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麒||辽朝柴册礼上皇帝尊号考论

摘要：辽朝国俗柴册礼具有上皇帝尊号的功能。据《辽史》记载,辽朝有七位皇帝在位期间举行过柴册礼,其中太宗朝举行过两次;在这八次柴册礼中,仅世宗通过柴册礼上尊号。查检宋人记述以及辽代石刻文献却发现,辽朝中后期用柴册礼上皇帝尊号已成定制,兴宗、道宗、天祚帝在位期间均有此举。柴册礼主要为辽朝皇帝上汉式尊号,契丹臣僚赞礼、观礼。具体仪式包括有司奉册、读册及皇帝受册等。辽朝通过柴册礼上皇帝尊号,对内兼采契、汉之制,强化辽朝皇帝契、汉等民族共主的身份;对外则通过柴册礼所上皇帝尊号的传播,达到宣扬正统的目的。

关键词：辽朝;柴册礼;皇帝尊号

明乎辽朝柴册礼上尊号的脉络之后,拟对其仪制加以解析。柴册礼由“燔柴祀天”与“皇帝受册”两部分构成,其中“皇帝受册”的内涵与上尊号密切相关。下面以柴册礼制的发展情况为线索,探讨柴册礼上尊号仪制。

在契丹建国前的遥辇氏时期已有柴册礼。《辽史·国语解》“柴册”条载:“积薪为坛,受群臣玉册。礼毕,燔柴祀天。阻午可汗制也。”【52】阻午可汗是唐开元、天宝年间的契丹遥辇氏可汗【53】。《国语解》记载柴册礼由阻午可汗创制,主要由“受册”与“燔柴祀天”两部分构成。遥辇氏痕德堇可汗在位期间,太祖叔父耶律辖底曾“行柴册礼”而自立为迭剌部夷离堇【54】,似乎在遥辇氏时期,契丹可汗以及部族夷离堇均可以举行柴册礼。《国语解》记载这一时期的柴册礼有“受群臣玉册”之仪式,但该仪式应出现于辽朝建立、君臣关系趋于稳定之后。此外,《辽史·礼志》序文记载阻午可汗创制柴册礼的目的是“敬天恤灾”【55】,因此遥辇氏时期的柴册礼应是“燔柴礼”,主要仪式为燔柴告天,可能未必有较为复杂的汉式受册仪式。本文推测遥辇氏时期的柴册礼记载应系后世追述契丹建国前的燔柴礼并对其加以修改而成。

太祖代遥辇氏而立国,其在位期间曾三次举行燔柴礼。第一次为太祖元年(907年)正月,“命有司设坛于如迂王集会埚,燔柴告天,即皇帝位。尊母萧氏为皇太后,立皇后萧氏。北宰相萧辖剌、南宰相耶律欧里思率群臣上尊号曰天皇帝,后曰地皇后”【56】。太祖元年“燔柴”即帝位、上“皇帝尊号”实际上是继承汗位、上可汗号,对此学界已有充分讨论【57】,本文不做赘述。第二次为讨伐诸弟叛乱前,于六年(912年)十月“燔柴”【58】;第三次为诸弟之乱彻底平息后,于七年(913年)十二月“燔柴”【59】。后两次燔柴礼围绕诸弟之乱而举行,与受册无关。这三次燔柴礼皆发生于太祖称帝建元(916年)之前,显然与“皇帝受册”无关。终太祖一朝有“柴”无“册”,始终未见有完整的柴册礼记载,可见这一时期的燔柴礼中并不存在“皇帝受册”的内容,柴册礼上尊号仪制尚未形成。尽管如此,但太祖元年通过燔柴礼上可汗号已初具后世柴册礼上尊号的雏形。此次燔柴礼中筑坛的准备工作以及北、南宰相作为主要赞礼人员等做法,即为后世柴册礼上尊号仪制所沿用。

