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随笔 | 茱 萸：夏夜星星朗照，或诗的流水账

编者按：

星星大学生诗歌夏令营自2008年开始，迄今已举办十七届，已有三百多位大学生诗人参与。星星大学生诗歌夏令营发掘并培育了一批优秀的80后、90后、00后诗人，为当代诗坛注入了大量新鲜血液，业已成为青年诗人的成长摇篮。这些大学生诗人毕业后走向各自的人生道路，其中绝大多数已成为当下中国诗坛的重要力量。从2008年到2024年，这十七年间是我国网络化、信息化高速发展的十七年，也是人们生活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的十七年。从80后到00后，大学生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不变的是我们对诗歌、诗意的心灵追求。本期我们特别邀请首届、第二届和第六届星星大学生诗歌夏令营营员对他们当年所在的星星大学生诗歌夏令营进行回溯，以飨读者！

夏夜星星朗照，或诗的流水账

——我与星星大学生诗歌夏令营

一

成都过卜肆，曾妒识灵槎。

——李商隐《壬申七夕》

在2009年春天，本科毕业前夕，我首次入川，到成都去，领取2008中国·星星年度诗人奖（年度校园诗人奖），与韩作荣、林雪两位前辈诗人同台受奖。从中学时代开始写诗，此时已历经七年诗歌学徒期的我，就此拿到了诗人生涯中的第一个重要奖项——这是来自一份老牌诗歌刊物的肯定，对我的鼓励是不言而喻的。稍早一些时候，我虽然也获得了武汉大学主办的全国大学生樱花诗歌邀请赛的首奖，但那更像是一种局限于大学生诗歌写作圈子的内部晋级赛，从中得到的嘉许固然同样令人欣慰，却多少有几分水到渠成的意思。

可惜的是，登载获奖及颁奖资讯的那期刊物，早在八年前从上海搬到苏州时便已失落。当然，这种失落是暂时的，因为曾白纸黑字印行天下，总能找得到；而在颁奖现场，我还宣读过一份获奖感言，却因当年我数次更换电脑而又疏于备份，大概已永远地消失于数据之海了。

说起来，我借以获奖的是刊于《星星》2008年第9期的三首诗，这有赖于一段前因——中国·星星大学生诗歌夏令营。作为以投稿入选的首届夏令营营员，我在当年“夏令营专辑”上发表了三首诗，因此在第二年的评选中成了那个幸运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得到这样一个重要奖项的认可，其中的缘起，便是《星星》于2007年筹备、2008年启动的首届星星大学生诗歌夏令营了。据我所知，2008中国·星星年度诗人奖（后改称“星星年度诗歌奖”）是这个系列奖项的第二届，其中的前一届“年度校园诗人奖”得主是郁颜，但那时候星星大学生诗歌夏令营还在酝酿中。自我以后，每年的“年度校园诗人奖”（后改称“年度大学生诗人奖”）便从参加夏令营并在“夏令营专辑”中发表的诗人诗作中遴选，似乎成了一个不成文的惯例——以我熟悉的几位当年参加夏令营、后一年春天随即获颁前一年度“校园诗人奖”的同辈友人聂权、徐钺、戴潍娜、余幼幼、蔌弦等人来论，莫不如是。

对我而言，因星星大学生诗歌夏令营带出的“福祉”还不止一个，随之而来的，是理所当然地被选入四川文艺出版社“《星星》历届年度诗歌奖获奖者书系”，借此出版了我的第三本诗集《花神引》。这已是2016年的事了，正是在这一年，我结束了长达十一年的沪上求学生涯，到苏州工作，实现了由学生向高校教师的身份转变。更有意思的是，严格来说，《花神引》是一本拼凑而成的诗选，而非新作结集（从我的首本诗集《仪式的焦唇》和第二本诗集《炉端谐律》中各选了一部分，并无新作，只有书后附录的评论和访谈各一篇算是新的），但它也是时至今日我的所有诗集中唯一一部被“再版”过的书。

二

世事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

——李煜《锦堂春》

需要说明的是，在我的记忆和所核查到的信息里，前述拟于2008年暑假在四川举办的首届星星大学生诗歌夏令营并没有真正举办。原因很简单，思之令人唏嘘——那年的暮春和夏日，天公均不作美，不是地震便是洪水，地震最剧之处便是蜀地汶川。换句话说，首届星星大学生诗歌夏令营是仅仅存在于纸面、仿佛发生过而实际只是“蓝图”和“理念”的一次夏令营。所以，单以2008年的星星大学生诗歌夏令营而论，我们这些首届夏令营的二十位营员之间，实在不能像往后的任何一届夏令营那样，能够有如此多的故事可供追忆。

