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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与彭德怀相较：说勇，林不如彭；说谋，彭不如林。
彭德怀是一团火，一团从里烧到外、随时准备摧枯拉朽的烈火；林彪是一潭水，一潭深不可测却含而不露的静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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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前半句可形容彭，后半句可形容林。彭林配合，相得益彰，成为指挥中国革命战争十分得力的左膀右臂。
林彪比彭德怀资格浅。红四军与红五军在新城会师大会上，朱、毛、彭都在主席台上讲话，林彪还只能坐在台下听。听着听着，讲台塌了。台下人都说刚会师就坍台，不吉利。朱德站到台架上大声一句：不要紧，台坍了搭起来再干嘛！大家一起鼓掌，才把热烈的情绪又恢复过来。
林彪也在台下鼓掌。彭德怀坐在台上看不见他。他却把这个人未到威名先到的彭德怀看了个真切。
从此开始了红军中这两位名将不错的配合作战历程。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广昌战斗，李德指挥红军与敌人正面硬拼，三军团伤亡两千七百余人，占军团总兵力的四分之一；彭德怀当面骂李德“崽卖爷田心不痛”。翻译伍修权考虑到领导之间的关系，没有全翻，彭德怀便把三军团政委杨尚昆拉过来一字一字重新翻译，硬是把李德气得暴跳如雷。
广昌战斗前夕，林彪个人署名写了一封《关于作战指挥和战略战术问题给军委的信》：“对于敌人在五次‘围剿’中所用战略战术，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过去有许多同志曾研究了这个问题，有些文章上也曾发表过这个问题。但有些同志对这个问题的观察，还有些不充分不确实的地方。”林彪认为：“敌人在战略上虽是进攻，而在战术上则属于攻势防御，或为固守防御”。他将敌人的推进方式归纳为“缓进形式”“跃进形式”和“急进形式”，具体用何种形式，“主要的是根据他当时对我军主力行踪的了解如何而定”；而坪上圩、乾昌桥、下罗泊港战斗都说明“短促突击”使我们成了“守株待兔”“没有一次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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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决心迟缓致失了不少可以取得胜利的机会”，“这是军委最大的”，“最严重的缺点”；
二、“决心下后在对时间的计算是极不精确的”，致各部队“动作不能协同”，“像这样的事实多得很”；
三、“军委对各部任务的规定及执行的手段过于琐细，使下级无机动的余地，军委凭极不可靠的地图去规定部队的位置，……一直干涉到很小的战术布置，则是无论如何不适用的”；
四、“军委对于战术原则还未能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未充分去分析当时当地情况上的特点，而总是一套老办法到处一样的照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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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重要的负责同志，因为他以为敌人五次围剿中所用的堡垒政策是完全步步为营的，我们已失去了求得运动战的机会，已失掉一个战役中消灭（敌）几个师的机会。因此遂主张我军主力分开去分路阻敌，去打堡垒战，去天天与敌人保持接触，与敌对峙，去专门求小的战术胜利，以削弱敌人，想专凭在长期无数小的胜利中（每回消灭敌人一连或一营），就地把敌人的五次围剿完全粉碎。这种意见我是不同意的。事实我们没有失去运动战的机会，并没有失去一回消灭敌人几师的机会。![]()
这是一封尖锐泼辣又不失于冷静分析的信，直指“军委最大的”、“最严重的缺点”。这样明确、大胆而具体地向军委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在当时党和红军高级领导人中并不多见。林彪以冷静剖析对李德的批判，不亚于怒火中烧的彭德怀。
