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交往理论

马克思交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物质生产的程度决定了交往的深度和广度,随着时代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交往在人的社会关系中所起作用愈发重要,已经成为个人发展、社会进步乃至国家强大的重要桥梁。近年来,对马克思交往理论的研究取得诸多有益成果,以此作为基础,对相关学术成果进行整理分析、综合比较,梳理了不同学者对马克思交往理论不同角度的研究成果。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认为:“人与人之间一开始就表明是有某种物质联系的”。可以说,以社会属性为根本属性的人依赖交往,也离不开交往。交往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贯穿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人的社会性活动均在生产与交往中逐步铺开。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分类、筛选、研读后发现关于马克思交往理论的研究内容大致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对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形成过程梳理。
马克思交往思想的形成经历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从孕育、确立,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过程。在研究马克思交往理论的过程中,多数学者会先对其形成过程进行梳理。学者通过文本的研究概括、梳理了散布于马克思著作中以及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笔记和书信中的交往思想,经过比较、整理,发现多数学者认同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形成大致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博士论文》为起点,认为交往是自我意识的产物,表现为精神交往,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完成了自我意识向物质生产领域的转变,确立了交往理论的唯物主义方向;第二阶段: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劳动异化揭示人与人交往异化,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明确人与社会关系的实践基础,确立了交往理论的实践基础;第三阶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交往与人的活动深度剖析,确立了交往理论的基本框架;第四阶段:从《哲学的贫困》中指出明确交往的规定性是人与人的物质关系的根本,到《资本论》揭露资本的本质,并对不同时期的交往关系加以划分,使得交往理论的具体深化;第五阶段:马克思晚年对交往的世界性的扩展,蕴含在其《人类学笔记》等著作中关于东方社会理论的论述中。其中,也有学者,将这五个阶段进行整合,划分为创立、验证、发展三个阶段,其划分的思路、界点与五个阶段大体一致。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交往的概念界定。
马克思并没有专门研究交往的著作,也未形成对交往概念的明确界定。但在其各类著作中都从不同角度、不同语境、不同程度上涉及和使用交往一词。学者通过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界定交往的内涵。学界对马克思文本中交往含义的理解也众说纷纭。早期,有学者认为交往即生产关系,把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交往的论述等同于生产关系;赵家祥提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十一次将“交往形式”、“交往方式”、“交往关系”与生产关系联合使用,这些交往的概念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个难解之谜。其具体含义要根据特定语境分析确定,而交往的概念只有与生产力在一起使用时才指代生产关系。许斗斗指出交往形式包含并超越了生产关系,其不等于生产关系,也不是生产关系的雏形,交往有其自身的内涵和特定作用;部分学者认为,马克思对交往的意义作出综合说明的,要算马克思在1846年12月28日致帕·瓦·安年科夫的信,其中交往的概念应包括三方面涵义:交互活动、交换和生产关系;也有学者指出,对交往概念的界定,应从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等不同学科的视角出发加以界定。
(三)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的内容与特征。
在《马克思致帕·瓦·安年科夫》的信中,马克思指出交往是建立在“既得生产力之上的社会形式。基于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文本解读,有学者从交往与生产、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以及交往的作用三个方面阐述马克思交往理论。例如,刘奔从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两个方面界定交往范畴。他认为完整意义上的交往范畴包括了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部交换活动。有学者从实践中介、社会进化、主体间性来总结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内容;也有学者从交往与生产的关系、交往与个人的发展、交往与社会的发展,交往与自然的关系来梳理马克思交往理论。例如赵家祥把交往划分为四个层次,其中人与自然的交往以及人与人的社会交往视为广义的交往,人与人、人与集体的互动交往视为次广义的交往,物质交往为狭义的交往,而劳动产品的交换是最狭义的交往。基于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内容,学者多从社会性、历史性、实践性、物质性、主体间性等方面来概括交往的特征。

随着时代发展,网络、全球化、生态问题、人类命运共同建设等成为重要时代课题,相关问题也成为当前学者研究的热点。学者从马克思理论着手寻求解决方案,尝试将马克思交往理论运用到相关问题中。
一是马克思交往理论与网络交往异化问题。马克思从异化劳动出发,揭示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剥削本质,同时揭示了在此过程中人与人交往关系的异化。人类交往历史发展至今,网络交往使得交往进入了一个全新时代,形成全新的社会生活状态。随着网络的发展人们对网络形成的普遍依赖越来越强,在这种新的交往形式下人的交往依然存在异化状态。因而,部分学者就这个问题进行了探究。有学者以交往异化理论作为出发点提出使大学生的交往回归本质内涵、增强相互关爱以及建立彼此信任,这既是大学生交往异化现象的理论观照,也是马克思主义时代价值的生动呈现;也有学者提出了在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视角下扬弃网络交往异化的探索以及当代青年在“交往普遍化”中的职责担当;更有学者指出,现代交往的异化主要表现为交往目的功利化、交往手段货币化、交往规范世俗化、交往结果表层化,并由此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解决路径。
二是发掘马克思交往理论中生态保护问题的理论依据。生态环境恶化问题的应对已经成为当前一个时期中的重要课题。有学者从马克思交往思想出发,探求其面对生态问题的时代价值。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交往理论在人——社会——自然的交往结构中形成,并在生产实践活动中开展人与自然的共生共存的关系。马克思的交往理论与生态观点在根本上具有一致性,蕴含深刻的生态思想,人在交往过程中的社会关系的形成、物质生产的实践活动等都无法脱离自然环境,人与自然相互协调、相互依存。
三是将马克思交往理论运用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当中。随着世界交往的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马克思交往理论也焕发了新的活力。有学者提出世界交往的发展为人的全面发展、物质基础的积累、乃至共产主义的实现提供了重要条件。马克思交往理论为当前全球化视野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本质上就是一种国际交往。张峰指出,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国际交往迅速发展的时代,创立了包括物质和精神交往的国际交往理论,对中国更好参与国际合作、进行文化交流、推进“一带一路”的战略合作、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均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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