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曾经提出一个重要的理论,即从我国东北的大兴安岭南段,往西到达河湟地区的祁连山东麓西宁一带,再往南折,沿青藏高原东部和四川西部地区,直达云南。这条大致为东北-西北-西南的半月形地带,主要地貌为山地或高原,绵延万里,好似两翼,将黄土高原环绕其中。也许因为民族间的迁徙、融合和交往,也许因为生态环境、海拔、温湿度等具有相当的一致性,故这条半月形地带,存在某些文化直接或间接的传播,表现形式为一些出土器物、葬具、墓葬形式等,存在相似之处。换句话说,从东北、西北出现的某些文化因素,通过这条半月形地带,可能影响到西南边陲,反之亦然。这些具有相似文化因素的器物中,有一种比较典型,学术界称为“三叉格铜剑”。
剑格亦称护手,是指剑身与剑柄之间作为护手的部分。所谓“三叉”,即三根叉。三叉格即剑格部分铸造有三根叉一样的纹饰。将这三根叉倒过来看,又像一个“山”字,因此这种剑也称为“山字格铜剑”。
目前在东北的辽宁,西北的甘肃、宁夏,以及西南的四川、云南等地,均有发现。主流的观点认为,西南发现的三叉格铜剑,与北方发现的具有明显的渊源关系,北方稍早,西南略晚。一些学者认为,西南地区的三叉格铜剑,就是由北方通过半月形地带直接传播过来的。
关于西南地区的三叉格铜剑,四川、云南两省被提及较多,其实贵州也有发现。安龙县就曾经发现两把。其一发现于城北四头坡,通长20厘米,剑身最宽2.48厘米。整体形态瘦长,三叉剑格较浅,与剑柄连接处形成弧肩。两外叉先自然内弧,叉尾则外张,形成剑身最宽处。剑身窄扁,从最宽处斜直内收,剑锋圆钝。剑柄为实心扁圆茎形,束腰,装饰有明显的突起缠绕状螺旋纹。剑首呈喇叭状,平面呈橄榄型,微弧。其二来源不详,但也是在安龙县征集到。通长25.7厘米,剑身最宽3.8厘米。三叉较粗较浅,中叉较长。三叉剑格与剑柄连接处形成弧肩。剑锋较为锋利。剑柄为实心圆柱形,有明显的束腰,螺旋纹则磨损严重,并不明显。剑首呈喇叭状,平面同样呈橄榄型。两剑均为一体铸成,有长期使用痕迹。由于两剑没有地层关系的判断依据,故只能根据其形制判断。这种相对瘦长的三叉格铜剑,三叉比较明显,多数学者认为,属于三叉格铜剑发展的末期,因此其时代大致可断为战国晚期至西汉。
西南地区的大多数三叉格铜剑,有一个较为突出的特征,即剑柄装饰螺旋纹,有粗有细。有学者认为,最早的剑由于铸造技术局限的原因,剑柄多为扁平状,并且较短。使用者用手直接持柄,容易伤手。于是具体使用时,需要用两块木片或竹片夹住剑柄,再用绳子拴绑扎紧使用。这种草绳捆绑的样式,即剑柄装饰缠绕状螺旋纹的由来。关于“三叉”纹饰的来源,目前学界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法。不过,考虑到这类剑形极有可能起源于北方草原民族。个人认为,可能最早来源于草原动物的犄角。因为较之三叉格铜剑,如在云南昌宁,也有时代更早一些的两叉格铜剑出土。
目前,西南地区岷江流域的汶川、茂县,青衣江流域的宝兴,金沙江与雅砻江流域的盐源、宁蒗、剑川、祥云、永胜,澜沧江流域的德钦、大理、昌宁等地,都发现了或多或少的三叉格铜剑。安龙发现的两把三叉格铜剑,证明在盘江流域同样受到这种文化现象的波及。此外,还有一个比较相似的共同点。即这种三叉格铜剑,多出土于先秦时期一种西南地区特色鲜明的石板墓。即先挖一个长方形土坑,再在坑壁四周和底部贴立和铺装石板,这些石板通常加工粗糙,大小不一,也不规整,合围成可容纳一人左右的竖长坑形墓葬。这种石板墓,在盘江流域,并不鲜见,尽管相较其他地区时代稍晚。因此猜测,安龙发现的三叉格铜剑,大概也来源于这种石板墓葬。当然,期待今后能有科学的发掘和更多的考古材料为之佐证。(文/图 龙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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