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
聚焦2024年布克奖：
拥抱英语小说的新变化
萨曼莎·哈维和她的获奖作品《轨道》
伦敦当地时间11月12日，2024年度布克奖授予英国女作家萨曼莎·哈维（Samantha Harvey）的《轨道》（Orbital），小说以仅有136页的篇幅和24小时的时间跨度，讲述了来自英国、美国、意大利、俄罗斯和日本的六名宇航员在国际空间站上的体验，以及他们对地球的观察、感悟和人类存在的反思。布克奖的“图书推荐专栏”称：“萨曼莎·哈维的这部紧凑而又宏大的小说探讨了我们这个星球脆弱的美丽。随着销量的飙升和广泛的赞誉，它似乎是一个受欢迎的赢家。”作为“受欢迎的赢家”，《轨道》承载了一些鲜明的布克奖式的特征，比如，新颖和开创性的叙事题材（《轨道》是首部以宇宙为背景的布克奖小说），学院派作家身份（哈维在巴斯大学教授创意写作），以及探讨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问题（时间、人与地球的关系、孤独、母亲等主题），“我们不是要寻找问题的答案，而是要探寻变化的问题”。当然，我们不能忘记“布克激增效应”，《轨道》在获奖前的销量就超过了前几年获奖小说销量的总和。可以说，《轨道》的成功，至少在两个层面上展现了布克奖的两类“变化”，即在文学创作和奖项运营上，不仅能够顺应时代的变化，还能指引变化的发生。
1969年，英国出版商人汤姆·马希勒（Tom Maschler）发现，在海峡对岸的法国，凡是获龚古尔文学奖的小说，图书销量立刻攀升，马希勒嗅到了商机，并写信给布克—麦康奈尔公司（Booker-McConnell）请求每年一万英镑的资助，马希勒在信中自信满满地表示：“要设立全英迄今为止最具有影响力的文学奖项，因为目前为止国内没有什么对手。”他也的确兑现了自己的承诺。今天的布克奖（The Booker Prize）已经走过半个多世纪的历程，奖项已从马希勒的灵光一现成长为英语文学的第一大奖，也是少有的影响力可与诺奖媲美的文学奖，布克奖和布克国际文学奖为诺奖输送了爱丽丝·门罗（Alice Munro）、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和奥尔加·托卡尔丘克（Olga Tokarczuk）等国际知名作家。
回顾奖项的发展壮大的历程和关键，重中之重可谓是“变化”。布克奖的每一次变化，以近年为例，有主动的，如评奖规则的调整（2015年将评奖范围拓展到所有用英语写作的小说）、奖项的增设（2016年布克国际奖的调整）、周年纪念（2018年的五十周年庆典）、特别奖项的评选（金布克奖和布克中的布克奖等奖项）和赞助商更迭（2019年由英仕曼集团更换为Crankstart基金会）；也有被动的，如评委对奖项规则的挑战（2018年开出“双黄蛋”获奖者）、获奖者对奖项的批评（2019年约翰·班维尔对于获奖者的选择过于考虑“政治正确”的指责引发舆论）以及学术界对于奖项运作机制和评奖路径的解构与阐释（《文学：文学阐释理论》期刊2025年即将推出布克奖研究专栏），都是高话题度的，一次次引发文学界、图书出版界和学术界的探赜索隐。
总而言之，一方面，面对作家、创作、出版、传媒，读者、阅读方式、文学气候与时代精神的发展，布克奖不断调整自身，适应战后英语文学和文化翻天覆地的变化；另一方面，布克奖也逐渐成长为英国小说的主要文学赞助者之一，战后英国文化外交中文化价值的守护者，进而成为英国乃至整个英语世界文学制度的重要一环，成为全球化英语文学潮流与变化的引导者和发起人。
作家与创作：怀旧、后殖民与世界主义
二战后，英国小说进入了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所言之“小说不再是小说”的阶段，而英国小说家则来到了一个戴维·洛奇（David Lodge）所说的“十字路口”。然而，就在1969年洛奇发表《十字路口的小说家》一文的数月前，首届布克奖在悄然进行中，奖项颁发给了名不见经传的P.H.纽比（P. H.Newby）的《需要负责之事》（Something to Answer For）。虽然纽比获奖后的小说销量超过了他先前销量的总和，但布克奖的首航并没有在文坛激起多少水花。纽比自称：“我并不把自己当做一位非常好的作家，因为我太了解过去的文学了，很容易受到他们的误导，但任何当今从事文学创作的人都需要认识到文学和历史的价值。”
萨曼莎·哈维中译作品《睡不着的那一年》