林彪善思、善战。彭德怀由勇生智，林彪则由智生勇。从带兵伊始，他就与“主力”二字结下了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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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勤快的人办不好事情，不能当好军事指挥员。应该自己干的事情一定要亲自过目，亲自动手。比如，应该上去看的山头就要爬上去，应该了解的情况就要及时了解，应该检查的问题就要严格检查。不能懒，军事指挥员切忌懒，因为懒会带来危险，带来失败。比方说，一个军事指挥员，到了宿营地就进房子，搞水洗脸洗脚，搞鸡蛋煮面吃，吃饱了就睡大觉。他对住的村子有多大，在什么位置，附近有几个山头周围有几条道路，敌情怎么样，群众条件怎么样，可能发生什么情况，部队到齐了没有，哨位在什么地方，发生紧急情况时的处置预案如何，都不过问，都不知道。这样，如果半夜三更发生了情况，敌人来个突然袭击，就没有办法了。到那种时候，即使平时很勇敢的指挥员，也会束手无策，只好三十六计，跑为上计，结果，变成一个机会主义者。机会主义和打败仗，常常是因为没有思想准备，没有组织准备，工作没有做到家，懒的结果。因此，不论大小指挥员都要勤快，要不惜走路，不怕劳累，要多用脑子，要做到心到、眼到、口到、脚到、手到。事情没有做好以前，不能贪闲。贪闲就隐伏着犯错误的根子。什么事都要心中有底，“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雷打不动的干部，牛皮糖式的干部，不管有多大本事，都不是好干部。
对上级的意图要真正理解，真正融会贯通，真正认识自己所受领的任务在战役、战斗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样，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才能打破框框，有敢于和善于在新情况中找到新办法的创造性；才能有大勇，才能决心强、决心狠，敢于彻底胜利，有强烈的吞掉敌人的企图和雄心。指挥员的勇敢集中表现在歼敌决心的坚定顽强上面。指挥员的大勇建立在革命的最高自觉性和正确理解上级意图的基础上面。
只要摸清了敌情、我情、地形的底，决心就快，就硬，就坚定。就不会被任何假象所迷惑，就不会被任何困难所吓住。如果情况不清，就会犹豫不决，举棋不定，坐失良机，或者勉强下了决心，一遇风吹草动，听到畏难叫苦和不正确的建议，就容易动摇，可能一念之差，前功尽弃。![]()
指挥员和参谋必须熟悉地图，要经常读地图。熟读地图可以产生见解，产生智慧，产生办法，产生信心。
每一次战役、战斗的组织，要让大家提出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要让大家来找答案，而且要从最坏的最严重的情况来找答案。把所有提出来的问题都回答了，再没有问题没有回答的了，这样，打起仗来才不会犯大错误，万一犯了错误，也比较容易纠正。没有得到答案的问题，不能因为想了很久想不出来就把它丢开，留下一个疙瘩。如果这样，是很危险的，在紧要关头，这个疙瘩很可能冒出来，就会使你们心中无数，措手不及。当然，在战争环境中，要考虑的问题很多，不可能一次都提完，也不可能一次都回答完，整个战役、战斗的过程，就是不断提出问题和不断回答问题的过程。有时脑子很疲劳，有的问题可能立即回答不了。这时，除了好好地和别人商量以外，就好好地睡一觉，睡好了，睡醒了，头脑清醒了，再躺在床上好好想一想，就可能开窍，可能想通了，回答了，解决了。总之，对每一个问题不能含糊了事。问题回答完了，战役、战斗的组织才算完成。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下决心打呢？指挥员必须以最大努力组织战役、战斗的准备工作，力求确有把握才动手，不打无把握之仗。但是任何一次战斗都不可能完全具备各种条件，不可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一般说有百分之七十左右的把握，就很不错了，就要坚决地打，放手地打。不足的条件，要通过充分发挥人的因素的作用，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充分发挥人民军队特有的政治上的优势，充分发挥指战员的智慧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来弥补，以主观努力来创造条件，化冒险性为创造性，取得胜利。
领导班子思想认识要一致，行动要协调、合拍，要雷厉风行，要有革命英雄主义的气概。都要勤快，都千方百计地办好事情，完成任务。不互相扯皮，不互相干扰，不抱旁观者的态度。如果领导班子不好，人多不但无用，反而有害。
