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的长河中，我们的成长像一场漫长而细腻的旅程，每一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色彩和风味。——题记
60年代中期，我上小学。尽管刚刚能填饱肚子，但是放学后参加街道上组织的“爱国卫生运动”还是乐此不疲。
那个年代还是计划经济，城市副食品供应比较紧张。为了改善“瓜、菜、代”造成的营养不足，能给老人、孩子碗里添个“蛋腥”——养鸡，就成了差不多家家户户的饲养活动了。
那时住楼房的少，住平房的多，即使住楼房的，也有不少户在走廊或阳台上放着鸡笼 。
可以说，当年的养鸡户和这些年养狗户数，比起来不分伯仲；满大街都是鸡，狗却看不到踪影。
当年，我家曾住在一个阡陌纵横，有多条街巷胡同组成的大院。虽然叫大院，可我家所居的那条街，基本上都是有院子的独门独院。
离我家很近的马路两旁，做各种小买卖的摊位鳞次栉比，就像现在的集市。不远处，为了方便清洁工收拾垃圾和居民倒垃圾，随处可见用水泥砌的垃圾池子，这些地方也成了鸡群的乐园。
鸡的主人，也为这些外出觅食，回家下蛋的“家庭成员”大开绿灯。每天早晨，这些鸡就像上班的人们一样，急急匆匆地窜出鸡窝出了家门，三五成群大摇大摆，从街巷胡同开始，东一头，西一头地满世界寻觅，不放过任何一点可以果腹的食物，享受着免费的“早餐”。
也怪，这些鸡和当时的人一样，好像总是吃不饱，但是应了一句话：“鸡拉的狗尿的”。从摊位、垃圾池子返回各家的路上，这些不同的鸡群，一路忙不迭地“鸡叨米”，也一路不停地“喷薄而出”。
几支队伍过后，所经之地，陆陆续续地留下了一泡泡、稀薄褐色的“稀释物”。这些冒着热气，散发着臭味的“稀释物”，顿时铺满了大街小巷。
当时，城市里“爱国卫生运动”也相应开展得轰轰烈烈。那情景，就和多少年以后“创文明城市”一样，上上下下，层层高度重视，全民动员，人人参与，多措并举。
于是，坚决贯彻落实街道号召，驱赶狙击那些“不讲政治”，在街巷胡同随意“大小便”，给“爱国卫生运动”抹黑的大小鸡群，自然就成为街道、大院居委会主任、小组长的重大“政治”任务。
尤其是不要散养，坚决杜绝放鸡外出，影响市容的行为，否则将“严惩不贷”。
因为当初担任大院居委会主任和小组长的“干部”，大都是“解放脚”，极个别才是“识字班”毕业的。尽管没有和街道签订书面责任书，可不准居民把鸡散养到街巷胡同觅食，地面不见“鸡屎”、鸡屎多少，就理所当然成了上级考核主任和小组长，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是否得力的硬性指标了。
那时不像现在，居委会主任有工资，小组长有个十块八块钱的补贴。但是，这些“解放脚”老太太，荣誉对她们来说至关重要，糙好大小也是个“干部”，领导的表扬与批评，哪怕是一句话，也直接关乎“荣辱”，那也是相当不容忽视的。
这件事，说说容易，干起来却很难。那个年代，想让鸡多下蛋，又不想多给鸡喂食，所以散养鸡，让鸡“自食其力”“吝啬”的养鸡户大有人在。这样，无疑是给当时开展的“爱国卫生运动”抹了黑，还直接影响着居委会主任的脸面。
我家所在的居委会主任，是一个身材略胖，说话粗声大气，不苟言笑，有着一双“解放脚”，走路却如“三级风”的鲁姓中老年妇女。平常，我们都跟着自己的父母尊称她鲁主任。
这位鲁主任的声音，总能经常在街巷胡同的每个角落响起，满眼里都是管不完的事。所到之处，举手投足，均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气场。
有一天，我放学路过她家胡同口时，她破天荒地笑着朝我招了招手，把我和几个同学喊到跟前，先是热情地表扬了一番我们都是好孩子、少先队员后，还不忘语重心长地说：孩子们，你们都是少先队员，最听党的话，热爱祖国，现在你们要积极响应号召，放学后要到胡同里执勤，看到那些散养的鸡要把它们赶回家去，不要让它们的主儿吃鸡蛋，群众“吃鸡屎”！