但在那份二十人的名单里，以下这些人，或直接或间接地与我的人生发生过各种各样的联系，比如新星、洛盏、叶晓阳、陈忠村、谈骁、赵学成。在这里面，我和新星认识最早，因为我们就读于同一所初中，又各自在高中、大学时代走上诗歌写作的道路。洛盏则是我大学本科四年里过从最密的诗歌伙伴之一（虽然后来音信渐疏），他所在的复旦诗社和我所在的同济诗社一度来往密切。这种密切不只体现在诗歌上，也体现于生活中（一起打牌、远足、吃饭、自习甚至争吵，等等），时至今日，虽然很少读到他的新作了，但我依然认可并歆羡他在诗歌上的天分和灵性。

于我而言，2008年的夏天或2009年的春天，既是大学生涯的尾声，又是另起一章的诗人生涯的序曲。它意味着，我得以夤缘接触到一个更广阔的诗歌江湖或文学世界。高中三年里，我于《诗选刊》《散文诗》《星星》等刊物发表了零星的诗作；本科四年间，也陆续获得了更多诗坛诗友的认同。但当时颇为自傲而内心又不乏自卑的我，在写作本身以及写作被认同这两方面依然留下了不少遗憾：比如，我曾两次向备受同辈诗友推崇的北京大学未名诗歌奖投稿而无果，相比之下，彼时来往密切的好友叶丹、洛盏等人，在那两年间陆续拿到了这个奖，这使我当时的心情遍布着一种夹杂祝福、艳羡和一丝潜意识里的嫉妒的混合物；又比如，大学本科阶段的我还没有在《诗刊》上发表过作品。

当然，我的这两桩遗憾随即得到了消释：2010年这一年，未名诗歌奖拿到了，在《诗刊》上也发表过几首诗了；甚至早在前一年（本科毕业后、研究生入学前的暑假），还把一组诗发表在了《人民文学》上。我自然懂得，这些表面的成绩其实和真正的写作关系不大（它们充其量只能算一种“当年勇”），罗列它们也不能为一名诗人的荣耀增加什么额外的东西，但它们真切地呈现了十多年前的我初为诗人时，希求被更大世界所鼓励、理解和认同的渴望。

这种被鼓励、理解和认同，一方面体现在各种基于诗形成的线上或线下的友谊或朋友圈子，另一方面自然也体现在发表、获奖这些有据可查、“聊资凭证”的世俗认同上。借助这些世俗认同，我们还能够在同代人间收获更多的友谊，或至少为之增加一些机会。比如叶晓阳，要不是因为2010年有幸获得未名诗歌奖，随后得以借此赴京参加未名诗歌节的活动，我可能就不会跟他认识。当时的叶晓阳（已多年未见，不知道在哪里高就，记忆中只有他当年的形象）长得非常像他北大学长西川年轻时候的模样，准确来说，是长得很像西川年轻时候的某张照片里的样子，所以见他的第一面，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陈忠村2010年考入孙周兴教授门下读博，和我成了师门不同但同出哲学系的同学。他年长我一轮，其实是老大哥了，工作多年后向往校园和纯粹的诗歌生活，才又努力回到象牙塔来求索。2008年，他之所以出现在首届星星大学生诗歌夏令营名单里，据我所知，是因为彼时的他正在中国人民大学念一个工商管理硕士，算是另一种特殊意义的大学生吧。最关键的是，他有一颗历经世俗而不愿磨灭的诗心，这颗诗心可能会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中助他渡过各种难关。

谈骁和我在2008年时其实并不认识，我们相识是后来的事。2014年初我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第一本诗集《仪式的焦唇》的时候，彼时供职于斯的他，正是我的责任编辑。换句话说，我们真正的相识，不是基于诗人和诗人的关系，反而是基于作者和编辑的关系，但那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一直在——诗。或者也可以说，虽然我们最初相熟是作为作者和编辑，但在此前，有首届星星大学生诗歌夏令营的纸面缘分；在此后，又有作为诗人同行而彼此持续关切对方写作的长久缘分。谈骁甚至是这份名单里我今年目前见过的唯一一位（其他几位基本是经年甚至多年未见了）：就在一个月前，于济南章丘明水古城匆匆一面，未及深叙。但故人无恙，数语可慰情怀，而因缘流转，妙不可言。