辽朝柴册礼形成于太宗时期。《辽史》载,太宗天显二年(927年)十一月“壬戌……是日即皇帝位……丙寅,行柴册礼……壬申,御宣政殿,群臣上尊号曰嗣圣皇帝”【60】。此为《辽史》本纪部分首次出现的对柴册礼的完整记载。太宗先即皇帝位,再举行柴册礼,之后依据汉式册礼上尊号。肖爱民结合宋人记述,考证出太宗在此次柴册礼中上“天皇王”之可汗号【61】。太宗以皇帝身份举行柴册礼,赋予柴册礼以皇帝受册的内涵,但所受之“册”并非皇帝尊号册,而是可汗号册。可见太宗时期始将“燔柴祀天”之国俗与“皇帝受册”之汉礼结合,形成兼具吉礼、嘉礼双重性质的契丹柴册礼,亦即《辽史·礼志五》“皇帝受册仪”所说的“又有《上契丹册仪》,以阻午可汗柴册礼合唐礼杂就之”【62】。但此期的柴册仪式不具备上皇帝尊号的功能,对其礼制建设的程度不应估计过高。至于太宗朝未将柴册礼与上皇帝尊号相结合,应是受到契丹选汗习俗的影响,故而先举行国俗柴册礼以取得契丹贵族的支持,而后通过汉式册礼上皇帝尊号。值得注意的是,太宗时期仍保留有燔柴礼,会同三年(940年)十二月“燔柴,礼毕,祠于神帐”【63】。此后辽朝诸帝再未举行燔柴礼。对此,孔维京业已指出:“太宗之后单独的‘燔柴’祭天仪式便不见于《辽史》记载,‘燔柴’逐渐与契丹皇帝的受册仪式相结合,形成独具特色的‘柴册仪’。”【64】据此推测,阻午可汗制定的“柴册礼”以及耶律辖底所举行的“柴册礼”或为太祖、太宗所沿用的燔柴礼。燔柴礼的主要仪式是燔柴告天。若新汗通过燔柴礼即位,可能会上可汗号。

太宗之后,世宗、穆宗、景宗三帝均非通过父子相继的世袭途径即位,帝系辗转于人皇王耶律倍及太宗后嗣之间,政局动荡,导致这一时期的册礼礼制建设相当有限【65】。世宗将柴册礼与上皇帝尊号相结合,应基于巩固皇位,获得契、汉臣僚支持的现实考量,并非完善礼制,因而未到十一月便仓促行礼【66】。但是此举却成为辽朝柴册礼上尊号之开端。《辽史》中未见穆宗朝行柴册礼的记载,却记载了一件与上尊号相关的史事。应历五年(955年)二月,“汉遣使请上尊号,不许”【67】。穆宗却北汉上尊号之请,表明此期对于上尊号及其相关的礼制建设可能还不是特别的重视。景宗则是先即位、上尊号,再举行柴册礼,这是由于当时政局较为复杂,只得先稳定帝位,再依契丹传统于十一月举行柴册礼【68】。以上三位皇帝均只上过一次尊号,对尊号的重视程度较为有限。政局动荡导致柴册礼与上尊号间的关系不稳定,史料的匮乏也导致无法考证这一时期的柴册礼上尊号仪制。

圣宗冲龄践祚,国事皆决断于其母睿智皇后萧绰。统和二十七年(1009年)圣宗亲政,始行柴册礼,却未立即上尊号。其时圣宗虽已亲政,但最富权势的睿智皇后及大丞相耶律隆运尚在世。据《辽史》记载,圣宗行柴册礼后并无其他举措,直至改元开泰之际再次上尊号,这是适应从太后称制到皇帝亲政的举措。圣宗即位后再举行柴册礼,这一做法为兴宗以降诸帝所沿用。

太宗至圣宗朝所举行的柴册礼具有皇帝即位或亲政仪式的内涵【69】,上尊号仪式仅在特殊时期作为陪衬,二者关系尚较疏离。尽管这一时期的柴册礼上尊号仪制几乎无法探讨,但世宗以后诸帝并未恢复燔柴礼,而柴册礼中“皇帝受册”的基本仪式则逐渐制度化。辽朝中后期,兴宗、道宗、天祚帝三位皇帝均通过柴册礼上尊号,这一做法逐渐成为定制。

