工作无非是发护照、办签证、填表、签字、盖章而已，简单，没有意思。

1979年我从驻泰国使馆任满回国后，一个月没有接到工作分配的信息，在家待不住，主动去找干部司，要求尽快分配工作。

接待我的一位年轻人问过我的名字后，未说一语，便到另一个屋子，半天才回来，对我说：“你被分配到领事司了。”

我说：“好，请给我开介绍信，我这就去领事司报到。”

年轻人闭口不语，冷场好一阵，才吞吞吐吐说：“亚洲司人太多了，办公地点不够，有的同志在走廊里办公。”

我心说，不是把我分配到领事司了吗，还对我说亚洲司的事情干吗？我请他马上给我开信，好去领事司上班。

去领事司的路上我明白了，原来干部司估计我既然从驻泰国使馆研究室回来，一定会要求去亚洲司而拒绝去领事司，因为不愿去领事司是普遍现象，所以事先准备好了说服我的口径。那位年轻同志未能料到我竟一口答应去领事司，一时没有拐过弯来，又把领导指示的口径对我讲了一遍。

在驻泰使馆，我是研究室成员，没有在领事部工作过，所以对领事工作不了解。到了领事司，不能不从头开始学，再次当上了小学生。我如饥似渴地学起了领事业务。一学不得了，发现领事工作同样学问很大，只是当时很多人对领事工作不了解而已。我查了许多资料，看了过去的很多文件和档案，发现一个国家不开放，就会感到领事工作用处不大。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7年开始改革开放，前28年全国出国人员总共才28万人次，平均每年才1万人次，且大多为因公出国。改革开放后我国出国人员越来越多，每年几百万、几千万、上亿，探亲、旅游、留学、经商等等等等，势必出现大量的领事工作，我国领事工作必然会形成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潮、新局面。

我想，如能在一个别人都不大重视的领域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对国家的重要贡献，就是创造。我之所以能在1982年至1993年的11年中晋升五级——副处、正处、处参、副司、正司，就是我一头扎进领事工作，以一个小学生的态度，孜孜不倦从头开始，向前辈、向同事学习的结果，在借鉴历史经验中学习的结果。凡到一个新岗位、从事新工作，我就当一次新的小学生，结果总有新的进步与新的成绩。

我2009年退休，在外交战线工作了45年，也就是说离开学校后当了45年的外交小学生。虽然搞了45年外交，其实只是对领事工作比较熟悉而已，欧洲问题、中东问题、拉美问题，特别是对几十年的很多热点外交问题并未置身，只能说是大致了解，与部里的资深外交官相比，我比小学生水平高不了多少。

因为我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所以参加了某些香港回归事务；在纽约经历了震惊世界的9.11事件，在那里同台独、藏独、疆独、美国反华势力开展了四年的斗勇斗智，且战绩可陈。除此以外的其他方面，我都是做些日常外交工作，仅仅完成任务而已。 

退休后可以轻松轻松了，无需每天8小时，其实不止8小时地辛勤工作了。可实际上，我又开始了新的小学生生活了。过去没有退休制，至少我以前没有过过退休生活，所以刚一退休不知道该怎么办，很不习惯，很不适应，从领导干部变成普通百姓，也少不了要再从头开始像小学生那样学习一番。

譬如说，在任时可以看到文件或听传达，知道很多内部机密信息，比较好了解上级直到中央的精神，退休后也就是同老百姓一样看报纸、看电视、听广播、听小道传闻，还能像过去一样领会中央精神、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吗？这是必须的，只能丢下一切官架子，老老实实像小学生那样去从头慢慢习惯与学习，不能因退休而落伍。

凡中央公布的重要文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我总是逐字逐句认真阅读和加深理解。老干局组织的活动我积极参加，在外交笔会可以向从事各个方面外交工作的笔友们学习请教，他们写的著作我搜集很多。在家里，我就向儿子、孙子学习，网上流传的新名词蜂拥而来，不向儿孙学习根本弄不懂，连手机都用不好。

一句话，我是个终身小学生。

——写于2024年11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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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张宏喜

 图片 | 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贾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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