实际上，这里纽比提到的“过去的文学的影响”和战后英国小说趋于保守和怀旧之势密不可分。英国虽然是二战的战胜国，但却从曾经的“日不落帝国”沦为一个普通的欧洲国家和美国的盟国。面对综合国力的衰弱，英国迫切希望通过语言和文化优势进行“文化外交”，维持国际影响力，但引以为豪的文学创作在战后的保守、低迷和怀旧的时代精神下日趋狭隘。英国文坛甚至出现了“青黄不接”的断档期，虽然上世纪50年代出现了“愤怒的青年”文学运动，仍无法望乔伊斯、伍尔夫和劳伦斯之项背，战后英国小说亟需新生代作家和新的写作方式。
萨尔曼·拉什迪
1981年，印度裔作家萨尔曼·拉什迪（Sir Salman Rushdie）以《午夜之子》（Midnight’s Children，1981）击败D.M.托马斯（D. M.Thomas）和麦克尤恩（Ian McEwan），可以说是布克奖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标志布克奖开启了“后殖民文学”之路。《午夜之子》的获奖过程非常具有布克奖式的戏剧色彩：书稿在初期就被坎普出版社的编辑拒绝，最后在老板马希勒的赏识下得以出版；此外，1981年的评委会主席正是布克奖的“老熟人”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他不仅当评委，还当过布克奖管理委员会成员、入围过奖项短名单，且是布克奖“孵化基地”东英吉利大学创意写作项目的负责人。布拉德伯里在颁奖词中明确指出了作品的新鲜之处：“《午夜之子》是一流的实验作品和出色的政治小说……这是一位杰出新作家的真正的国际小说。”之后，这部“国际小说”成为布克奖的绝对宠儿。1994年，《午夜之子》又击败了诺奖作家威廉姆·戈尔丁（William Golding），获得布克奖25周年纪念奖项“布克奖中的布克奖”（Booker of Bookers），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布拉德伯里又坐在评委席上，对此，拉什迪称“这是我作为一个作家所得到的最大的赞扬”。可能作家本人也没想到，2008年，《午夜之子》又获40周年纪念奖项“布克奖40年最佳”（Best of the Booker）。布克奖对拉什迪的“加冕”，实际上奠定了一个新的小说体裁——后殖民小说在英国文学中的地位，为乔纳森·贝特（Jonathan Bate）所言之“怀旧情绪、归属感、带着几分疑虑的寄居生活，还有异议、嘲弄、自我憎恨、叛逆和异化”的“小”英格兰文学注入了来自英联邦的新鲜空气，为大合唱带来了新的声部。自此，一大批来自英联邦和移民到英国的“后拉什迪”们通过布克奖的“第一桶金”效应进入到主流英语文学的视野，如翁达杰（Michael Ondaatje，斯里兰卡裔加拿大作家）、库切（J. M. Coetzee，南非）、托马斯·肯尼利（Thomas Keneally，澳大利亚）和石黑一雄（日裔）等，这些作品不仅模糊和重塑了英格兰文学、英国文学和英语文学的边界，并且合力形成了一种布克奖式的文学审美——全球化的英语文学。
布克国际文学奖（The International Booker Prize）的增设也在程序层面上印证了布克奖的全球化发展布局。布克国际文学奖设立于2005年，最初是一个终身成就奖，两年一次，并且没有规定作品必须用英语以外的语言写作。因此，早期的布克国际奖得主包括爱丽丝·门罗和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等英语作家，2015年，随着布克奖取消了对作家的国籍限制，布克国际奖逐渐演变为布克奖的镜像。自此，该奖每年颁发给用非英语写作并翻译成英语、且在英国或爱尔兰出版的小说，奖金5万英镑（约42万元人民币），由作者和译者平分。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布克国际奖的关注度一直不及布克奖，但从2016年修订规则至今十年不到的时间里，已经预判了两位诺奖作家，分别是2018年的诺奖获得者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同年获布克国际奖）和今年的韩国女作家韩江（Han Kang，2016年获布克国际奖），某种程度上赋予了布克奖与诺奖一争高低的底气。更重要的是，也为更多的非英语小说进入英国文学市场和广义的英语文学范畴打开了渠道。