探讨柴册礼仪制最为完整、重要的史料当属《辽史·礼志一》“柴册仪”。早年,陈述、舒焚认为《辽史·礼志一》“柴册仪”所载为道宗清宁四年的柴册礼【70】。近年来,随着对文本考辨的深入,李月新、孔维京等指出,《辽史·礼志一》“柴册仪”的记载可能是将辽朝不同时期的柴册礼拼接而成【71】。尽管尚不能确定《辽史·礼志一》“柴册仪”所载史事的具体时间,但其对探讨辽朝中后期柴册礼上尊号仪制来说不可或缺,其中涉及皇帝受册的主要内容为:

择吉日。前期,置柴册殿及坛。坛之制,厚积薪,以木为三级坛,置其上。席百尺毡,龙文方茵……翼日,皇帝出册殿,护卫太保扶翼升坛。奉七庙神主置龙文方茵。北、南府宰相率群臣圜立,各举毡边,赞祝讫,枢密使奉玉宝、玉册入。有司读册讫,枢密使称尊号以进,群臣三称“万岁”,皆拜。宰相、北南院大王、诸部帅进赭、白羊各一群。皇帝更衣,拜诸帝御容。遂宴群臣,赐赉各有差【72】。

脱脱等：《辽史》卷四九《礼志一·吉仪·柴册仪》，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修订本，第930页。

综观以上皇帝受册仪式,“枢密使称尊号以进”是与上皇帝尊号最为相关的记载。李月新指出,奉册官所称系皇帝已有之尊号,而非新上之尊号【73】;李锡厚则认为是皇帝新上之尊号【74】。二者孰是?仅通过《辽史·礼志一》“柴册仪”的记载尚不能判断,需要结合其他史料进一步考辨。既往学者探讨柴册礼时所引据的另一重要史料为宋人《燕北录》【75】。《燕北录》记载了道宗清宁四年柴册礼的情况,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然而,《燕北录》系著者据辽道宗举行柴册礼之传闻而作,其记述的重点是异于中原汉礼的契丹国俗,导致整体篇幅失衡,对皇帝受册仪式中最为重要的柴笼受册、御殿受贺,仅有“次上柴笼受册,次入黑龙殿受贺”【76】寥寥数语,故本文不拟详加引据。

除《辽史》及宋人记述之外,辽代石刻文献中亦见有对柴册礼上尊号具体仪式的记载。前引《萧德顺墓志》记载志主“充大行皇帝遗留使,复命拜南宰相。会国加尊号于野鹊山,充押册使,仍领十节度以毕其事”【77】。即萧德顺以南府宰相的身份充当了重熙四年柴册礼上尊号仪式中的奉册官。而《萧义墓志》对天祚帝乾统六年柴册礼上尊号仪式的记载,尤为翔实【78】。《萧义墓志》载:

(乾统)六年,上方有事于帝山,命公先仪,授本府相礼,视严天仗,具体而微。是岁阳微之月,鸣銮登坛,剡玉增号。其于亲执神御,陟降帝躬,皆公与皇叔越王淳偶为之。及乎临轩备册,庭执号宝,公独与焉。讫,赐银绢衣带各差。仍恩加兼侍中、陈国公【79】。