有好的战斗作风的部队才能打好仗，打胜仗。好的战斗作风首先是不叫苦，抢着去担负最艰巨的任务，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猛打猛冲猛追。特别是要勇于穷追。因为把敌人打垮以后，追击是解决战斗、扩大战果、彻底歼灭敌人最关键的一招。在追击时，要跑步追，快步追，走不动的扶着拐棍追，就是爬、滚，也要往前追，只有抓住敌人，才能吃掉敌人。好的战斗作风要靠平时养成，要靠实际锻炼，要在紧张、残酷的战斗中才能锻炼出来。不敢打硬仗、恶仗的部队，让他打几次就打出来了，因为已经见识过硬仗、恶仗的场面，有了体会，有了经验，知道怎么打了，百炼成钢就是这个道理。做工作也要有好的作风，说了就要做，说到那里做到那里，要做得干脆利索，要一竿子插到底，一点不含糊，不做好不撒手。好的作风的养成，关键在于干部。强将手下无弱兵，干部的作风怎么样，部队的作风就会怎么样。因此，首先要抓好干部，要干部做出样子，影响带动部队。只要干部作风好，指挥好战斗，多打胜仗，即使是新建的部队或者原来基础较弱的部队，也会很快打出好作风来，像铁锤一样，砸到那里，那里就碎。
部队战斗力的提高要靠平时坚强的党的领导、坚强的政治工作。连队的支部一定要建设好，支部的工作要做活，就是要把所有党团员的革命劲头鼓得足足的，充分发挥他们的模范作用、带头作用，通过他们把全连带动起来，通过他们去做政治工作，提高全体指战员的阶级觉悟。![]()
有了坚强的党支部的领导，有了坚强的政治工作，就可以做到一呼百应，争先恐后，不怕牺牲，前赴后继。战术、技术也要练好，特别是技术，如果枪打不准，战场上就不能消灭敌人，就不能解决战斗。因此，军事训练不能马虎，党政工作要领导好训练。艺高人胆大，胆大艺更高，部队有了高度的无产阶级觉悟，有了好的战斗作风，再加上过硬的作战本领，就如虎添翼，就可以无敌于天下。研究林彪指挥作战的人，应该好好研究一下上面这九条。“有强烈的吞掉敌人的企图和雄心”；“闭上眼睛面前就有一幅鲜明的战场图影”；“化冒险性为创造性”；“要勇于穷追”、“要跑步追，快步追，走不动的扶着拐棍追，就是爬、滚，也要往前追”；“像铁锤一样，砸到那里，那里就碎”——语言简练、生动，有力度、有气势、有特色。
与其说是语言的力度与特色，不如说是思想的力度与特色。只有扎实的实践与深刻的思索，才能产生这样的结晶。
共产国际是语言大师。斯大林是语言大师。“剥夺剥夺者”“两个高潮中间的低潮”“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皆是以极其精练和巧妙的语言，道出了今天动辄需要数千字才能表达清楚的概念。
林彪也有颇多颇富个性颇带个人思索特点的语言，是否也能算一个语言大师？当然，若以为以上九个“要”便是林彪指挥特点的全部，就大错了。数到第九个“要”的林彪，偏偏漏掉了一个极其关键的“要”：要面对失败。![]()
1929年1月，在红四军前委柏露会议上，决定红五军及四军三十二团守井冈山，内线作战，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林彪刚刚担任团长，初战顺利，下山后便首先歼敌一营，突破封锁线，不费一枪一弹占领大余。
但很快便在小胜中露出破绽。红四军前委在城内天主堂召开的连以上干部会，确定二十八团担任警戒，军部、三十一团、特务营和独立营在城内及近郊开展群众工作。林彪领受了任务，带领二十八团进人警戒位置后，便分片包干，各负责一段。既没有组织营连以上干部看地形，也没有研究出现复杂情况后的协同配合，更忽略了这是一个没有党组织、没有群众斗争基础的地方，敌人来的时候，是没有人向红军报信的。
赣敌李文彬旅悄悄逼近了大余城。攻势是突然发起的。因为突然，所以猛烈。二十八团在城东的警戒阵地被突破。“到那种时候，即使平时很勇敢的指挥员，也会束手无策，只好三十六计，跑为上计……结果，变成一个机会主义者。””林彪就成了这样的一个“机会主义者”，活脱脱在总结自己惨痛的经验。部队急速后撤，城内一片惊乱。后来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江华说，他当时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兵败如山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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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种失去控制的混乱。红四军士兵委员会秘书长陈毅正在街上向群众分发财物，城北街区已经出现了敌军，他连忙后撤，在城边才追上后退的军部。所谓军部，也只剩下和少数机关人员。要林彪反击，林彪犹豫不决。部队已经退下来，不好掌握了。大声说：“撤下来也要拉回去！”陈毅也说：“主力要坚决顶住敌人！”林彪带着身边的少数人冲杀回去，把敌人的攻势挡住了一阵，才勉强收拢起分散开来的部队。
这一仗牺牲了三十一团营长周舫，独立营营长张威。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负重伤，用担架抬着行军，在敌军追击、部队仓促奔走的混乱中不幸牺牲。本来就缺干部的红四军真是雪上加霜。部队日夜行军想摆脱追兵，但祸不单行。平顶坳、崇仙圩、圳下、瑞金，红四军四地四战，结果四战四败。
