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县人民为何要花十年时间立志建成红旗渠？（下） | 国庆特辑

原林县县委书记杨贵：

当时想得比较简单一点，怎么简单一点呢，说是总干渠测量下来呀，是多长呢？是71公里，142华里。71公里我给大家商量呀，那时候我们还是很注意走群众路线的。

我跟大家商量，我说71公里，就是71000米，71000米，我说一个人搞一米长，就是按现在这个要求八米宽，四米三高，我说这个得多长时间。

林县居民、河南省劳模任羊成：

一个人修一米，这不困难吧，这个好修的吧。说多长时间可以修一米，当时也没有经验，就在房间里想象着说的。

杨贵：

那要是搞一米的话，一个人一个月就搞了。有些人恐怕一个月不行，山上还得崩石头呀，搞什么，这个…恐怕得两个月。还有些同志说啥呢，咱打点余地，两个半月。我那时候跟大家说，我说这样，如果说一个人一米，能够一百天把它搞成，我说…我给大家说笑话，我说我请你们，请你们喝酒，请你们的客。也有好多同志都拍胸脯，老杨你请客注定了。

任羊成：

1960年2月开工，3月、4月、5月，这两三个月，一个人修一米长，两三个月这很容易嘛。

杨贵：

上十万人的话，七万人工地搞渠道，有三万人的话是搞运输，运菜运粮食搞这些。我说这还有啥问题，上十万人没有啥问题。因为那时候男劳力、女劳力，上个十来万人，那时候有60来万人咱林县。大家都说差不多，十万人差不多。我说那咱就定了，一百天完成任务。

杨贵：

那已经上将近四万人了，我沿着这个渠，从坟头岭（分水岭）一直到这个渠首，哎呀，上了四万人，咱这个渠上就看不到有啥人，所以另外的话，也看见有些在那儿刨的，把渠的基线刨错了。

原红旗渠指挥部工作人员王文全：

因为当时我们那个工地啊，搞那个设计也没有正式搞成，就是光说了说，光有一个初步方案，从渠首到下边，走哪走哪，指了指，就跟那儿刨。结果开工了一个月，有的高了，有的低了，就没有到渠线上边。

杨贵：

另外到山西，山西还有40多里路，41里路在山西的，我到山西一去以后，一个是跟我们的工人商量，民工商量，另外我跟地方上山西的群众商量。

王文全：

山西老百姓尽管很支持，但是呢因为咱放炮啊，给人家带来很多麻烦。

杨贵：

因为林县上的人呀，盼水心切，有些这个…放炮又放得大，劲头很足，结果一个炮他放一吨药，两千斤啊，放一吨药，结果一崩，一个山头崩下来了。

杨贵：

这个倒是可快，但是人家群众的房子裂缝了，那像地震一样，群众说这能行吗，这天天有地震呀，把我们的房子都崩裂了。

再一个猪也找不到了，放这个炮以后猪都跑得找不到了，牲口呢，有些跑得也找不见了。哎呀，我说咱采取这个方法不行。

王文全：

当时山西平顺县的很多山羊啊，那炮一崩以后，那羊就要往外挤，一挤以后呢，一个摞一个，下面那个羊都挤死了。

所以的话杨贵就规定，今后在这儿放炮不能超过40公斤。给他规定了这。

原红旗渠指挥部工作人员李天德：

后来一看不行，杨贵去视察了以后，来在盘阳开了个会。

王文全：

在那个会上决定的就是先把山西这四十华里的渠修成。先把山西这个问题解决了，修成以后，咱不再去山西麻烦人家了。

杨贵：

咱采取这个突击的方法，时间很短，这就跟身上长个疮一样，要是一阵一阵疼，这疼过以后就完了，这还可以止住一点，如果说是你时间很长，给人家找麻烦很厉害，群众就很讨厌了。

咱采取这个部署以后，争取加快速度，把它完成任务。大家这时候都很赞成。我说咱们这样，咱们把引漳入林渠呀，改成红旗渠，大家说都赞成。以后引漳入林指挥部就是红旗渠指挥部。这红旗渠就是这个时候才提出来改成红旗渠的。

林县居民、河南省劳模李改云：

住在我们一开始到那儿还是住的民房，或是过去喂牲口的那个屋，人家把牲口弄到外面去，叫人住到里面去，一开始还算不错，后来集中力量都上去以后，就不行了，都上去以后那人太多了。