其中“是岁阳微之月,鸣銮登坛,剡玉增号”的记载,是对乾统六年柴册礼上尊号仪式的概括性描述。天祚帝选择年末作为行礼时间。举行柴册礼前,天祚帝出行至山下,而后登上柴册坛。在赞礼人员准备好玉册、玉宝之后,天祚帝进行上尊号仪式。柴册礼上尊号仪制中的“宝”与“册”是重要仪物,以至于安排专人奉宝捧册。《辽史·礼志一》“柴册仪”及《萧义墓志》的记述中分别出现“玉宝”“号宝”,此物为“契丹宝”。《辽史·仪卫志》载:“契丹宝,受契丹册仪,符宝郎捧宝置御坐东。”【80】结合《仪卫志》所载“御前宝”“诏书宝”“皇后印”等符印皆有文字来看,柴册礼上尊号仪制中的“玉宝”“号宝”应是一方镌刻有皇帝尊号信息的玉印。《萧义墓志》中“备册”之“册”与《辽史·礼志一》“柴册仪”中的“玉册”含义相同。柴册礼上尊号仪制中的“玉册”应镌刻有上尊号册文,以供宣读之用。尽管辽朝尊号册文均已湮没不存,但不难推测其应是歌颂辽帝功德、宣扬上尊号合理性之类的内容。志文所见时任北府宰相萧义“亲执神御,陟降帝躬”,这与《辽史·礼志一》“柴册仪”中“北、南府宰相率群臣圜立,各举毡边”之仪若合符契【81】。但执玉宝、奉玉册者却并非《辽史》所载之枢密使,而是北府宰相萧义“临轩备册,庭执号宝”。此外,兴宗时期萧德顺以南府宰相身份“押册”。这反映出辽朝中后期柴册礼奉册官以枢密使、北府宰相、南府宰相等地位尊贵的契丹臣僚充任。志文对柴册礼上尊号的记载止于奉册官“备册”、执宝,结合《辽史·礼志一》中的“柴册仪”,其后续仪式当为:有司读玉册毕,奉册官称进皇帝之尊号。因此,若辽帝通过柴册礼举行上尊号仪式,则枢密使称进的是皇帝新上之尊号。

综上,辽朝柴册礼上尊号仪制的整体发展脉络已经明晰。世宗时期是柴册礼上尊号仪制的草创期,穆宗、景宗、圣宗时期仪制建设陷入沉寂,兴宗朝是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兴宗继承了世宗通过柴册礼上尊号的做法,此后这一做法逐渐形成定制,并为道宗、天祚帝两朝所沿用。辽朝前期柴册礼与皇帝上尊号的关联并不密切,世宗时期也仅是将上尊号作为陪衬,故而柴册礼上尊号仪制不详。辽朝中后期柴册礼上尊号仪制逐渐完备,其完整仪式为:皇帝出柴册殿,北、南宰相率领群臣举毡覆盖皇帝。奉册官一员,以枢密使、北府宰相、南府宰相等契丹贵戚充任,赍捧玉册、玉宝;有司宣读镌刻有上尊号册文的玉册之后,奉册官称进皇帝新上之尊号。而后皇帝于柴笼受册、燔柴告天,以求获取“上天”封册,实现“君权神授”。最后,皇帝御殿受群臣朝贺。至此,柴册礼上尊号仪式始告完成。

柴册礼上尊号仪制可概括为:辽朝皇帝上尊号,契丹臣僚赞礼、观礼。就此来看,辽朝皇帝通过柴册礼上尊号的目的在于显扬皇权。但是,从辽朝皇帝统治契、汉等民族及与中原王朝交往的视角来看,则发现其目的并非如此简单。下面便从对内、对外两个方向探讨柴册礼上尊号的政治目的。

1.强化辽朝皇帝契、汉等民族共主的身份

辽朝兼采契、汉之制,以契丹国俗柴册礼行源自中原汉制的上尊号仪式,达到从“国俗”“汉制”两方面强化辽朝皇帝契、汉等民族共主身份的目的。以下便结合柴册礼上尊号所涉及的“国俗”“汉制”两个方面加以分析。

辽朝柴册礼的国俗性质并未因加入汉制上尊号仪式而发生根本性改变。辽朝中后期,柴册礼内容中以上尊号为代表的汉制因素逐渐增多,如《辽史·仪卫志》载,辽朝重熙年间以后,“大礼并汉服矣”【82】。此期虽然是国俗柴册礼与汉式册礼并举,但汉式册礼的礼制地位逐渐上升,柴册礼的皇帝即位功能逐渐为汉式册礼“侵夺”,比如自圣宗之后,仅有道宗通过柴册礼即位,其余诸帝均以汉式册礼即位。尽管如此,柴册礼作为国俗礼制的根本性质并未动摇。结合前文可以看出,在汉文史籍记载中,柴册礼与汉式册礼泾渭分明,契丹文史料中亦如此。《梁国王墓志铭》(乾统七年)记载天祚帝乾统三年汉式册礼为“(乾统/三/年于/汉儿/礼以)”,记载乾统六年柴册礼为“(乾统/六/年于/契丹之/大/礼以)”【83】。即以“契丹礼”概括柴册礼,从而与汉式册礼加以区分。

