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对外科技合作的概况与中韩科技合作的未来

自1992年正式建交开始，中韩两国科技合作与交流从无到有，迅速发展起来。两国科技合作范围广泛，合作形式丰富多样，互动交流渠道多元。据不完全统计，1992-2021年间，中国政府组织科技访韩团组800多个、中韩开展联合研究课题800多项、互派青年科学家370多人、互派科技考察团100多个。

（一）政府部门间合作

2024年1月8日-9日，中韩核聚变领域双边合作联合协调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JCM-11）在中国成都召开。JCM会议是根据科技部与原韩国未来创造科学部（现为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2011年签署的《中韩核聚变领域双边合作执行协议》精神，由中韩双方轮流组织召开的联合协调委员会会议，以加强中韩双方在磁约束核聚变及其相关领域的合作，共同推进ITER计划的联合实施。

中韩政府间联合研究项目可分为四大类，包括两国科技及产业部门开展的产学研大型联合研究项目、产学研小型联合研究项目、产业技术联合研究项目以及能源技术联合研究项目，各类项目每年资助2-6个研究课题，研究领域涵盖了生物技术、信息通信、可再生能源、医疗医学、航天航空、高新技术材料、未来显示技术、电动/氢能汽车、下一代半导体、智能家居等多个前沿领域。

（二）联合研究机构及论坛

2024年3月21日,2024年“KIC中国创业大赛”于北京成功举办。大赛以成长潜力高、希望进军中国市场的韩国科创型企业及预备创业者为招募对象,最终选定10个韩国优秀项目进入决赛,项目涵盖了智慧农场、可再生能源、大数据和ICT、电子竞技和教育、生物领域等领域。

（三）学术领域合作

表1：2022年韩国与中国的主要科技学术合作伙伴

注：作者根据Web of Science检索结果整理而成。

按照以中国为关键词检索出的数据为基准，2022年中韩共同参与撰写的学术论文共计7335篇，其中双边合作的论文为5155篇。从论文所属机构看，来自中国的科研机构表现出中科院一家独大的特征，东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浙江大学表现相对突出，整体分布比较分散。来自韩国的科研机构则以延世大学、国立首尔大学、高丽大学等高等院校为主要代表，分布相对集中。从论文作者占比看，2012年之前，中韩合著论文中两国的通讯作者和第一作者比重基本持平，主导地位呈现交叉波动的特点。2012年之后，韩国通讯作者主导优势相对明显，而韩国第一作者则呈现较明显的下降趋势。

（四）企业间合作

三星SDI在全球范围内成立了4个研发据点，位于上海的电池研发中心是其中之一

两国发明主体在对方国家申请专利的数量也持续增长。2022年韩国在华专利申请量仅次于日本（45259）、美国（43090）和欧盟（41236）。据我国发布的《国家知识产权局2022年度报告》，三星和LG入围2022年国外在华发明专利授权量居前十位的企业，分别位列第一位和第七位。中国发明主体在韩申请专利的数量虽不及美日欧等传统科技强国，但近年来也取得了显著增长。

（五）中日韩三边科技合作

中韩还在多边框架下积极开展科技创新合作，最具代表性的是中日韩三边合作。中日韩三边科技合作随着东亚地区多边合作框架的构建而兴起，目前已分别建立起科学技术、信息通信、生态环境、清洁能源、知识产权、地震减灾、水资源等三国部长级会议机制。始于2006年的中日韩科技政策研讨会是三方科技合作的另一重要机制，由中日韩五家科技政策研究机构共同发起，采取三国五方轮值机制，旨在促进科技政策、创新战略和绩效管理等领域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共同主办国际会议或在重大国际会议上联合主办学术研讨会，展示三国五方科技政策与战略研究水平。

在政府间机制下“中日韩联合研究计划”(JRCP)、“中日韩前瞻计划”（A3 Foresight Program）等多种形式的合作项目也得以推进。“中日韩前瞻计划”是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与日本学术振兴会（JSPS）和韩国国家研究基金会（NRF）共同发起设立的合作研究项目，旨在资助中日韩三国科学家在选定领域开展合作研究，共同培养杰出科技人才和解决区域性科学问题，促进提升亚洲地区的科研水平与世界影响力。A3前瞻计划项目实施周期为5年，每年的资助项目不超过2个，中方资助强度不超过400万元/项，JSPS和NRF分别向日方和韩方科学家提供相应的资助经费。

近几年，中韩科技合作遭遇逆流，挑战性因素增多。拜登执政后，将对华科技竞争上升关乎美美国国运的高度，相继出台《芯片与科学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推进对华“科技脱钩”，拉韩日等盟友组建对华科技遏制小圈子，破坏了基于比较优势的市场配置规律，抬高国家间技术互鉴成本，严重干扰了中韩正常科技交流与合作。而尹锡悦政府高度重视“价值观外交”，将意识形态因素引入本国对外科技合作中，导致中韩科技合作外部环境恶化。