王文全：

山里边呢，山窟窿里边啊，山崖下啊，搭个棚啊。

李天德：

大部分是搭棚，打土洞，打窑洞住人。

原红旗渠指挥部工作人员彭士俊：

没有草，铺的都是…头天刚到那儿，地上凉得很厉害，凉得很厉害，也没有席子，自己上山…那是二月份嘛，那是正月十五吃了饺子上去的，干部啊，指挥长都去上山去割草，割下草就往下面铺，哎，一铺鲜乎乎的，把铺盖往上面一弄，也没有席子，那么一铺，铺盖比较简单，一个小铺底，一条被子，就行了。枕的时候呢，找一个比较合适的石头当枕头，支在下面就行了。

杨贵：

住，上去住到那个山洞里面，到那个山洞里面的话潮湿，所以当时我回来以后，我就把家里面我的小孩，现在已经50岁了的小孩，那时候才几岁，就爬到床下面把我们这个席呀，把床上的席子、毡子统统抽出来，抽出来以后放到院里面，叫他们运到工地。

王文全：

他一捐出来以后，县委个关，其他机关都说，杨书记都把席子捐出来了，所以都捐出来。那一次机关捐的席子不少。

杨贵：

这个时候群众是很高兴，你看看县里面把这个…那时候到山上穿这个鞋呀，也费鞋费得厉害，我们这个鞋送上去以后，反正你谁能穿，根据你脚大小，你挑起来穿就行了。

林县居民、河南省劳模张买江：

那时候供不起我穿鞋，给我做双鞋，我母亲两个修渠的，我姊妹四五个，就供不上我们穿鞋。她们在家都是赤着脚。就给我做了一双鞋，我七天就穿一双鞋，谁会做得起呢，那会儿东西又短少。所以我就在渠上呢，就想法用这个车子胎，割这么长，钉在鞋底下面，我的脚底板也磨坏了，不这样也穿不住，成天跑，你不能不穿啊。

彭士俊：

新鞋打了两个掌子，那都是火成岩，放炮完了的石头像刀子一样，挺快的，一挨着就给你割破了，鞋像刀子啃的一块一块的。机关里面就自行车胎，外胎、破胎、或者汽车外胎，沿着布鞋底…反正就是所有能钉鞋的都送到渠上。

彭士俊：

当时那个技术水平很低，那就是镢头啊、钎啊，这就是农民自己带，小车也可以带，小车给你记工。一个小车一天记多少工分，再一个队里边有车的或者什么，它过去也修过一些水利，有这个钢钎啊、铁绳啊，那都自己带，谁有谁带。然后就是那个筐，编的抬筐，没有了生产队你们自己解决。不要买，上山去割条子，或者在哪儿去割条子，自己编了自己用。炸药，咱们就采取自制。

原新华社记者方徨：

林县人能吃苦，吃苦耐劳，非常勤劳，非常勤奋。

任羊成：

林县人呢他仔细呀，有的你今年收了200斤，你这200斤粮食，他要计算一天吃多少，这能吃几个月。吃一年，还是吃一年多，防止灾荒，他都是这样节省节约，粮食都要存下来。

林县居民、河南省劳模郭秋英：

林县人过生活是比较简朴、节约，有这个思想传统。

彭士俊：

县里面有储备粮，我忘记是多少，是不是三千多万斤，我忘记了。基本上在林县当时是，过去没有很搞浮夸。

原林县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王广琛：

说实在话，1958年、1959年有点浮夸，但是不太严重。

原林县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徐礼拴：

1958年秋天犁地的时候时候，他们布置人打扮成像老黄忠呀，小罗成啊，打扮成花脸穿着戏装，搞深翻改土。我们带着乡政府去评比检查，我们去村东检查呢，原康村村东检查，看了看，还认识了一些熟人。然后说到西边看看，西边也是这样，到西边一瞧，哎，人家现画上脸，还是那些人。特别是那个山上，原康那个小盆地，那山上白家沟，山上有个五龙洞龙口…山上…平地上才翻土地，你在那儿干吗呀，你不是搞形式主义呀。回来的时候，把这个党委书记的职撤了。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姚村党委书记冯曾生，冯曾生怎么办呢，他在陵阳，现在叫陵阳镇了，在陵阳这个地方呢，搞田间运输木轨化，把树锯了，然后做成小火车道，做成小罐车，从上面推粪推土，意思是说省力，轰，往下推。其实，往田间送粪推土啊，都不需要那样，结果铺了几里长吧，让老百姓砍树做成木轨道，然后造个小假火车推，把这个职也撤了，这个撤了，又叫马继拴去上任。这两个人都撤职。这是一个。第二条就是登门到户，赔情道歉，搞赔退。