《梁国王墓志铭》（乾统七年），清格尔泰、吴英喆、吉如何辑译：《契丹小字再研究》，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421页。

辽朝柴册礼由统治民族契丹族主导,具有“排他性”。《续资治通鉴长编》载,辽朝皇帝“凡受册,积柴升其上,大会蕃人其下,巳,乃燔柴告天,而汉人不得预”【84】。明确记载汉人不得参加柴册礼。又《燕北录》载:“柴笼之制高三十二尺,用带皮榆柴叠就,上安黑漆木坛三层,坛上安御帐,当日戎主坐其中,下有契丹臣僚三百余人。”【85】即道宗清宁四年受册时,柴笼之下观礼者皆为契丹人。柴册礼上尊号仪式亦仅有部分契丹贵戚可以赞礼、观礼【86】。随着仪式的进行,主要赞礼人员由北、南府宰相减少为奉册官一人。前文已述,身为后族的南府宰相萧德顺、北府宰相萧义曾作为柴册礼上尊号仪式的奉册官。萧德顺在赞礼前“领十节度”之权,萧义则“授本府相礼,视严天仗,具体而微”,被授予形同天子的礼仪规格。尽管墓志记载不免有夸大之处,但仍反映出后族贵戚被授予特权和极高的礼遇以辅助皇帝完成柴册礼上尊号仪式。因此,从仪式的执行来看,柴册礼上尊号体现出辽朝皇帝对契丹旧俗的尊重以及对契丹贵戚的重视。

辽朝实行的燔柴礼及柴册礼均与中原汉礼密不可分。燔柴告天源自汉礼,《尔雅》载:“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瘗薶。”【87】辽朝柴册礼与中原汉式礼制具有相似性。契丹民族在与中原汉地交往中受到汉式册礼濡染。唐玄宗开元十三年(725年)十一月东封泰山,《旧唐书》载:

己丑,日南至,备法驾登山,仗卫罗列岳下百余里。诏行从留于谷口,上与宰臣、礼官升山。庚寅,祀昊天上帝于上坛,有司祀五帝百神于下坛。礼毕,藏玉册于封祀坛之石?兙$,然后燔柴。燎发,群臣称万岁,传呼自山顶至岳下,震动山谷……辛卯,祀皇地祇于社首,藏玉册于石?兙$,如封祀坛之礼。壬辰,御帐殿受朝贺……【88】

是时契丹首领李邵固“诣行在所,因从至岳下”【89】,作为玄宗祭祀泰山的亲历者。对此,《辽史》记载说:“开元东封,邵固扈从,又览太平之盛。”【90】玄宗此次祭祀泰山与辽朝中后期柴册礼颇有相似之处。对中原册礼的认知可能在辽朝建立后仍作为契丹民族的“祖先记忆”有所留存。辽朝建立后,中原王朝亦有通过燔柴礼上尊号之例。辽太宗天显五年(930年),后唐明宗李嗣源上尊号册文中即有“燔柴礼毕,作解恩覃”【91】的说法。后唐明宗虽为沙陀人,但此次燔柴礼应非沙陀本民族礼仪,因为尊号册文中有“威于夷狄”【92】之语,即举行此礼的目的是为了宣扬王朝正统并与“夷狄”相区分,沙陀本民族礼仪不太适合用于此类册礼,因而此次燔柴礼应为汉礼。因此,太祖举行燔柴礼、太宗制定柴册礼,可能正是受到了唐、五代以来中原汉礼的影响。

