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古称钱塘，隋开皇九年(589年)，隋文帝改钱塘郡为杭州，这是其名之始。
杭州，本可像其他江南城市一样，以秀美的山水闻名天下，却在“不经意间”成为一个王朝的中心，接续演绎着“宋城华梦”。在历史大潮中，青峦叠嶂的翠峰、灵动隽永的诗词、晶莹通透的瓷器，与严肃的政治、激烈的战争、豪迈的英雄情怀交融在一起，酝酿出了它中和而不屈、恬雅而坚劲的独特气韵。
临安往事的开篇与伏笔
临安城的往事开篇于北宋靖康二年(1127年)。这一年，与北宋对峙的金攻克东京，北宋灭亡。当年五月，宋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登基，重建宋政权，史称南宋。两年后，赵构抵达杭州，升杭州为临安府，后又将其定为“行在”，意为“天子巡行所到之地”。
在南宋，人们一般不愿将临安称为“都城”。《乾道临安志》《咸淳临安志》中，均标注“临安府”为“行在”，而真正的都城，依然是远在千里之外、已成为金辖区的东京。于是，“临时安居于此，有朝一日光复故土”就成了一种对临安二字的浪漫遐想。需要知道的是，临安名称的出现比“临安府”要早得多。
西晋太康元年(280年)，临水县因境内有临安山，故而改名临安县。600余年后，钱镠于临安县筑城。五代十国乱世时，他建吴越国，以杭州为国都，将故乡临安县改为安国县，后屯兵治军，因军队名为“衣锦军”，也得名“衣锦城”。
时间来到建炎三年(1129年)，迁至杭州的南宋朝廷为纪念钱锣之孙钱弘椒纳土归宋的功绩，将杭州以钱镠故里临安命名。从北宋开国之初“得土”，到南宋偏安“失土”，得失之间，“临安”是开篇，也是伏笔，道尽了一个朝代的起落兴衰。
最有名的西湖“代言人”
北宋熙宁四年(1071年)，杭州迎来了一位特殊客人。苏轼因上书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激进一面，被贬至杭州任通判。带着“君岂久闲者，蓄极而通，必将大发之于政”的政治抱负与“眼看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退未能”的矛盾心情，苏轼外放地方任职。
他的居所位于凤凰山顶，可眺望西湖。四面环山的西湖波光粼粼，远方是一片山色空蒙、青黛含翠。湖光山色让渴望有一番作为的他舒缓了苦闷的心情，公务之暇，常在杭州城内游览。人心真像一个容器，里面装着各种情绪，快乐多了，郁结自然就少了。兴之所至，他便用诗词记录下满城美景。
一日，苏轼泛舟西湖，起初晴空万里，继而天降大雨。骤变的天气，湖中景色的变化，让他诗兴大发，挥笔写下了传诵近千年的名篇《饮湖上初晴后雨》: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西子，就是春秋时期越国女子西施，是我国古代四大美人中的“沉鱼”。在中国文学史上，苏轼第一次把风景如画的西湖比作美人西施，从此，西湖的名气伴随其名作传遍大江南北，也让西湖有了一个动人的别称——西子湖。
十多年后，经历“乌台诗案”死里逃生和重回朝堂遭受种种攻击的苏轼重回旧地，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外任杭州知州，成为名副其实的“一市之长”。此时的他，褪去年少的不羁轻狂，看惯宦海的潮起潮落，终于把寄情山水的洒脱带回西子湖畔。
“天下西湖三十六，就中最美是杭州。”这一次，作为主政杭州的主官，苏轼没有将太多精力付诸诗意才情，而是囤粮食、平米价、设公共医疗机构“安乐坊”，用胶泥烧成陶瓦管代替竹管造出供水路线，使得“西湖甘水，殆遍一城”。
顾盼生辉西子湖，依然是苏轼的心头执念，但彼时湖面正被淤泥和杂草侵蚀。于是，这位“市长”又开启了一场“西湖更新行动”。他在奏章中详尽分析了治理西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在朝廷支持下，筹措钱款三万四千余贯，历时4个月，终将这些污秽清理干净，使西湖又恢复了昔日的容颜。