王广琛：

到1960年整风后，把虚夸的数字把它压下来了，统计局的数字上看不出浮夸。1960年正是困难时期，虽说林县有三千万斤储备粮，但数万施工人员的吃住还是个巨大的问题。

李改云：

1960年正好是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就依靠自力更生，自带工具，自带口粮，什么都是自带。

杨贵：

你吃的粮食自带，当时规定是一斤半粮食。但是只准你带你自己的口粮，不准带家里面的口粮，你自己你的队里面如果是八两粮食，你就带八两粮食，我们从储备粮里面给你补助到一斤半，你是一斤，再补助你半斤也是一斤半。

王文全：

当时我们在工地，下到工的以后，一个民工，一天补助一斤半粮食，最后补助到一斤，后来到八两，八两粮食，那再加上他从生产队再带个七八两，也就是一斤二三两的粮食，那就是吃不饱。

李天德：

晚上人家不是让劳逸结合嘛，晚上我都说赶紧睡，不中了就喝点酱油，带点水蘸蘸，那时间是很困难。发点柿饼，柿疙瘩子都吃了。

方徨：

林县柿子很多，柿子做柿饼嘛，把那个柿子皮镟出来，镟出来柿子皮晒干了以后磨成粉，用那个柿子粉，柿子皮磨成的粉，拌点高粱面，也可以做东西吃。

李天德：

在南谷洞，那会南谷洞已经施工了，从南谷洞弄了些粮食，我们干部二十七斤粮食，补助一点糠，就这样，青年洞有三百护渠队嘛，人家都不行。他们吃了糠了，我们也得吃。互相都争这个糠呢，争着要吃。

当时我们在那儿吧，一月一个人是18块钱生活费，粮食可能是一斤半，再加上他本人带的口粮，基本上二斤来粮食，那生活还是比较足的。18块钱生活费，那一天合6毛钱呢，6毛钱就买上点菜啊。

彭士俊：

那菜就不等了，菜就是有红萝卜缨啊，白萝卜缨啊，或者红薯叶啊，那么多，三万多人上到上面，山上的树叶都采完了，杏叶、白杨叶，白杨那种…也好吃那种叶。

王广琛：

油少、菜少，这是事实。有时红薯叶呀，有时上山挖点野菜啊，这有。我这史稿上面也写了这个，这是事实。有，这不错。二斤多粮…劳动一天，一顿没有一斤粮不饱肚啊。

任羊成：

那时候有的是八两，有的是七两，有的是九两，就没有吃到一斤的，都是这样。也还有六两的。

王广琛：

八两粮食是没有的，这个不要去电视上讲这个东西，不符合林县事实，是不是。同时，八两粮食也顾不了命，就不能劳动，还有说吃粮，四两、八两、六两，得了浮肿病，还在青年洞劳动，不是那个情况。第一红旗渠没有浮肿，在农村有浮肿病不准上红旗渠，这是县委的规定。

任羊成：

哎呀，看…最险要的就是有鸻鹉崖、石子山、老虎嘴、鹰嘴山、通天沟、四眉崭、小鬼脸、红石崭，这是最特殊险要的八处。

王文全：

当时的话，因为在山西那一段啊，经常出事情时候，出事故。

彭士俊：

一下子牺牲九个，那是最严重的一次，上面塌方，人在下面，一下就砸死那么多人。有一个洞子里边闷死了三个人，所以当时有一个就是趢富荣跟我说，有个人下去，这个人说，哎，你不要去，你是独苗，你就弟兄一个，我弟兄三个呢，我就死了我还有两个呢，你让我下去，你不要去。

王文全：

一牺牲以后，那老百姓就胆怵了，就胆小了，老百姓叫胆怵了，就不敢去了，害了怕了。所以呢，那个工程就往后压了压，压了多久，后来从各个乡，各个公社，抽了一部分强壮劳力，一个人一截，一个乡一截，去那儿会战了一个多月。这样才把它搞成了。

郭秋英：

那个张买江啊，他父亲死了以后，他母亲又把他送上去，她明知道那么艰苦，那么险要，家里又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还要把孩子送上去呢？

彭士俊：

他娘就说，你去吧，尽管他才十三岁，你去，修不成红旗渠你不要回来。你带着水回来就中。我们现在能够喝到红旗渠的水，也不能忘记这些人。

张买江：

正在修渠的时候，我有个小妹子，我父亲死了以后她也牺牲了。所以我就在家当小孩王，管看他们，看他们看好了回来我还不用挨打，我看不好，我母亲就要打我。所以我就宁愿去渠上，我也不用挨你们打了，所以我就上了渠。

