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32夜
民俗学与蛋先生的学术生存
文 / 老单
民俗如何成为“学”
民俗学是近代世界的产物。工业革命和地理大发现，催生了以民族国家为基本解决方案的全球重构。技术、资本和人口在全球范围的流动和重新配置，产生了各个族群重新确认“自我”的强劲需求，民俗学应运而生——历时性来看，民俗学要证明本民族渊源有自，最好是源远流长；共时性方面，民俗学要证明本民族与其他民族泾渭分明，必要时不妨再拉一波优越感。
一般认为，19世纪初，以德意志邦联为代表的弥漫乡愁的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最早表现出了对“民俗”的关切。格林兄弟，作为第一部德语词典的编撰者，他们更广为人知的身份却是民间故事的收集和整理者——今天脍炙人口的格林童话，不过是他们语源学研究的素材和副产品。至于“民俗”（folklore）一词，直到1846年才由英国的W.J.Thomas首先提出。1878年，世界上第一个“民俗学会”在伦敦成立。
◉ 格林兄弟和他们编的《德语词典》
从诞生的那天起，民俗学就把自己与民族主义深度捆绑，并藉此不断拓展自己的疆域。几个重要的民俗学流派和发展阶段，也都与民族国家的政策需求（所谓国运）息息相关。比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芬兰学派，无论是科隆父子开创的历史—地理分析法，还是阿尔内发展的故事类型学（后来被称为“AT分类法”），都离不开芬兰逃离瑞典和俄罗斯控制的大背景。而一战前后俄罗斯（苏联）民俗学的崛起，背后也与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国家建构密切相关。换而言之，只有将苏联的民俗学视作其应对和解决民族问题的宏观叙事，才能更好地理解苏联（包括东欧）民俗学的取向和走向。
在中国，民俗学发轫于1918年的北京大学歌谣（收集）运动，至1927年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成立，则标志着这门学科在中国的正式落地。主其事者顾颉刚，正是大名鼎鼎的“古史辨”的主帅——二十世纪初是中国现代学术的草创期，学科处女地触目皆是。有心人往往以西洋/东洋学术框架为依托，引介几个名词、编译两篇文献，振臂一呼，即可创立中国的“某某学”——如胡适之，甚至集有新诗、中国哲学史等开山名号于一身，其实他意不在此，力亦不在此——客观来讲，二十世纪上半期民俗学在中国的从无到有，也大致是仿照西方框架和方法，做一些本土民俗和民间故事的搜集、整理和分析工作。而其中最有价值的，还属顾颉刚的故事研究——他于1924年写就的《孟姜女故事的转变》，用他“层累的造成”的史观，把民间传说和古史研究结合，至今仍然是中国故事学乃至民俗学难以绕过的高峰。
民俗学的“黄昏”？
作为典型的“近代的产物”，考虑到民族国家的建构早已接近尾声，则民俗学是否也在步入黄昏？
民俗学的焦虑首先来自民俗作为一门学科的焦虑。今天，学术已经不再是志业，而是职业和产业，甚至干脆就是职称、经费和饭碗。民俗学自不能免俗。民俗学历史上有三大宗主国，或者说相爱相杀的竞争者：早期是历史学，后来是人类学，如今是社会学，另外还要加上一个如影随形的“民族学”。在与其他学科争夺阵地时，民俗学始终难以摆脱边缘的尴尬境地：在中国，民俗学被归为法学大类下的社会学的二级学科。在欧洲，芬兰历史地理学派的祖庭，1898年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民俗学系的赫尔辛基大学，2010年却因为大比例消减教职而引发了全球同行的关注。但这并没有改变民俗学的式微，今天，包括民俗学的重镇美国，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民俗学系和专业都已经不复存在。
◉ Cultural research includes African studies, Ancient Near East studies, archaeology, art history, Asian studies, ethnology, European area and cultural studies, folklore studies, gender studies, Latin American studies, Middle Eastern studies, museology, Nordic studies, North American studies and Study of religions.