挖出的堆积如山的杂草淤泥也没浪费，而是“废物利用”，当作西湖西侧一道长八百八十丈、宽五丈、横跨南北的长堤原料，不但解决了杂草淤泥无处安放的难题，也方便了南北两岸间通行，更留给后世一道莺啼柳绿、风光旖旎的“苏堤”。
为了根治这一顽疾，苏轼在西湖中心还建造了三座瓶形石塔，并以此为界，禁止在石塔以内区域种植菱角和莲藕，保持大部分水域的开阔清澈，而三座小石塔，逐渐演变为西湖十景之一的“三潭印月”。
北宋元祐六年(1091年)，苏轼离开杭州，再也没有回来。这一次，他留给杭州一部可圈可点的“民生诗篇”。《宋史·苏轼传》曰：“有德于民，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作生祠以报”，足见当时杭州百姓对他的认可和赞誉。
……
如冰似玉的南宋官窑
一切精神文化都需要物态载体来传承。宋人风雅反映在生活器物上的一个重要表现，便是产生了诸多精美瓷器。而南宋官窑以瓷器极致的品质、独特的工艺和清雅的美学，位列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看到这些温润典雅的瓷器，很难想象这是在战火中诞生的。
国之大事，唯祀与戎。无论是对于刚刚获得安定的南宋朝廷，还是对于不断以求和换取生存空间的皇帝本人，祭祀天地都具有极其特殊的意义。经过靖康之难，又历经近14年流离奔波的岁月，待宋金议和成功，南宋宫廷内的祭祀用品已所剩无几。据《宋史》记载，绍兴十三年(1143年)，朝廷开始制造祭祀礼器。“祭器应用铜玉者，权以陶木”。由于当时财力孱弱，传统的玉、金、铜等贵重材料稀缺，出于节俭考虑，就用陶瓷和竹木等制作礼器。
为了批量生产陶瓷，朝廷建立了“礼器局”，并设立了两处官窑：一处是修内司官窑。20多年前的一个雨天，山洪冲刷后，凤凰山南宋皇城遗址附近有一些青瓷残片和废旧窑具露出地面，在后续考古调查中，将此地定名为老虎洞窑址。其地理位置，恰是南宋修内司营的原址，这与文献中的记载十分吻合。考古部门先后对该窑址进行了多次调查与发掘，出土了大量官窑瓷片和窑具，主要有碗、盘、杯、罐、碟、壶、洗、灯盏、筷子架等日用器；另有觚、琮式瓶、香炉、熏炉、器座、花盆等摆设器。从瓷器胎色看，有香灰、深灰、紫色、黑色等，釉色以粉青、米黄为主，也有翠绿、灰青、浅紫、黄色等，大部分釉面有冰裂纹。在瓷器底部釉下，还用褐彩写着“修内司”“官窑”字样。
继而，朝廷又修建了第二座官窑，名为郊坛下官窑，其窑址在今天的南宋官窑博物馆所在地。在此出土大量瓷片后，完整复原了各类瓷器品种，其中一种是陈设瓷，主要为礼器，多仿商、周、汉古铜器及玉器。两座官窑出品的瓷器，在形制上都追求质感如璞玉的效果，造型优美，施釉晶莹，将宋代工艺雅韵体现得淋漓尽致。
历史对这一时期的南宋朝廷评价颇为负面：小富即安的昏聩之主抛弃中原千万遗民，让宋的统治中心屈居于长江以南。但也有人认为，偏安一隅实属无奈之举，在“绍兴和议”后，南宋终于拥有了长达百年的和平，百姓休养生息，贸易、手工业、文化等方面进一步繁荣，如同后来被扩大生产的瓷器，从官窑到民窑，逐渐走进临安市场，进入寻常百姓家，也被搬上商船，驶向远方，成为中国古代制瓷工艺“名片”。
今天，在玉皇山以南、乌龟山西麓，群山环抱、绿树丛中掩映着的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中，那些昔日被用来取代金玉的瓷器正绽放着动人的华彩，淡雅恬静，古朴飘逸，似也浓缩了一个时代的回忆和从不流俗的风雅。
（摘自《天下宋城——千年文脉溯源及嬗变》，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中国城市出版社202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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