哦，还有赵学成。我虽然没有见过他，或者见过但已忘记，可说起来，我们俩人间的牵扯还不算少。本世纪头一个十年的互联网上，我们这些被称为“80后”的写作者们，自有建构、参与和活跃诗歌场域的方式，但和“80后”里最早活跃于互联网诗歌论坛的老大哥们相比，由于年龄劣势，我这种稍年轻一些的“85后”在这个场域中多少显得有些姗姗来迟。学成是1983年出生的，我小他四岁，但开始在互联网诗歌论坛贴诗的时间差不多。我们在网上认识的时候，他还就考研到哪里的问题跟我在QQ上交换过意见（但我已忘记这件事并同时忘了我当初说过什么了，前阵子经他提醒才想起来是有过这么一桩事）。他2006年到苏州大学读研，首届星星大学生诗歌夏令营的时候，其身份正是苏州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谁承想，十年之后，我会跑到他的母校去任教。相比1980年代头三年生的大哥们（当然不绝对，有一些更年轻但“出道”早的），我们好像更“乖”一点，没有那种比较浓的对抗色彩，没有那么强烈的反抗文学传统的情结，与建制内的文学结构间的关系也没那么紧张和决绝。

其实，在2008年后的十年间，我和学成基本上处于“半失联”状态，新近几年才又联系得密切些。而联系的纽带，除了当年的旧交情和如今的一层校友身份外，他这几年操持的一个叫“诗同读”的微信公众号是一大关键。我为这个号做过荐诗人和同读主持人，也为其他人主持的同读诗撰写过几次短评，新近又蒙他信任，和不少前辈及友人一起，成为公号的观察团成员（类似于顾问）。2008年的我们，并没有实现在星星大学生诗歌夏令营的聚首，但十六年过去，大家又仿佛从来没走散过，因为诗一直在，哪怕它在我们的生活中并不那么显明，而时常呈现为若隐若现的状态。

三

众星何历历，严宵丽中天。

——朱熹《拟古·其八》

是的，作为首届星星大学生诗歌夏令营的成员，我和其他十九位入选诗人一样，都没有真正参加过作为一场实际存在过的“夏令营”活动。不过，2013年的夏天，离2008年的那个夏天过去整整五年之后，第六届星星大学生诗歌夏令营在自贡火热开营。作为一名没实际参加但又“参加”过夏令营的“旧人”，我当然无资格与会新的盛事，但在夏令营开始前和结束后，不少入营的朋友聚集在成都时，我正好趁暑假入川会友，得以和参加当年度夏令营的老友徐钺和2010年参加过第三届夏令营的我的学弟安德，就着某天的星光，在成都痛快地夜饮了一番。如果宽泛来论，这也算星星大学生诗歌夏令营的首届、三届和六届营员，在一个特殊的时空复刻了一场想象中的“夏令营”吧。

事如春梦了无痕。但那一次特别的聚会，我在事后以诗为证，还在诗的末尾添加了一则作者自注，以记录《阮籍：酒的毒性》这首诗的“本事”：“2013年7月，成都返沪后作。给嗜饮的徐钺和安德。尝与二人于京、沪及成都聚饮，诗酒论交，今散落三地，难以尽欢，作诗遥寄。”诗的开头，则引用了帕斯捷尔纳克的诗《盛宴》中的两行：“出于一贯的嗜好，我们不能容忍戒酒，/公开宣布与安全可靠的趣味为敌。”在这里，我抄下它的开头、结尾各一节，作为本文的结束，也作为缘起于“星星”的相聚的纪念：“我曾想象到这酿造的水里畅游，星光/打碎在沿岸，能露出呼吸夜色的头颅/可真好。从咏怀诗的章节中抽出两首/辛辣的款式，气息在周围弥散开来，/但不必去谈论：响彻夏夜的那声呼哨，/小酒馆温柔的对待——/……/如今我也能喝一点了，旁观的味觉/终于意识到它应有的使命。是否该/感谢这份独特的赠予呢？在平庸年代，/风暴集结于酒杯中作最热烈的泅渡。”

和徐钺、安德不同，我不擅饮酒，但这是我写得最快乐而酣畅的一首关于饮酒的诗；它亦是一首关于诗的诗，是对源于诗的友谊与相聚的“诗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