辽朝柴册礼与汉式册礼均可以为皇帝上尊号。迄今为止,辽朝皇帝尊号的性质问题尚未得到充分探讨。清代学者赵翼分析辽朝、元朝尊号形制之别时言:“但元制系以国语为尊奉之称,辽制则不用契丹语,而以汉字尊称,故不同耳。”【93】赵氏认为辽朝皇帝所获尊号皆为“汉字尊称”,柴册礼所上尊号自然涵盖在内。日本学者岛田正郎使用“契丹式尊号”概念,用以指称辽朝皇帝因柴册礼所获之尊号【94】。康鹏认为,契丹礼(柴册礼)为契丹选汗之仪,汉礼为上皇帝汉式尊号之礼;进而指出,辽朝皇帝因契丹礼(柴册礼)而获得的简短尊号为契丹式尊号,与之相对的则为汉式尊号【95】。岛田氏与康氏之论可以概括为:辽朝皇帝于柴册礼所获的简短尊号为“契丹式尊号”,而于汉式册礼中所获字数冗繁的尊号为“汉式尊号”。前辈学者对此问题的认识存在差异,看来有必要先探明辽朝柴册礼所上尊号的形制,进而判断其性质。

根据前文考证,辽朝中后期柴册礼所上皇帝尊号均字数较多,并且带有明显的汉制因素。其中,兴宗重熙四年尊号为“文武仁圣昭孝皇帝”,道宗清宁二年尊号为“圣文神武睿孝皇帝”,天祚帝乾统六年尊号为“仁文睿武元德大和神智圣孝天祚皇帝”。追溯唐朝上尊号史事,神龙元年(705年)十一月,唐中宗上“应天皇帝”尊号,韦后上“顺天皇后”尊号【96】。唐中宗及韦后的两个尊号虽较为简短,但无疑均为汉式尊号。另外辽朝末年,耶律大石西征,建帝业于中亚,《辽史》记载其“又西至起儿漫,文武百官册立大石为帝,以甲辰岁二月五日即位,年三十八,号葛儿罕。复上汉尊号曰天祐皇帝,改元延庆”【97】。耶律大石的“汉尊号”为“天祐皇帝”,同样是一个简短的尊号。以此类推,世宗通过柴册礼所上较为简短的“天授皇帝”尊号与耶律大石“天祐皇帝”尊号相仿,均属于汉式尊号。辽朝中后期柴册礼所上字数较多的尊号亦属于汉式尊号。此外,汉式册礼亦见有上简短尊号之例,如前文所述太宗天显二年通过汉式册礼上“嗣圣皇帝”尊号。综上,从字数多寡和册礼性质两方面均不足以将辽朝皇帝尊号划分为契丹式与汉式两类。世宗以降,柴册礼、汉式册礼均具有上汉式尊号的功能【98】,而且两种册礼所上尊号的形制并无差异,故有辽一代仅有汉式皇帝尊号,不存在契丹式皇帝尊号。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理解辽朝皇帝以国俗柴册礼上汉式尊号这一做法?