就像马希勒在给布克公司的信中说的，布克奖对于延续英国的文学自信和文化自信有重要意义：“英国人在文学领域的成就要高于其他任何艺术领域。我们没有培养出莫扎特或贝多芬，也没有米开朗琪罗或伦勃朗，但是，英国拥有全世界最杰出的作家：莎士比亚。”布克奖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作家的创作方式和审美趣味，如石黑一雄的近作《被掩埋的巨人》（The Buried Giant，2015）虽然已转向科幻，但仍混合着几分早年布克奖作品《长日留痕》（The Remains of the Day，1989）中布克奖式的历史回望叙事的味道；作为这一重要文学制度的价值守护者，布克奖也代表了英语文学体制的权威声音对世界文学的疆域进行有偏好的布局和排序，其能否完全代表世界文学的“多元”也在不断受到质疑。
回到《轨道》，这部披着科幻小说外衣的“太空现实主义”（space realism）作品。哈维这样解释“太空现实主义”：虽然所有人物置身于太空之中，她却没有按照传统小说的写法，建构人物之间的冲突和戏剧性的情节来推动情节的发展，而是将太空作为宇航员的“家庭环境”进行书写。《轨道》的“太空现实主义”在很多层面上可以理解为“世界主义”的变体，来自美国、日本、英国、意大利和俄罗斯的宇航员们在国际空间站共同生活和工作，每24个小时看到16次日出和日落，他们一边共同见证了地球的壮丽景色，一边也体验人世间普通人的烦恼——在空间站第434天的Roman对家乡的思念、日本宇航员Chie得知母亲去世后的悲伤种种。当空间站窗外宏大的地球风暴和人类渺小的烦恼交织，通过哈维田园牧歌式的语言，以一种感官式的体验将“太空现实主义”传达到读者面前。
运作与传媒：从“丑闻”说开去
《轨道》的商业表现也相当出色，在11月初，《轨道》共售出2.9万本，在《书商》的销量榜单上名列前茅。获奖后第一天，《轨道》在水石书店的销量比前一天增长了近3000%，超过了过去十年所有获奖者的总和，达到畅销书《舒吉·贝恩》和《送奶工》的两倍多，而且需求没有放缓的迹象。《轨道》优异的商业表现离不开布克奖精湛的运作与传媒手腕。
再次回到P.H.纽比和布克奖不算成功的开局，奖项刚设立初期，出版商不愿意支付入场费，邀请的评委也不愿参与评审，管理委员会召开了多次紧急会议，布克公司甚至也开始考虑终止赞助，就在山穷水尽之时，布克奖的转折点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了。1971年的评委会主席马尔科姆·马格里奇（Malcolm Muggeridge）是“一位直言不讳且有争议的偶像破坏者”，抨击自由主义和“摇摆的六十年代”的罗马天主教徒，马格里奇批判大部分候选作品“纯粹是色情作品”，没有任何艺术美感，他感到“恶心和惊骇”，愤而退出了评奖。马格里奇此举让布克奖管委会措手不及，担心糟糕的公关让本已不景气的布克奖雪上加霜，管理者只能对外宣称马格里奇对入围作品“普遍缺乏同情心”。他们也没想到的是，这桩风波开启了“布克奖争议的崇高传统”——依靠争议和丑闻吸引公众和媒体注意力。
萨曼莎·哈维中译作品《荒野》
尝到了甜头的布克奖没有让媒体失望，马格里奇退出之后，另外两位资深作家评委索尔·贝娄（Saul Bellow）和约翰·福尔斯（John Fowles）质疑V.S.奈保尔（V.S.Naipaul）的《自由之国》（In a Free State）是否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因为它是由一个共同主题联系在一起的故事和中篇小说的合集。虽然奈保尔获奖，但贝娄却透露授予的是“最佳作家，但不是最佳作品”。翌年，获奖作家约翰·伯格（John Berger）在颁奖典礼上中批评了赞助商布克—麦康奈尔公司在加勒比地区的殖民剥削，“加勒比地区的极度贫困，现代社会的贫苦，就是布克这样的公司剥削的直接后果”，并宣布他将把一半的奖金捐给英国黑豹运动，另一半用于研究欧洲移民工人的情况。对此，布克奖管理者的应对相当娴熟——“最好的行动方式就是不作出评论……这只是作家非常个人的言论”。
后续，随着“文学狐狸”马丁·高夫（Martyn Goff）加入布克奖管理委员会，这位布克奖背后的“优雅且精明的幕后黑手”，擅长操纵媒体，并制造轰动性的、能产生公众关注的泄露信息，高夫管理布克奖长达36年，在他的精湛手腕下，布克奖与争议、舆论和公众关注度逐渐划上了等号，如若某个文化奖项通过炒作舆论来获取关注度，这类行为就会被称作“布克奖化”。