彭士俊：

他为什么叫羊成呢，这两个字，他家很穷，小时候他妈没有奶，他爸是放羊的，他喝羊奶长大，所以叫羊成。

原河南日报记者魏德忠：

当时我们好多记者去采访，他刚从工地上下来，满身啊，扎的都是刺，他那个指挥长是个副县长，叫马有金。任羊成把袄脱下来，一查，那个刺啊，荆棘…那个野枣树的刺啊，哎呀，好几千，有一大堆，衣服上扎的都是刺。啊，任羊成，你把裤子扒了，他们开玩笑，裤子扒了干啥，一解开裤带以后，这腰里一层老茧啊，人家都在手上脚上长老茧，他在腰里。

你看那个电影里多动人啊，唰，悠荡着，像燕子那样，他动作非常敏捷啊，可是那一开始不行，一开始吊着以后啊，那时候没有尼龙绳啊、麻绳啊，说不上什么时候…，麻绳在石头上面一动，一掉下来万丈深渊啊，一掉下来粉身碎骨没了，任羊成胆子大，有的胆小的，吊上去以后，一开始啊，吓得尿裤子。

任羊成：

我们开始从这儿下来以后，只能走十米二十米，这样下来排险，后来我们锻炼飞，往起飞，从这儿一下，比方从这儿下来以后，用这个扎棍这样一捣它以后，唰，三十米。往那边能飞三十米，到那儿把险石全部排掉，在那儿排掉以后，一看，眼睛这样一看以后，一捣那山，哗，又飞到这边，这样是六十米宽。

魏德忠：

他老伴就说，说任羊成去了啊，白天去了，就准备着晚上就回不来。

彭士俊：

除险队长任羊成，阎王殿里报了名，就说这是个活死人，所以他就…他去的时候他就感到不一定能回来，但是还要干。他跟我说过，他说我把这铺盖啊，四两套啊，四两套在林县说土话四两套就是个破被子，把四两套用绳一捆，一些衣服啊一块捆住放在那儿。有人认为他要当逃兵，后来不知怎么就传到指挥部了。后来就是马有金指挥长去那儿看他，哎，你把这捆着它了，咳…老马啊，这会儿啊，去我是站着去的，说不定回来不回来，这是两回事。我把这四两套捆着它，如果我去除险的时候晒了柿干，就是粉身碎骨的意思。我要晒了柿子干了，给我拾几块回去，一提这个东西，也不用再找是不是我的，我是这个意思。他说，我听说你要当逃兵，他说，咳…这不修成红旗渠我不回去。我在红旗渠上就是死了，也比我从小饿死让狗吃了有价值。

杨贵：

中央提出来要保人保畜，要一百日休整，大家都休息，不要做活，只要把身体搞好。

王广琛：

休养生息，这是爱护群众，关心群众的措施。

张买江：

领导是正确的，就林县缺水啊。你再怎么保人保畜，啥都没有，不还是逃荒要饭。

彭士俊：

一下来，修成还修不成啊，咱们费了这么多工，都是不愿意，不愿意下来，都要求留在渠上继续修，我们宁愿苦干，不愿苦熬。

王文全：

当时县委决定，杨贵和林县县委决定，休整，执行中央的指示，爱护群众，休养生息。这是第一。第二不全下来人，留三百多人，一继续开挖青年洞，那是咽喉工程，不开出来以后不中。第二留下点人保护明渠。

杨贵：

当时我的想法是啥呢，我说这个明渠啊，这个可以上人。一旦情况好了，调三万人五万人上去都没有问题。这个打洞，再上多少人，它这个…盛不下人啊。我说留下人打洞，就是现在那个青年洞啊，就是当时留下来打的。

王文全：

他那个岩石叫花岗岩，也叫火成岩，就那个红石头，很硬，打一锤打一个白点，开始凿的时候啊，一天一个人两个人轮着凿，也就是凿三公寸。

青年洞它是弧形的，它是这么个弧形的，不是东西直着的，它是个弧形的，所以靠这一半呢，它是临着那个坡边，所以在它旁边搞了好多旁洞。这样一来，工作面就扩大了，你从这边打，他从那边打，所以进度也就快了。

任羊成：

你看这个得多长时间，六百多米啊，哎呀，得五六年时间。就这样我们干，干了是一年零五个月，才凿通啊。

杨贵：

1961年的时候啊，咱中央这个谭震林书记啊，那时候谭震林是书记处书记，又是国务院副总理，他到河南到七里营去搞调查，纠正过去一些左的错误。

王文全：

在新乡豫北宾馆召开这个整风…就是反五风会议，就是反官僚主义啊，召开这个会议。召开这个会议呢，当时林县有一些人，就是反对修红旗渠这些人，认为，你这个林县的老百姓都没有饭吃，吃不饱，现在还修红旗渠呢。

