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大寨的谎言才被彻底揭穿

文摘   2024-11-14 06:34   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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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贵和他的大寨,因政治而起,也因政治而落,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大寨”位于山西省晋中市昔阳县,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后在其领头人陈永贵的带领下,开辟了层层梯田,并通过引水浇地改变了靠天吃饭的状况。
而“农业学大寨”是上个世纪60年代毛泽东亲自树立的一面旗帜,在全国影响深远,陈永贵甚至因此出任了国务院分管农业的副总理。
然而,真实的大寨究竟展现的是怎样一番景象呢?真实的陈永贵和宣传中的一样吗?不妨先从1978年专家眼中的大寨说起。
1978年夏,中国农学会在山西太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结束后,组织代表们参观大寨。时任副总理的陈永贵亲自出面接见,并发表了讲话。

据参会的代表回忆,当时陈永贵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谈农业科学的重要性,譬如几年前大寨的玉米得了一种什么病,农业技术人员告诉他必须赶快把病株拔出烧掉,以防传播开去。他不相信,就是不拔,结果全部玉米病死,颗粒无收,他才信服了,等等。陈永贵的坦率不免让与会的专家们瞠目结舌:一个分管农业的副总理,竟可以完全不懂农业科学常识而让全国农业向他学习。
有意思的是,在陈永贵讲话时,台上右角落里还坐着一个年轻人提醒他农业的统计数据和名词术语,与会者完全可以从扩音器里听到他的声音。
听完陈永贵的讲话后,代表们还被“安排”分组在大寨村里进行了一次参观活动。路线是固定的,都有人带队。代表们不仅在参观过程中没有看到大寨的农民,在田间也没有看到,而且家家户户大门紧闭,也不能进去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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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几乎家家的窗口上,都放有金鱼缸,里面养着金鱼;同时,每家的小天井也必有一个大缸,里面种上花木,而且都在开花。
代表们明显感到这是“做秀”给参观者看,因为当时就连沿海城市,也并非家家养金鱼、户户种花木,何况大寨人的劳动时间长,哪有此等闲情逸致?!
当代表们来到向往已久的大寨山头最高处时,放眼四周,大失所望。因为大寨为了人造山间小平原,砍掉了树林,把小麦种到了山顶上,但麦苗却长得差强人意,夏收季节已过,麦苗只有六、七寸高,麦穗抽不出来。即使抽出来的麦穗,也小得可怜,每穗只有几粒瘪籽。
至于玉米,大寨附近生产队地里的,生长得都不好,只有大寨范围以内的玉米地是一派大好风光。这说明大寨的玉米是吃“小灶”的,即有国家额外支援的物资化肥之类为后盾。代表们议论纷纷,有的说没有树林,没有畜牧业,谈不上综合经营;有的说大寨的经验连自己附近的生产队都未推开,还谈什么全国学大寨。

当时参会的农业专家、农业部副部长杨显东也深觉大寨无科学,因此在回到北京后,组织了60多人参加的座谈会,决定“揭开大寨的盖子”。
1979年春,在全国政协小组会上,杨显东披露了大寨虚假的真面目,并指出“动员全国各地学大寨是极大的浪费,是把农业引入歧途,是把农民推入穷困的峡谷”。
他还批评道:“陈永贵当上了副总理,至今却不承认自己的严重错误。”
杨显东的发言引发了轩然大波,一位来自大寨的政协委员大吵大闹,说杨显东是诬蔑大寨,攻击大寨,是要砍掉毛主席亲手培植和树立起来的一面红旗。不过,杨还是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
1981年,在国务院召开的国务会上,正式提出了大寨的问题,才把大寨的盖子彻底揭开了。大寨的主要问题是弄虚作假,而且在文革中迫害无辜,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
而大寨造假最早被发现于1964年。那一年的冬季,大寨被上级派驻的“四清”工作队查出,粮食的实际亩产量少于陈永贵的报告。此事等于宣布大寨的先进乃是一种欺骗,其所引起的震动可以想见。
但结果上达中央之后,毛泽东却将陈永贵请到了自己的生日宴会上,于是,如何对待大寨的粮食问题便转化成了对伟大领袖是什么态度的问题,成了政治问题,中国的任何问题一旦成为政治问题,就没有科学可言了。这样一来,陈永贵和他的大寨便度过了政治危机而安然无恙了。
可以说,没有毛泽东的支持,就没有陈永贵和大寨。
因为大寨成为了全国样版,所以通往昔阳的公路,在1978年时即被修筑成柏油大马路。昔阳城里也兴建了气魄非凡的招待所,可以一次容纳上千人同时用餐的大食堂,参观者在这里不吃大寨玉米,而是可以吃到全国各地的山珍海味。
由此可知,当时从中央到省,为大寨输送了多少资金和物资,才树立起这个全国农业样版。
另据县志记载,1967年至1979年,在陈永贵统辖昔阳的13年间,昔阳共完成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程9,330处,新增改造耕地9.8万亩。昔阳农民因此伤亡1,040人,其中死亡310人。
至于昔阳粮食产量则增长1.89倍,同时又虚报产量2.7亿斤,占实际产量的26%。虚报的后果自然由昔阳的农民承担了,给国家的粮食一斤也没有少卖。
此外,昔阳挨斗挨批判并且被扣上各种帽子的有两千多人,占全县人口的百分之一。立案处理过的人数超过三千,每70人就摊得上一个。
刘树岗上台后,昔阳开始了大平反。1979年全县就复查平反冤假错案70余件,许多因贩卖牲畜、粮食、占小便宜、不守纪律、搞婚外男女关系、不学大寨等问题而被处分之人被取消了处分;一些由于偷了一点粮食,骂了几句干部,说了几句“反动话”被判刑的老百姓被释放出狱。
1980年,昔阳“平反”达到高潮,并持续到次年。全县共纠正冤假错案3,028件,为在学大寨运动中被戴上各种帽子批斗的2,061人恢复了名誉。
而全国掀起的十几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给中国农业带来的是僵硬、刻板以及弄虚作假。
奇怪的是,虽然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后期,大寨共接待参观者达960万人次,但毛泽东却没有去过一次,甚至都不曾提出过什么时候去大寨看一看。而他破格提拔的副总理陈永贵也在1980年辞去了职务,随之,党媒开始集中批判大寨,陈永贵失去政治局委员职务。
1983年,陈永贵被分配到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1986年3月,因晚期肺癌在北京去世,终年71岁。去世后,中共领导人中只有华国锋一人参加了他的追悼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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