最后声音还提高了八度动员说：“你们要向小英雄刘文学那样勇敢，使出你们的各种本事，见散养的鸡就打，打死也不用赔，由我来给你们做主，谁让它们的主儿不听招呼，放出来破坏爱国卫生运动的”！随后还许诺，要把我们参加“革命行动”的表现，反映给学校。
一番鼓动，顿时把我们几个少先队员的激情澎湃起来。我把鲁主任的话当成“最高指示”，就像完成学校老师交给的“打苍蝇”任务一样，高度重视，满怀信心，恨不能马上就去参加“革命行动”，立即让大街小巷胡同里，一泡鸡屎也不见。
我每天放学后，顾不上吃饭，饿着肚子也要穿梭在狭窄的巷子、胡同间和垃圾箱、“大茅房”周边，哪里有鸡影，哪里就有我的身影，时刻用锐利地眼神，搜寻着那些“不法之徒”——散养的鸡影。
每当发现鸡影出没，我的心跳便加速，仿佛在完成一次战斗任务。有时用竹竿轰，有时用石子赶，全身心地投入，一次次地把这些对抗“爱国卫生运动”、给鲁主任添乱的“不法之徒”，赶得逃窜回家。
谁养的谁亲。起初，个别邻居对我的“革命行动”颇有微词。开始听说后，我心里还有点不安。但是鲁主任铿锵有力的话语，会经常在我耳边响起，我很快就放下了包袱，还是义无反顾地投入其中。
每一次成功地“打击驱赶”，都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成就感，仿佛自己为“爱国卫生运动”贡献了力量。
然而，连续几天的“革命行动”，还是没有阻止有些人家的鸡群破门而出，目中无人地满大街“自由行动”。
事发突变。有一天中午我放学回来，经过北大街胡同口时，正巧遇到一群公鸡和母鸡，大摇大摆地结伴同行，在不宽的胡同里，一会儿东瞧瞧西瞧瞧，旁若无人地频频点头，叼着地下寻觅到的美食，一会儿还很惬意地翘起尾巴，往后一抻腿，立马就泚出一摊褐色、散发着热气的“稀释剂”，然后 ，循环往复，重复着这特有的一套“规定动作”。
不一会儿，鸡群身后之地，就变成了一色的“肥沃之地”。此情此景，让我怒不可遏，立即低头弯腰，顺手从墙根摸起一块儿类似水饺大的石头，一边用声音驱赶着，一边将手中的“武器”，斜刺里地向鸡群发射而去。
瞬间，鸡群惊恐地逃窜，叫声、翅膀的扑棱声形成了一片噪声。霎时，窄窄的胡同地面上，就覆盖了不同颜色的鸡毛，以及斑斑点点的“稀释剂”。
我怀着成就感，三步两步迈进了家门。顾不上妈妈埋怨，手也没洗，一下子从铝制饭罩子里，拿起一个地瓜面黑饼子，一面大口啃着，一面不管不顾妈妈是否爱听，还是一个劲地诉说着刚才打鸡的经过。
“咚咚咚”！话音未落，脸上激动的红晕未散，嘴里还含着没咽下去的饼子，突然传来阵阵急促的敲门声。
妈妈出去把院子大门插关抽开后，见一位刚搬家到胡同北头，离我家不近不远，还不太熟悉的中年妇女，手里提着一只耷拉了头的小公鸡，一下子扔到我家院子地上，脸色难看地朝着我妈妈大声嚷嚷：“俺好不容易养了这么大了，教恁儿给打死了，恁看怎么弄吧”！
我母亲一边赔着笑脸，一边把她往屋里让，“快进屋，快进屋”！一边拿起暖壶倒了杯水，把茶杯双手递到这位邻居手里。
妈妈好话说了一大车，水倒了大半暖壶，那位邻居翻来覆去就是那一句话：“恁看怎么弄吧”！
此时，我想起了那天鲁主任动员我们参加“爱国卫生运动”时所讲的话，我像溺水的孩子一样，仿佛一下子抓到了“稻草”。
这是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让这么干的，不信你去问问鲁主任吧！我很有底气地说。
可邻居还是坐在凳子上，喝着水，毫不理睬我说的话。总是重复着那句话，“恁看怎么弄吧”！没法子，我只好起身出门去搬救兵，起身向鲁主任的家跑去。
那个年代，大白天家家户户基本不关门。俗话说，春乏秋困夏打盹。因为是初秋的大晌午头，鲁主任有睡午觉的习惯，此时还在炕上睡得正香呢。
我心急如火，全然不顾礼节来到炕前，急促地喊着鲁主任，还使劲地摇着她的胳膊，把梦中的她吵醒后，我掉着眼泪，把放学后，这一段打鸡和那位邻居找上门来的过程，哭诉了一遍。
当我讲完经过后，心里仍充满着希望，鲁主任一定会为我鼓劲加油和撑腰，妥善地平息这个“风波”。谁知道，随着我的诉说进程，鲁主任的脸色也在不停地翻滚变化着。
