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李大钊出殡时，他假称是李氏族中的晚辈参与了护灵。他周旋于陈公博，戴笠，周佛海，毛森等人之间，被称之为潜伏敌营15年的红色窃听器。

他曾营救杨靖宇之弟出狱，也曾智救战友，刘少1奇称赞他一人可抵三个师，陈毅老总曾称赞他，至少为我党提供了一个师的助力。潜伏敌营15年，官职越做越大，大到自己都慌，担心最后不好收场，向上级请示，上级却说“大胆往上爬。”

戴笠至死都不知道他的身份，他打入军统，一路做到军统少将，91岁才去世，他便是李时雨。

李时雨

从书呆子到爱国青年

李时雨1908年时出生于黑龙江，他原名叫做李亭芳，因痴迷《水浒传》，崇拜里面的及时雨宋江，所以将自己改成了李时雨。

他本以为自己有朝一日会走上如宋江一样劫富济贫，仗义疏财，与兄弟战士们大口喝酒，大碗吃肉的日子，孰料，他最后却走向了最危险的敌营，成为安插在敌人心脏上的一把尖刀。

1924年春天，他来到齐齐哈尔，入了省立一中的补习班，后来考入了省立一中，陆续结识了林枫和张敬载等人物，也为以后他的革命生涯做了伏笔。

而1927年春节后，他去了北京，考入了北京的弘达学院，后来又考入了北大法学院，与其他学生不同，最初上大学的两年，他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只顾一心苦读，从不参与学生活动，也不参加任何的政治组织，彼时，其他的学生都称李时雨是书呆子。

在918事变后他变了，意识到这个国家在沦陷，中华民族在生死存亡之间，任何有正义感的中国人都应当站出来，所以在夏尚志的介绍下，他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于同年转为了共产党员。

自此开始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1年12月时，他曾作为北平的学生南下示威参加北平学生的卧轨斗争，那时的他是北平学生大示威的总指挥。

他已经不再是那个被人称为书呆子的少年了。

1932年时，他受党组织的派遣到哈尔滨从事抗日活动，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深夜，他率部潜入了兴隆镇火车站，并打伤了日军数10人，却能安然无恙扬长而去，没多久他便重新返回了北大法学院，依然是那个饱含爱国热情的学生。

在1933年左右，他按照党组织的指示，李大钊同志出殡时，他假称是李氏族中的晚辈参与了护灵。

1934年，这一位青年学子李时雨他毕业了，党组织结合他曾经的经历以及他的个人性格，所展现出来的能力，所以，派他打入东北军。

担任张学良公馆警卫室主任的张学孟曾是李时雨的同学，在张学孟的举荐下，李时雨成功打入了西安剿总第四处，担任中卫办事员。

自此，李时雨他开启了从中尉办事员，再一步步混成为军统少将的传奇潜伏生涯，开始了他“平步青云”的新篇章。

在1936年2月，受周总1理直接领导的刘宇新来到西安跟李时雨接上了头。

在西安事变发生时，刘宇新便来到李时雨的家中，跟他一起商讨下一步的对策，可不管二人规划了多么令人憧憬的美好蓝图，一切都在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后，化为了梦幻泡影。

张学良被扣留后，东北军内陷入了一定程度的混乱，东北军上层对未来该何去何从的看法上不一致，产生了矛盾，在1937年时还发生了枪杀王以哲事件，东北军只能宣布整编改组，在这种情况下，李时雨认为已经不适宜留在东北军中工作了，所以便想返回北平。

就在途中，就在到达天津时，77事变发生了，日军攻占了天津，也截断了天津去往北平的道路，李时雨只能滞留在这里。

幸运的是因为老朋友的介绍，李时雨跟党内秘密组织的负责人何松亭接上了头，他继续归北方局领导，在天津继续从事地下工作。

在一九三七年八月，李时雨遇到了一个人，彼时日本人在天津成立了一个治安维持会，吴光弼在里面工作。

吴光弼是李时雨的老相识了，曾经在西安剿总会待过，如今故人相见，“两眼泪汪汪”，吴光弼想“提携”李时雨一把，李时雨请示了党组织，认为这是一个打入敌人内部的好机会，所以在吴光弼的介绍下，李时雨当上了天津高等法院的检察官。

营救杨靖宇的弟弟，智救同志，传递情报等都是从此开始。

智救同志

当上天津高等法院检察官后不久，李时雨就收到了日军特务机关派发的通行证，因此得以畅通无阻的往返于京津之间，传递我党的重要情报，重要信件。

在此期间，有两个极其艰巨的任务，一次是运送电台机械和马达。

党组织将电台机械和马达装入了两个箱子中，运到了李时雨那里。

李时雨接到两个箱子后，堂而皇之的带到了自己的办公室。没过几日，何松亭给李时雨加了一个箱子。

事关机密，何松亭那边又拦不到汽车，无法将箱子运出。李时雨得知情况后，知道事关紧急，破在眉睫，就顾不得自身暴露的风险，乘坐三轮车去接箱子。

为了及时完成任务，李时雨凌晨乘坐三轮车将箱子送到了“法国桥”边，可此时却遇到了日军的阻拦，他们不允许三轮车过桥。

李时雨便故意做出威严的样子，一手不经意的露出自己被日本特务机关所派发的通行证，一手轻松的提起了装满马打的箱子，轻而易举的通过了盘查。

他陆续将三个箱子分别运往了指定地点。

另一个重要任务，是营救被捕于天津监狱的共产党员冯冀，何松亭在向李时雨传递此任务时，语意模糊，他知道的情报只有，对方是一个共产党员，除此之外，一概不知。

李时雨便来到了审理冯冀案件的康书记官那里，趁着康书记官外出之际，李时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冯冀的卷宗全部装进了自己的公文包，回到家中后将其全部焚烧。