（一）中美科技竞争影响韩国对华科技合作思路

韩国科学技术政策研究院报告认为，美拜登政府对内相继出台各项法案，将对华科技遏制制度化、框架化；对外则动用盟伴网络构建“科技民主联盟”，限制中国从其他国家获取尖端技术，使“普遍的多边主义”逐步让位于“有选择的多边主义”，开启了科技地缘政治时代。韩学者对中美技术竞争的长期性和结构性特征存在普遍共识，认为中美技术脱钩不会因全球化带来的相互依赖而有所缓解，反而会随着时间推移不断扩大，催生技术新冷战和数字二元化局面。

另一方面，中美技术竞争给韩国带来了通过搭乘美欧“技术便车”维持自身技术优势的绝佳契机。这一想法从韩国对芯片四方联盟的态度中可窥一二。韩国产业经贸研究院与韩国信息通信政策研究院报告认为，美国拥有半导体设计、知识产权、设备制造等大部分半导体核心技术，加入芯片四方联盟可以强化与美欧日台等国家和地区的技术合作伙伴关系，弥补韩国半导体产业存在的短板，并获取AI芯片、车载芯片、生物芯片等新兴领域竞争优势，帮助韩国在全球半导体产业链分化转移过程中占据一席之地。也有观点称，韩国加入芯片四方联盟可延缓中国的技术追赶，扩大对华技术代差。

另有观点认为，尽管韩国的高科技产业对中美两国均存在“非对称依赖”关系，但从可替代性的角度而言，美国具有一定优势。以半导体产业为例，韩国半导体产业在芯片设计软件、知识产权核、制造设备等领域高度依赖于美国，而在市场和原材料方面则对中国高度依赖。但相比之下，中国难以在高端设备和技术方面提供替代方案，而美国及其盟友一定程度上具备提供市场和原材料替代方案的潜力，韩国对美国的非对称依赖程度高于中国。因此，在面临只能二选一的困境时，韩国更倾向靠近美国。

基于上述判断，韩国在应对中美科技竞争的问题上基本确立了向美西方靠拢，加强技术自立，同时保留对华合作空间的思路。具体来看，一是加紧与美西方“抱团”，通过建设韩美科技创新合作平台强化两国技术安全合作，积极参与美主导的技术联盟，并在印太战略框架下与域内“价值观”盟伴国家构建技术合作网络。二是确定技术自立战略，整理出台存在“卡脖子”风险的前瞻性关键技术清单，为其提供财政支持。2022年，韩国科技通信部选定了半导体和显示器、动力电池、高科技出行、新一代核能、高科技生物技术、宇宙太空及海洋、氢能源、网络安全、人工智能、新一代通信、高科技机器人及制造技术、量子技术等12项战略技术，计划将上述技术的研发投资额在2022年的基础上增加10%，提高至4.12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210亿元）。三是强调在排除技术外流隐患的前提下加强中韩高技术产业部门合作，同时努力规避美国相关管制措施令韩国付出过高代价，并向美说明加强中韩合作不等于“亲华”，而是避免中朝走向军事同盟的必要手段。

（二）中韩科技合作在双边层面的阻力

首先，中韩科技合作尽管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仍存在协议落实不力，“形大于实”的问题。政府主导的科技合作项目成果不及预期，不少联合科研中心实际上处于休眠状态，一些交流活动沦为一次性的“形象工程”。出现这种情况是多种因素导致的，如两国相关部门间的协调不足、韩方机构改革频繁、预算支持不足、韩国科研工作者缺乏对华合作积极性、研究人员多依靠个人关系组建研究团队等。在资助使用方面，现有合作研究项目的资助模式为中方资金资助中方项目，韩方资金资助韩方项目，并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联合研究。

第一，强调科学技术的非政治性，在中韩科技合作机制中设计一套“安全阀”，避免一般性外交摩擦或两国关系“氛围不好”影响到事关两国共同福祉的中长期合作项目。第二，加强地方政府和科研机构的作用，引导民营企业投身对外科技合作，积极争取韩国大财团以外的企业参与其中，充分调动韩国创新型企业的科研合作潜力，使中韩科技合作更具层次性。第三，着力开展基础科学和环境保护领域的科技合作，突出两国科技合作的“基础性”和“公益性”。基础科学关系到一个国家长远的科技潜力，需要大量投入且短期收益有限，其“敏感”程度又不及尖端产业技术，适合两国官方从非功利目的出发进行长期合作。生态环境则是中韩两国共同面临的难题，更易形成合力。第四，在敏感度较高的产业技术领域，可采取灵活策略，量力而行，避免诱发尖端技术“外流”的担忧，缓解彼此间的“警惕”情绪。双方可重点考虑成熟或半成熟技术的推广合作，这种合作更容易发挥中国的市场规模优势。第五，加强法规建设，不断完善国内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等制度保障，使双方的合作成果得到合理共享的同时，减少不必要的纠纷。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