沉默了一会儿，鲁主任叹了一口气说：“哎呀孩子！恁看看！恁看看！我那是教恁去吓唬、吓唬，谁叫恁真去打鸡来”！说完就又闭上了眼睛，仿佛在告诉我，我要继续睡觉了。
此话一出，我那幼小的心灵深处，好像被蒙上了一层厚厚的油腻，一片混沌伴着沮丧，脑子里恍恍惚惚，脚下仿佛套上了羁绊，半条胡同走了不知多长时间，硬着头皮，忐忑不安地回到了家。
进了院子门，一只由红变紫了的鸡冠子当年的小公鸡，躺在院子南墙根灰色泥盆里。我知道邻居走了。但不知妈妈是如何应对我惹下的这场祸，以及我该承受何种惩罚。也巧，妈妈因临时有事，到隔壁邻居家去了。
正在忐忑不安，不知所措时，从东屋开着的窗子里，传来姥姥喊我的声音。她叫着我的小名，要我快进屋，还把我搂在怀里痛爱地摸着我的头：“孩子不用怕，邻居也走了，恁妈不会打你，有姥姥给你做主”！
看着姥姥慈祥的面庞，听着和蔼可亲的话语，再想想参加“革命行动”以来，及刚才所发生的一切，我心里像打翻了的“五味瓶”。
此刻的我，一个还未涉世的孩子，再也忍不住满腹委屈，把头深深埋在姥姥，这个小脚老太太的怀里，禁不住大哭了一场。
即使多年后，在姥姥怀里哭得稀里哗啦的情景，那种令人失望、委屈和受惊吓的滋味，都会不时想起，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随着姥姥一边不断地安抚，并把平息“打鸡风波”的过程说了一遍后，我才止住了哭声，从复杂的情绪中走了出来。
原来，我去鲁主任家请她给我做主时，我姥姥在东间屋里做针线，邻居与我母亲的对话，她听了个真真切切。姥姥虽然上了年纪，但耳不聋眼不花。在平度老家还是军属。最值得一提的是，姥姥家还是现在上海某一位大领导，当年做农运时的“堡垒户”呢！
她掀起门帘从东间屋走出来，与坐在正间的邻居寒暄了几句，便从桌子下米缸里抓了一把米，轻轻来到院子墙根的鸡食盆前，蹲下身子嘴里连续“啧啧”地唤着栖息在墙根的鸡。这四只鸡像见到亲人一样，立即奔跑而来，高兴地不住点着头，吃着姥姥撒下的小米。
我记得这四只鸡，是姥姥从农村搬来与我们同住，从平度老家来时，为了给我们瘦弱的姊妹俩增添些营养，就从家里带来两只下蛋的母鸡和两只小公鸡。当时交通不方便一路要转乘火车和汽车，带着家禽乘坐火车、汽车更是有碍公共卫生。
于是，舅舅就“起旱路”，用“小拥车”一只偏篓坐着姥姥，一只偏篓装着几只鸡和农产品，硬是起早贪黑用步“丈量”到了青岛。
这两只母鸡虽是易地搬迁，但到了青岛我家后依然很给力，曾经创下了三天俩蛋的记录，让我和妹妹隔三岔五也能吃上个煮鸡蛋。
不一会儿，待鸡吃得差不多了，说时迟那时快，姥姥顺手抓了一只被姥姥称为“金毛球”的母鸡。这只鸡来到我家后，和那只叫“小呆鸡”的母鸡比着生产下蛋，根据它们的肤色和性情，姥姥给它俩分别起了个有特色的名字。
说来奇怪，姥姥把它抓到手后，它虽然不扑腾挣扎，但是好像知道要换主人了，嘴里连续不断地发出一声声呜呜的声音，仿佛在恳求主人不要送它走。
姥姥又用手摸了摸鸡后背，还十分有把握地说，快了，又好下蛋了。一边自言自语地说着，一边转过身，小心翼翼地把“金毛球”递到这位女邻居手里，仿佛送走的不是一只母鸡，而是自己的孩子。
经过这次“风波”，用姥姥的话说，这孩子“沉稳多了”。所谓的“沉稳”，就是我不再出去“参加革命行动”，也不提吃鸡蛋的事了，妹妹吃鸡蛋时，还装作没看见。
但是，姥姥却不知道，我也不想让姥姥知道的一件事，就是每天我都悄悄去那位邻居家墙外，看看“金毛球”，每每听到“金毛球”下完蛋“咕咕哒”的叫声，我心里立马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涌上心头。“金毛球”啊，都是我惹的祸啊！
有关小公鸡换母鸡的“风波”不胫而走。从此，四邻八方邻居家的鸡也“沉稳”多了，很少再见结伴流浪大街小巷的鸡群。
当年，我家所在的居委会受到嘉禾路办事处领导的表扬，被评为“爱国卫生运动”先进集体，鲁主任和几位小组长也被评为优秀居委会“干部”。
作者：李明才，笔名：黎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