在平顶坳，向导把路带错，与追兵发生接触，造成损失。在圳下，军部险遭覆灭。当夜军部驻圳下，前卫三十一团驻圳下以东，后卫二十八团驻圳下以西。次日拂晓，林彪未通知就带二十八团先开拔，军部失去了后卫还不知道。警卫军部的特务营也未及时发现敌情。敌人进人圳下时，陈毅、毛泽覃还没有吃完早饭，谭振林、江华也正在喝糯米酒酿，晚睡晚起的则还未起床。枪声一响，醒来，敌人的先头分队已越过了他的住房。
那真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惊心动魄的时刻。后来消灭八百万蒋介石军队建立新中国的共产党领袖们，差一点就被国民党的地方武装包了饺子。是利用拂晓昏暗，随警卫员转移到村外的。![]()
朱德差一点让敌人堵在房子里。警卫员中弹牺牲，妻子被敌人冲散后也被俘牺牲，他抓起警卫员的冲锋枪，才杀出重围。陈毅披着大衣疾走，被突然冲上来的敌人一把抓住了大衣。他急中生智，把大衣向后一抛，正好罩住敌人的脑袋，方才脱身。毛泽覃腿部中弹。
林彪率二十八团、伍中豪率三十一团急速返回支援，才用火力压住敌人。因未能履行好护卫军部的任务，林彪挨了个记过处分。
1959年，陈毅对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人员回忆说：“当时红军人生地不熟，常常找不到向导……一走错路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在1929年3月20日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五团紧蹑其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
就是在这些最危险、最困苦，不是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而是一个失败接着一个失败的环境中，摔打出了一个林彪。那毕竟不是一个凭借关系上升的年代。一切成就，都需来自战争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虽然没有人明确讲，做却都是按照这个标准做的。红军中那些威名赫赫的战将，哪一个是通过听汇报看材料翻档案找谈话搞民意测验选出来的？
对他们的选择，不是哪一个人的选择，是战争的选择，是战场上生与死、胜与败的选择。林彪同样如此。正是这些挫折使他放弃了个人的一切兴趣与爱好，钻研军事。肖克将军回忆说，林彪喜欢读兵书，《曾胡治兵录》和张乃燕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他都读过；红军打下龙岩后缴获的国民党政府1928年颁布的军队操典，林彪不但自己看，还选了一部分刻蜡板印发给大家看；最后干脆把干部集合起来，自任连长，带领大家实际操演。![]()
江西、闽西的红土地和茂密的山岭，成为这位日后百万大军统帅实践运动战的最好场所。伏击、奔袭、迂回、包抄、穿插、分割、围点打援、猛打猛冲猛追……没有什么高深理论的限制，没有什么条条框框的束缚，也没有哪个德高望重元勋的阻挠，不用动辄讨论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那是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他画出了这样的图画。非凡的战争年代，造就了他非凡的野战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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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挥的部队以运动神速、善于奔袭、飘忽不定为特点。运动是其指挥艺术的核心之所在。林彪忌固守，尤忌双方重兵相向的固守。这一点使他与彭德怀区别很大。伏击，特别是出其不意的伏击，对他来说不是等待的结果，而是运动的结果；他的战机，几乎全部在运动中创造。他指挥的部队的行军速度，接敌速度，扩张战果的追击速度，在红军中首屈一指。由此引发出许多传奇故事。例如说林彪在黄埔学校成绩优秀，深受一些军事教官青睐，被同学们称为“军校之鹰”。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也在其《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说：“林在著名的广州黄埔军校受训期间，也曾是蒋介石和后来成为苏联元帅的勃留赫尔（加伦将军）的宠儿。”![]()
蒋介石知道他的黄埔学生中出了共产党人李之龙、陈赓、蒋先云、王尔琢、黄公略、左权、刘畴西、许继慎、周士第、赵自选、宣侠父、余洒度；但直到1930年底开始第一次围剿，他亲自明令悬赏缉拿朱德、彭德怀、黄公略，还不知道红军中冉冉升起的青年将领林彪也曾是黄埔军校的学生。