布克奖的传播策略除了制造争议以吸引公众注意外，还包括敏锐地利用新兴媒介进行传播，突破文学奖的内部活动的限定。1976年，随着电视的普及，布克奖的颁奖典礼首次由英国广播公司（BBC）进行电视转播，布克奖的颁奖典礼由此成为了一个标志性的英国文化事件，普通读者也可以在家观看这场文学界和图书界“满是戏剧、悲悼和愚蠢”的年度晚宴。布克奖与电影的跨媒介合作也相当瞩目，布克奖“孵化”了一连串荧幕经典：《辛德勒的方舟》（1982年获奖作品）于1993年被改编为著名电影《辛德勒的名单》，由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执导，横扫7项奥斯卡奖、7 项英国电影学院奖与3项金球奖；1992年的布克奖小说《英国病人》于4 年后被改编为同名电影，获9项奥斯卡奖，5项英国电影学院奖以及两项金球奖；2002年获奖作品《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同名改编电影于2012年全球上映，全球票房火爆，成为当年度的现象级影片。截至2023年9月，已有19部布克奖获奖小说、36部短名单小说和4部长名单小说被搬上荧幕，还有6部影视作品在制作过程中。从近半个世纪的数据来，英语文学市场问世的小说被改编为电影的平均概率仅为0.1%，但对于布克奖获奖或提名小说而言，这一概率飙升至21%到23%。此外，被改编为电视剧和戏剧的布克奖小说的体量也相当可观。近年，改编的步伐不断加快，2020年获奖小说《舒吉·贝恩》改编的同名电影2023年已在英国上映。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电影画面
此外，布克奖的纪念活动也是布克奖扩大影响力的有力手段。奖项在2018 年迎来了50周年，布克奖的50周年庆典活动可谓相当有布克奖的特色。首先是“自曝家丑”的叙事方式，《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发布了曼布克奖50周年纪念专刊，文学总监盖比·伍德（Gaby Wood）以长文《幕后一瞥：布克奖五十周年》回忆了布克奖历史中鲜为人知的一面。当年10月，BBC为其制作了纪录片《吵闹，图书与爆发：布克奖五十周年》，纪录片的标题就相当具有刺激性，且片中朱利安·巴恩斯、约翰·班维尔等前获奖者和前评委的一系列“大胆发言”再次将布克奖的话题度推上云霄，诸如“这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文学界的世界小姐评选”、“这是个相当小的地区性奖项，适合颁发给相当小的地区性小说”等等，打破了读者对于文化奖项应该保持体面和文雅的印象，而是将藏在背后的争议和评判直接放在读者面前，这份直面缺陷的“不完美的坦率”是布克奖适应变化的秘密之一。
其次，布克奖近年的一系列数字化转型和读者互动的尝试在这次活动中也可见一斑，除了官方网站发布信息和社交媒体平台互动等常规操作，布克奖基金会还通过视频、直播和播客提供支持，同时在曼布克网站上举办在线展览。对于读者而言，50周年庆典活动的重头戏是特别奖项金曼布克奖，因为和先前只能围观的评委评审制不同，奖项是通过一个月的网络投票评选，由读者投票决定金曼布克奖的获得者，最终翁达杰携《英国病人》享此殊荣。此外，奖项与文学节和读书俱乐部的互动降低了大众读者对“严肃小说”的“准入门槛”。布克奖不仅在伦敦南岸中心举办了名为“曼布克现场”的庆典活动，还在世界各地的国际文学节上举办曼布克作家活动。
就像第二任赞助商英仕曼集团的时任首席执行官卢克·埃利斯（Luke Ellis）在白金汉宫的招待会上所言：“关于曼布克奖，最令人钦佩的一点是它并没有停滞不前，没有固步自封。自从这个奖项设立以来，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小说本身也发生了变化。这个奖项应该反映这些变化，这是正确的。”略显讽刺的是，就在说完这段话后几个月，英仕曼集团主动发起了一桩新变化，宣布2019年起不再赞助布克奖，由新赞助商美国Crankstart基金会接手，曼布克奖也因此改回了原名布克奖，布克奖在21 世纪20年代将如何适应和应对这一新阶段的变化？包括《轨道》在内的获奖作品或许会给我们答案。
（作者系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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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文艺报》2024年11月29日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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