杨贵：

说杨贵这个人是蛮干，不听地委的话，中央让百日休整，他现在还在继续搞引漳入林工程，而且他还把引漳入林改成红旗渠，啊，这个人就是骄傲自满，死抱着红旗不放。

王广琛：

不顾群众的死活，背着干粮送野屎，剥树皮，吃野菜。

徐礼拴：

树皮吃光了，饿死人了，还要修红旗渠。叫他停工他不停工。

杨贵：

他听了这个以后，谭书记这是老革命老领导了，他一听这个情况他就起火了，林县这个县委书记这个…死抱着红旗不放，啊，是个死官僚，要撤他的职。在会上他宣布撤职，一说撤我的职以后啊，当时大家都很震动，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说了以后，基本上这就是定了非要撤职不行了啊。

王文全：

我们那个县委组织部长路加林，他说你也不要光听他们反映的，他们反映的那个不是事实。

徐礼拴：

说实话林县不是那种情况，谭书记，我们也不是死官僚，也没有饿死人，我们还有储备粮，说这个情况。说这些情况以后，就马上宣布撤他的职。

新乡地区二十四个县委书记，实际当时呢，实际已经免了十八个了。这还有六个人，杨贵就是第六个。

杨贵：

这个组织部长叫路加林，结果开始说是撤我的职，我的职没有撤呢，结果先把这个组织部长的职撤了。撤了以后，第二天地委召开各县县委书记。

第二天我去了以后，我一看这个情况这么紧张，谁都不敢跟我握手，也不敢跟我说话，背着走。好像我这个，哎呀，有啥不得了的问题一样，呀，我总觉得，我说是这个情况…

我就说，像林县修建红旗渠，我说这个是我决策的，也是我领导的，但是这个啥呢…我们的组织部长路加林就是说了一句有意见的话，就把他撤职，我说我是不赞成的。你撤我的职可以，撤我们组织部长的职务我不赞成。我在会议上就把我这个观点就讲了，另外我又讲了，我说为什么我们现在修红旗渠在现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还抓紧地修呢，我说林县缺水的情况太厉害了。

谭副总理呢一句话没有批评，但是他听了我讲这个以后啊，他这个啥呢，听了我讲这个以后，他后来就派了个调查组到林县去调查。谭书记就说是把组织部长的职务给他恢复了，又把组织部长的职务恢复了。

徐礼拴：

老杨这个人他有个性格，他要认定的东西，你就割头，他也不屈服。杨贵说，哎，我建议领导，马上派人到林县去调查，如果我说的是假的，撤我的职，改组县委我都没意见。如果不调查，他这样说，我作为党员我保留意见，直至向中央反映。调查这个情况以后，杨贵说的是真的，别人告那个状是假的。

王广琛：

水一直从渠首放开水，南边一直到合涧红英汇流，东边到夺丰渡槽，北边到一直到曙光洞的洞口，把水都放下去。

徐礼拴：

这个时候杨贵宣布开闸放水，群众啊很多都掉泪。

王文全：

有的人…那水，浑水啊，舀开就喝几口。

李改云：

我就在渠上坐着，本来我就一直觉得，我心里一直有点…我去的时候，又是向支部表态，又是向党表决心，我一定要带着人，带着渠水回来，把渠水带回林县来，不带回林县来我就不回来。唉，遗憾的是没有带回水来，我受伤我先回来了。本来我心里就一直觉着好像有个缺憾。那天水一下来，哎呀，那水，哗一泻下来以后啊，我的心啊，不知道是高兴还是激动，反正是…好像这心就跟着这水哗…一起走了。

张买江：

我担着水，连夜…头天中午开了会，赶第二天早起回到家里，第二担子水…俺娘在家，去合涧开了庆功典礼会，坐在渠干上硬看池塘水流满。

彭士俊：

那群众这个手舞足蹈啊，哎呀，水来了水来了水来了，哎呦，有的这个，有的老人够着去舀水，也不管脏不脏就喝了。有的还专门取了盛水的东西，拽上这一桶水啊，自己不喝，回去敬奉这死去的老人啊，说，哎，咱林县可有了水了啊，你不用再惦着了。上坟啊。

我这是乐极生悲，我想着通水又想起吴祖太了，那个人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