辽朝存在兼用“可汗”与“皇帝”称谓的“双轨”制,但与皇帝尊号制度不同,太宗朝之后,传世汉文、契丹文史料中均未出现完整的可汗号。契丹小字石刻文献中,仅以“汗”“可汗”“圣汗”作为皇帝尊称,而未见完整的可汗号。如《兴宗皇帝哀册》(清宁元年)载:“(第六/代之/圣/汗)。”【99】《耶律玦敞稳墓志铭》(咸雍七年)载:“(景宗/圣宗/二/可汗)。”【100】《大契丹国广陵郡王墓志铭记》(重熙二十二年)载:“(祖父/耶律之/宗室之/第五/汗/景/宗/皇帝)。”【101】可见契丹小字墓志中,以世代系于“可汗”尊称之前,从而形成“世代+汗”的皇帝称谓形式,而非使用完整的可汗号。此外,辽朝对外也统称宋朝皇帝为“汗”,如《仁懿皇后哀册》(大康二年)载:“(南/宋/国之/汗/仁/宗)。”【102】说明在契丹小字语境下,以“汗”为词素构成的一系列称谓,仅与“皇帝”称谓在内涵上大体等同,却不能与皇帝尊号相等同。实际上,中国古代皇帝采用汉式抑或“国语”尊号不仅反映了是否遵循汉制,更重要的在于构建怎样的身份认同。契丹建国前长期与中原汉地交流,建国后地跨农耕、游牧区域,兼有中原汉地。在辽朝政权建设的过程中,皇帝尊号作为皇权的象征,受到契、汉等民族的广泛认同。因此,尽管辽朝柴册礼上尊号仪式仅有契丹贵戚参加,具有排他性,但这种排他性亦仅限于仪式执行层面。辽朝皇帝通过柴册礼举行源自中原的上尊号仪式,以示仿行汉制,不自外于华夏,并以上汉式皇帝尊号的方式,进一步深化柴册礼的内涵,使辽朝皇帝不仅是契丹诸部共同推戴的可汗,更是辽朝境内契、汉等民族的共主。此外,柴册礼上尊号结束后,辽朝皇帝通过大赦、覃恩将皇恩施之于契、汉等民族。乾统六年柴册礼上尊号结束后,辽朝皇室成员普遍获得汉式名号:耶律和鲁斡在皇太叔祖之称前增加“义和仁寿”之号;天祚帝德妃、文妃分别在原有妃号前加“赞翼[睿]”【103】、“承翼”【104】之号。辽朝契、汉臣僚通过柴册礼覃恩获得官、爵更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如前文所述,萧义在赞礼结束后“加兼侍中、陈国公”【105】,杜悆因柴册礼上尊号而“覃左散骑常侍、签枢密院事、加上柱国”【106】。辽朝皇帝通过覃恩及大赦将柴册礼上尊号的消息传布于辽朝境内,使契、汉等民族广为知悉,进而强化辽朝皇帝契、汉等民族共主的身份,实现兼治契、汉等民族的政治目的。

2.宣扬正统

柴册礼上尊号与汉式册礼上尊号相呼应,完善了辽朝尊号制度。尊号是辽朝与中原王朝交流中经常使用的重要称谓,通过柴册礼上尊号是与中原王朝争夺正统的举措。

辽朝柴册礼仪式的具体情形鲜为中原王朝所知。五代及北宋前期均未见有对辽朝柴册礼的记载。兴宗重熙四年通过柴册礼上尊号,而《续资治通鉴长编》仅载其尊号,并无对柴册礼的记述。《燕北录》载道宗于清宁四年十一月三日举行柴册礼后,“四日歇泊,五日却来靴甸受南朝礼物”【107】,即道宗在举行柴册礼后才接受北宋使者赠送的礼物。以上反映出辽朝方面似乎并不希望北宋知晓其柴册礼的具体仪式。但是,道宗清宁四年举行柴册礼后,北宋方面需要赠送礼物,说明柴册礼的举行对辽、宋外交有一定的影响。若柴册礼有上尊号之举,则辽朝皇帝所上尊号将会传播至中原王朝。

辽朝在同中原王朝的交往中,尊号是不可或缺的称谓形式。辽世宗天禄五年(951年),北汉主刘旻在给辽朝的书信中卑辞乞援,称“侄皇帝致书于叔天授皇帝”【108】。世宗“天授皇帝”的尊号正是通过柴册礼所上。辽、宋澶渊之盟后,两国之间书信往还频繁,叶梦得《石林燕语》记载宋对辽国书格式为:“前称月日,大宋皇帝谨致书于大辽国徽号皇帝阙下……”【109】这一书式参考了五代政权与辽的书信格式。“徽号”即尊号,辽朝皇帝尊号被置于重要的开首位置。同样是在澶渊之盟后,辽朝皇帝的尊号趋于冗繁【110】,显然是为了适应与北宋国书往来的需要并隐含与宋争胜之意。道宗于柴册礼所上“圣文神武睿孝皇帝”尊号,多次出现于宋朝国书之中。由于史料缺乏,我们无法得知兴宗、天祚帝于柴册礼所上尊号在辽、宋国书中的使用情况。依据现有史料来看,世宗、道宗柴册礼所上尊号均见于中原典籍之中。世宗、兴宗、道宗都是通过柴册礼第一次上尊号,天祚帝则通过柴册礼扩充尊号内容,柴册礼上汉式尊号也是维持辽朝尊号制度稳定之举。