历史在某些时候喜好开一些并非恶意的玩笑。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几个后来颇负盛名的人物，都集中在考试成绩并不太好的第二团里：第二连有一个面孔文静（毕业照片上甚至还戴了副眼镜）、爱好历史的陕西学生——后来蒋军王牌整编第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第三连有一个面孔同样文静、同样对历史感兴趣的湖北学生——后来的红军王牌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
林彪从来不是那种在张榜考试中名列前茅，也不是那种登高一呼云集者众的人。卷面作答，沙盘作业，操场演练，他的成绩并不惊人。“军校之鹰”、校长“宠儿”之类的词，比他更合适的人比比皆是。他的军事基础得益于黄埔。但他日后真正的军事造诣，则几乎全部来自红土地上工农武装割据的战争实践。研究观察那段历史时，这一点必须明确：林彪不是黄埔军校的产物，而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产物；他不是军校的宠儿，而是革命战争实践的宠儿。以他黄埔四期的资历、孤僻倔强的性格，若在国民党军中，恐怕一辈子升到军长都难。在红军中这一职务他二十四岁就达到了。工农武装割据给他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广阔天地。
在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的实战场所，终于得以施展他在卷面上难以施展的野战才华。这位黄埔四期生在红土地上与他的校长蒋介石、教育长何应钦、管理部主任顾祝同、战术教官刘峙、第四期炮科大队长陈诚、学员队区队长蒋鼎文，展开了一场生死战斗。而胡宗南、李默庵、杜聿明、郑洞国、陈明仁……这些黄埔一期学生，也先后在各个战场成为林彪这个黄埔四期后进的对手。然而最终，他们都不是他的对手。1948年底，被林彪打败的杜聿明从辽沈战场跑到北京，对傅作义大叹：关外共军的武器装备与战略战术，皆非关内共军所能比；从理论上说，国民党一年之内将丧失天下。蒋介石麾下这位四面堵漏的“救火队长”都发出这样的感叹，确属国民党方面对林彪的由衷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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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这其中有他对战争不能不说是相当刻苦、相当独到的琢磨与钻研。当他全神贯注于军事的时候，你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优秀的军队统帅。
军事钻研是一方面，还有另一方面，是其当时表现出来的革命坚定性。离开了这一面，也不成其为林彪。
1928年，在井冈山斗争非常困难的“八月失败”中，二十八团二营长袁崇全拉走队伍叛变。
朱德、陈毅派红四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率林彪的一营追击。一营长林彪先前已经感觉出二营长袁崇全的动摇，提出追上去武力解决；团长王尔琢相信他与袁崇全的私人感情，没有采用林彪的意见。当年十九岁的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在83岁回忆那一幕时，仍感慨万千——“王尔琢去叫袁崇全时，我在场。他和袁有较深的关系，同学，还是老乡，一个是石门人，一个是桃源人。当有人提出要去打袁崇全时，王尔琢很气愤，说：岂有此理！他不认为袁会死心塌地反革命。他认为，他去叫，袁一定会回来。听跟他去的人讲，进村后，他大声喊：我是王团长，是来接你们的！战士们听出他的声音，不打枪。找到袁崇全的房子时，袁拿着枪出来。王让他回去，他不回，俩人吵起来。吵着吵着，袁崇全揪住王尔琢的脖子就开了枪……”
杜修经所说“有人提出要去打袁崇全”的“有人”，便是林彪。王尔琢牺牲后，林彪很快出任二十八团团长。此后纵队司令、军长、军团长，一发而不可收。有人说假如王尔琢若不牺牲，最低也能评上元帅，说不定因此就不会有“九一三”了。可惜，历史的一个最遗憾之处，便是它纵然容许假设，最终却只进行选择。选择从另一面看，便是淘汰。于是，过分相信私人感情的王尔琢，在革命生涯的早期遗憾地悄然出局。再于是，历史把主角分配给了一开始便提出“追上去武力解决”的林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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