民俗学是一门学科，但算不算科学尚有争议。这些争议首先体现在民俗和民俗学的基本定义和术语缺乏共识。今天的“民俗”跟“文化”差不多，定义繁多、各说各话，研究内容发散而斑驳。不仅造成学科的边界冲突，而且让民俗学有点不堪其重、面目模糊。另一方面，由于民俗与民族性的密切关联，民俗学在世界各地多线发展，这不仅造成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的差别，也使得各国民俗学界对待学科的基本态度和价值判断产生了巨大差异。
而最尴尬的还是民俗学自身的理论贫弱。像历史地理方法、ATU分类、故事形态学这样为其他学科认可的理论和方法屈指可数。以至于2004年，美国民俗学界的代表人物邓迪斯在他最后的学术演讲中反思，“民俗学科衰落的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宏大理论’的创新持续匮乏。”
◉ Alan Dundes, professor of folklore and anthropology
这一论断引发了巨大争议，但也开启了学界的讨论和反思。在第二年的专门研讨上，美国民俗学界更多地以“微民俗”、“低微理论”作为回应。部分民俗学者的共识是，与其建构宏大理论而不得，不如培养自己批判宏大理论的能力，致力于宏大理论与“地方阐释”的中间领域，这便是所谓的“谦恭理论”。当然这些回应不足以解决“理论贫弱”的根本问题，但在一定程度缓解了学界焦虑。今天的美国民俗学正在转型，从宏大叙事到聚焦小群体，从追溯历史到研究当下，从侧重文本到关注“人”，从重视结果到观察发生过程。而在此基础上提炼出的所谓“场景理论”、“表演理论”，已经蔚然成为新的潮流。
“理论的贫弱，以及于宏大理论的孜孜以求，是民俗学学科自信心问题的正反两面”，这正反两面看来还会继续纠缠下去。
作为“个体民俗志”的施爱东
民俗学说到底是自我认知的学术：认知人类、认知民族、认知社区、认知家庭、认知自身。
在这本书的最后，我们意外地翻到了《学术工匠的个体民俗志》——这是施爱东的学术自述，是他对民俗学种种问题的回答，也是他的自救——《蛋先生的学术生存》无疑是一本好书，因为有了这篇“代后记”，这本书变得很特别，也很珍贵。
远观施爱东，其人身上有三股气。首先是学生气：他的行文平实，没有文人习气，也不故弄玄虚。而由于理科出身，受过学术史训练，强调逻辑，他甚至乐此不疲地在写作中夹杂各种自创的公式和图表；第二股是江湖气：他喜好武侠，研究生期间写就的《点评金庸》，算是九十年代“金庸热”里比较古早的畅销书。后来跟着导师叶春生做田野考察，学看风水，结交民间奇人异士。包括他在北京期间参与发起颇具叛逆色彩的“民间文化青年论坛”（青年中国民俗学会的前身），凡此种种，在在江湖儿女情怀侧漏。第三股就是江西老俵的呆气：爱较真，爱刨根问底，这股呆气也成就了他在故事学寻源和谣言发生学上的建树——他的《中国龙的发明》，是这个领域当之无愧的经典。
三股真气相互激发与冲突，造就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施爱东——他不无自嘲地把自己比作学术界的“蛋先生” ，这位“蛋先生”“既没有天才的真理领悟力，也没有捍卫真理的宗教情怀，在把自己砸向城墙和石头之前，我会想到家庭，想到自己好不容易从一个小县城男孩，日夜兼程奋斗到今天……我不想失去这一切，偶尔甚至还想得到更多……的确，我不是敢于砸向城墙、砸向石头的卵，我只是乡下顽童斗蛋游戏中外壳相对厚实一些的蛋。我的耿直也罢，无畏也罢，仅限于跟其他和我一样的蛋们较个真、顶个牛”。
◉ 旧金山的大埠福和南京公司大楼明信片，楼上高插着三角黄龙旗。1904年
一个真实的学人，勇于正视自己学术道袍下的“小”，哪怕描出 “自私、自负、自恋的丑陋，也要留下一个自我镜识中的真实形象”——而这样诚实写就的“个体民俗志”，正是一个民俗学者能够献给读者的最可宝贵的礼物。
20240901
本期编辑：白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