辽朝自澶渊之盟后频繁地举行尊号册礼,导致皇帝尊号字数激增。咸雍元年(1065年),道宗通过汉式册礼所上尊号为“圣文神武全功大略聪仁睿孝天祐皇帝”【111】,长达16个字。这给北宋君臣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影响了辽、宋之间的平等外交关系,集中体现为熙宁元年(1068年)七月群臣关于是否应当为宋神宗上尊号的讨论。百官认为神宗应当上尊号,司马光持反对意见:

先帝亲郊,不受尊号,天下莫不称颂。末年有建言者,国家与契丹往来书信,彼有尊号而我独无,以为深耻,于是群臣复以非时上尊号。昔汉文帝时,单于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不闻文帝复为大名以加之也。愿陛下追用先帝本意,不受此号【112】。

杨卫东：《与〈契丹藏〉有关的一件石刻——读辽咸雍四年刊〈新赎大藏经建立香幢记〉》，《文物春秋》2007年第3期，第78页。

辽朝中后期正统意识勃兴。兴宗重熙七年(1038年),“以《有传国宝者为正统赋》试进士”【114】。《高丽史》载,道宗寿昌六年(1100年)所颁诏书中有“朕荷七圣之丕图,绍百王之正统”【115】之语,天祚帝乾统四年(1104年)所颁诏书中有“朕祗遹先猷,绍隆正统”【116】之语。两封诏书在宣告继承帝位的同时,均强调其继承了中原正统。由此可以看出,兴宗以降,诸帝通过柴册礼上尊号是为了与宋朝争胜、宣扬正统的需要。

综上,尊号在辽朝同中原王朝的交往中具有重要意义。柴册礼上尊号完善了辽朝尊号制度,是辽朝皇帝积极融入华夏统治秩序,以中原统治者自况,宣扬正统的重要举措。

通过柴册礼上汉式皇帝尊号,始于辽世宗时期。至辽朝中后期,兴宗、道宗、天祚帝均通过柴册礼上尊号,而且这一时期柴册礼所上尊号已不同于世宗时简短的汉式尊号。三个尊号颇具相似性,均褒扬辽帝的文治武功、强调儒家所遵行的孝道,具有内在延续性。辽朝柴册礼上尊号仪制主要为皇帝行礼,契丹臣僚赞礼、观礼,具有混“国俗”“汉制”而用之的特征。

纵观辽朝建立前的君主尊号,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唐、宋等中原王朝皇帝通过汉式册礼上汉式尊号,二是匈奴、突厥等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通过本民族礼俗上单于号、可汗号。辽朝通过国俗柴册礼上汉式皇帝尊号,此举与上述两种模式有所不同。随着柴册礼渐趋成熟,契丹民族通过燔柴礼上可汗号的传统逐渐为柴册礼上皇帝尊号所取代。柴册礼上尊号之举与辽朝国家的发展相适应。辽朝地跨农耕、游牧区域,辽朝统治者的身份不仅是契丹可汗,更是兼治契、汉等民族的皇帝。基于统治境内契、汉等民族以及同中原王朝交流的需要,辽朝皇帝通过柴册礼上汉式尊号,进而实现对内强化其契、汉等民族共主的身份,对外宣扬正统的目的。

辽朝实行“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117】的“因俗而治”的统治策略,但并非所有制度均只采用“契、汉”中之一端,柴册礼上尊号的举措即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仅以国俗、汉制其中之一作为线索串联而成的单线式历史叙述,势必无法兼顾辽朝政治制度的各个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