发现卷宗丢失后的康书记关急了，此所谓天降横灾，无可奈何，只能去找李时雨求助，李时雨煞有介事的说到“此事容易，你就向上级谎称冯冀的卷宗在日军轰炸时烧毁了。”

康书记按李时雨的说法，一五一十的向上级汇报，上级果然没有治罪于他，李时雨也因此获得见冯冀的机会。

确认隔墙无耳时，李时雨悄悄向冯骥透露道“你的卷宗已经被我烧毁了，现在只有登记簿上记录着你有共产党员嫌疑。

法庭审理时你可以翻案，你就说跟人打架被诬陷入狱，被带上了共匪的帽子。”

同时李时雨又在外活动，称冯冀是自己的一个亲戚，给负责冯冀案件的审判长送了礼物，又宴请其他涉事人员在大饭店来吃了一顿。

开庭审判时，冯骥果然被无罪释放。

1939年8月，汪精卫与日本人勾结，策划建立汪伪政权，打算在上海召开国民党第6次代表大会，为了此事，汪精卫派人在各地网罗参会代表。

汪精卫

负责此事的朱晶华发现了一个“明珠”，对方就是李时雨，朱晶华二话不说就让李时雨冒充国民党的北方代表，参加第6次全国代表大会。

李时雨向上级做了请示，上级认为这是一次获得汪伪情报的绝佳时机，李时雨又果然趁此机会获得了很多伪满的情报。

在1940年时，李时雨作为几个新任常委之一，因工作出色，还与另外11人到了上海，受到了汪精卫的亲自接见。

在1940年3月份，李时雨也即将迎来自己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汪伪的政治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了立法委员名单，李时雨的名字赫然在列。

在我党内部一步步上报，最后华北社会局做出了决定，批准李时雨打入汪伪政府。

所以1940年的4月份，李时雨到达了曾经他也多次跟陈公博打交道，对方的信任和器重。

李时雨利用自己的身份巧妙的跟形形色色的敌人周旋，他的妻子此时也前往了南京，负责情报交通的工作，将李时雨所获取的情报送往天津给何松亭。

1944年汪精卫病死，陈公博担任行政院院长，周佛海担任行政院副院长，当时有着很大的人员调动，李时雨原本也是该被调离上海的，周佛海指名道姓的让李时雨留下。

中共一大代表，卖国巨奸

那个时期，周佛海已然倾向于跟军统合作，跟国民党合作，所以，后来周佛海在担任上海警察局局长时，李时雨担任上海警察局司法处长，周佛海是行动总队总指挥时，李时雨是动总队军法处副处长。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李时雨负责侦查敌情工作，彼时，国民党正接收上海，接受新式武器。是李时雨在第一时间内向我党汇报了消息，所以我党才能刚刚击溃接受新式武器的刘铁诚拼团，歼灭熊剑东兵团。

李时雨本人还从伪军中搞到了10多支左轮手枪和数百发子弹，这一些军事装备全都被交给党员，用小船运送出了上海。

不久后，一个人找上了李时雨，此人便是范纪曼，范纪曼表示自己的两位同志李一鸣和杨树田（杨靖宇之弟）被敌人抓了，想将两位同志营救出来，李时雨觉得应趁此混乱时机，来一把浑水摸鱼，智救同志。

就让范纪曼穿上了跟自己一般无二的少将军服，来到监狱中时趾高气扬的说道“这是新来的范高参，她是来接收李一鸣和杨树田同志的。”

典狱长说李一鸣已被日本人要去了，只剩下杨树田，在营救行动即将结束时，却又有了拦路虎。典狱长让范纪曼在提人收条上签字，李时雨当机立断，在收条上写上了自己的大名。

敌营十五年

1945年8月左右，因为军统特务余祥琴的关系，李时雨打入了军统，所以李时雨跟对方一起参加逮捕审讯汉奸的工作，后来也曾担任二战第二组的组长。

彼时国民党十万火急的出动军队，在美国飞机的支持下抢占大城市时，李时雨将自己所能接触到的机密，比如国民党国防部对军队的调动，蒋介石对某些军事长官的指令等，全都传送到了延安，让我党能在第一时间内掌握，国民党的动向。

后来，李时雨在军统内的，军统内越升越高，成了军统少将，也曾询问党组织是否要继续干下去，党组织的回复是官职越大，越有利于接触机密情报，“不要怕，大胆往上爬。”

可那些蛛丝马迹，那些倾向于共产党员的举动，终究是被发现了，在1946年，军统特务怀疑李时雨的身份，要逮捕他，党组织原本要让李时雨撤出上海，去往东北跟陶铸接关系，可为时已晚，李时雨已经被刘方雄的人逮捕了。

面对审问，面对酷刑，李时雨拒不交代自己是共产党，被判了7年6个月的有期徒刑。

随着解放军一步步的高歌猛进，国民党败局已定，再加上国统区的通货膨胀问题，财政面临着重重压力，国民党只能释放一些战犯，1949年2月，李时雨被释放。

释放后，李时雨继续利用自己曾经所接触的关系宣传党的政策。毛森警惕不已，多次派人盯梢，党组织了解到李时雨的处境后，才将他撤离上海。

在敌人心脏处活动了15年，他是我党的红色窃听器也是我党插在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李时雨晚年写了这样一首诗，“敌营搏斗十五年，刀光剑影无形战。革命胜利归来日，换上军装笑开颜。”

李时雨晚年和其孙女在天安门前的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