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 展评|“我”的自白——评刘焕章与向京双人展“人体”

文摘   文化   2024-09-06 18:03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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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个世纪过去,正如个人主义在以集体主义为传统的中国遇冷一般,中国的艺术实践中仍然缺乏对于个人价值的充分挖掘和多样化呈现,相关探索往往仅在艺术理论层面架空式地建构。

“人体”展览现场,2024年
星空间,北京
全文图片鸣谢艺术家及星空间

刘焕章与向京双人展:人体

星空间,北京
5月21日至7月21日
1981年,13岁的向京充满好奇地去中国美术馆参观彼时实属鲜见且体量庞大的“个人展览”(中国美术馆“刘焕章雕塑展”,共展出作品372件),与时年51岁的刘焕章的艺术首次相遇。43年后,艺术家向京以其雕塑作品为替身,在星空间的展厅中与刘焕章的艺术共同在场,遥遥相望。

展览以“人体”主题为通道,连接起两位艺术家。二者的人体雕塑在展厅中各据一端,相对而立:向京一端,两件创作时间跨度为14年的作品《白色的处女》(2002)与《S》(2013—2016)依时序前后列阵;刘焕章于20世纪末之后的创作的10件“近作”则被陈列在三座高度不同、形制不一的展台上,从向京一端望去,它们俨然一组高低错落的优美音阶,隽永的美感在展厅中自由流动起来。

“人体”展览现场,2024年
星空间,北京

乍看之下,展览一方面意图以“双个展”形式,在中国现当代雕塑艺术形式语言及观念表达的变化脉络中选取两个典型案例,建立起两代艺术家的比照和对话,形成对艺术史的局部书写。另一方面,它实则有别于通常所见的双个展:依据作品数量和展陈方式,我们可以认为展览的策划承继于2021年刘焕章在同一空间的个展“人间”,仍以刘焕章为主轴,将向京引入为一个在旁言说的角色。然而,这样的判断在我完整观看展出的影像材料之后产生偏移。

人体雕塑之外,展览实则将它的问题意识潜隐于侧墙播放的三段纪录片中:中央电视台拍摄于1982年并于次年播放的电视报告文学作品《雕塑家刘焕章》、由向京拍摄并剪辑的《刘焕章纪录片》(2013—2024),以及星空间创始人房方和艺术家张潇天对向京的访谈《向京口述》(2024)。其中,作为纪录者、叙述者的向京始终居于主体位置。她向不同时期的刘焕章抛出问题,以艺术家的视角回收答案,携带着对刘焕章的观照展开自我陈述。最终,她还通过对此次策展与布展的实际参与,将她对刘焕章的理解转化为展览式的整体表达。正如展览海报所呈现的那样——看向刘焕章作品的目光正来自于向京的作品。尽管向京此次仅展出两件雕塑,但她的介入,令这个小型展览延展出广阔的讨论空间:人的存在、个体的价值、如何获得自由、艺术所为……都回荡在仅百平的展厅之内。

“人体”展览现场,2024年
星空间,北京

向京的目光引导我在两个方向上展开思考。一方面当然是对刘焕章雕塑艺术之本体问题的关注。毋庸置疑,在中国雕塑现代主义探索的道路上,刘焕章是一位不容忽视的重要人物。从20世纪60年代形成自我风格至今,“形式美”始终是他真正的兴致所在。其实,刘焕章的道路既有别于那个年代盛行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亦不同于西方式的以现代性前卫观念为前提的现代主义——我愿借学者、策展人兼艺术家郑胜天所谓“社会主义现代主义”一词来描述这样的第三条道路,亦即人民性、民族性、现代性三个维度的结合。尽管刘焕章自称“没进训练班、没留苏,也没进研修班,就靠个人的两只手”(向京《刘焕章纪录片》),也就是没有受到比如何塞·万徒勒里(José Venturelli)等不完全以现实主义为创作方法的艺术家的直接训练,但是我们不应忽视刘焕章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间受到的那些以构成、变形、象征等现代形式语言进行革命主题创作的左翼艺术家的影响,以及某些直接来自欧洲现代派的影响。此外,刘焕章因其在古典文学和金石刻印方面的修养,且受中国现代雕塑家滑田友等人的影响,也自然而然地从中国古典艺论及古代造像中汲取养料,融汇于其形式语言的探索中。同时,我们也不能够忽略刘焕章在20世纪40及50年代的中央美院所受到的现实主义艺术观的训练,以及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主题性、写实性的创作。

“人体”展览现场,2024年
星空间,北京
另一方面,让我倍感兴趣的是纪录影像的“深描”还指向一个并不新鲜的话题——个人主义。相较于在集体主义时期以及消费主义时代被反复批判的“私人主义”,此处所谓的个人主义,更加接近其于五四时期被引入和探讨时的原貌,即爱默生所谓的“个人的无限性”[1],托克维尔所称的“成熟而镇静的感情”[2],以及那种对自由人发出召唤的启蒙价值。而个人主义在这个展览中被再次阐释,亦是对当下极具启发意义的观照: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国人曾经对于艺术家个人主义精神的张扬抱持高度的肯定甚而推崇。然而一个世纪过去,正如个人主义在以集体主义为传统的中国遇冷一般,中国的艺术实践中仍然缺乏对于个人价值的充分挖掘和多样化呈现,相关探索往往仅在艺术理论层面架空式地建构。在当代艺术的语境下,像刘焕章那样能够在20世纪60至70年代文艺创作紧缩的环境中坚守个人主义的艺术家也依然是艺术世界中的少数。蔡国强曾敏锐地指出这一点,“回顾(20 世纪)80年代年轻艺术家的反叛精神,是对集体主义的反叛,但基本又是以集体主义的方式对抗集体主义”[3]

然而,在身份政治成为当代艺术主导话语的当下,个人主义倾向的艺术仍处于较为逼仄的情境中。艺术家向京的人体雕塑作品,就常常难逃被归入女性主义创作的命运。借助此次展览,她再次强调个人理解、个人创造、个人奋斗的重要性。我们在此提问:对于那些如刘焕章一般独自面对艺术史的艺术家,对于那些孤身拼搏于创造一种新的艺术语言、执着于艺术本体探索的艺术家,对于那些能够激发人的想象力、对人的感官产生持久影响力的作品,是否需要获得更深入的阐发?其个体主义框架下的价值和意义是否也需要被更主动地讨论?

注释:
[1] Ralph Waldo Emerson, The Journals and Miscellaneous Notebooks of Ralph Waldo Emerson vol.7, ed. William H. Gilman, Alfred R. Ferguson, George P. Clark, and Merrell R. Davi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342.
[2]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Vol. 2 (New York: Knopf and Random House, 1945), 104.
[3] 蔡国强,《说说艺术怎么样》,《艺术怎么样?来自中国的当代艺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3页。

✦ 撰文|杨梦娇

✦ 本文收录于《艺术世界 ArtReview》2024冬季刊,即将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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