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连绅：我的爷爷肃亲王善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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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爱新觉罗·连绅，有很多人一听我的姓名，就问我跟清代皇室有没有关系。每到这个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的祖上是清朝开国元勋的豪格。

从豪格被封为武肃亲王后，我的家族世代袭亲王爵位，直至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九月，我的玛发（满语爷爷的意思）善耆被封为肃亲王爵。

第十代肃亲王善耆出生于清同治五年（1866年）旧历八月二十六日，是肃良亲王隆懃（1840～1898年）的长子。早年，他师从陆春荣（号甫廉）及伯父盛昱（字伯仪）的门下，23岁便进宫在光绪皇帝身边担任御前侍卫 和护军统领。

在宫中，正值外国列强侵略中华大地的动荡时期，善耆亲眼目睹了光绪皇帝亲政以来中 兴大志的思想行为，也看到慈禧太后及李鸿章等人的卖国投降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特别是中日甲午战败以后光绪皇帝不计前嫌，学习日本明治维新寻求强兵富国之路的决心。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一日，因其父肃良亲王隆懃去世，善耆丁忧服丧，未能直接参加变法活动。

但是，身处其境耳闻目睹，给善耆的政治思想带来强烈的影响，也奠定了他后来从事政治活动的思想基础。

尽管我此生与玛发从未相见，但我对他的事迹一直有所耳闻。

为此，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就开始对已公开发表的中日两国史料和少量老人回忆的资料进行了搜集、整理和归纳，从而发现，他在清末十余年的政治舞台上演出了许多令革新派振奋而令守旧派仇恨的故事。

庚子事件中官邸被毁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即庚子年，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在华北、山东等地轰轰烈烈地开展。但他们烧教堂、驱洋人等举动，正好给寻找机会入侵中国的列强一个机会。

列强们打着“保护传教士”的幌子，派军舰到天津海岸的大沽口示威。慈禧太后则期望依靠义和团打退八国联军的侵略，因而对外宣战，致使京津地区遭受战火，百姓遭受苦难。而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和亲贵大臣等人则逃往西安。

有着 250 余年历史的肃亲王府，也受庚子事件的战火波及被彻底地烧毁了。

担任崇文门正监督

善耆在清朝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的是担任崇文门正监督这一职务。崇文门监督是清代京师的税务机关，负责征收出入京城的各种货税，其地位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市税务局。

因为是国库资金的重要来源，清廷很重视崇文门监督一职，通常派内务府大臣或户部尚书、侍郎以上的大官任职。

庚子之后，朝廷为了补偿肃亲王府在庚子事件中被毁的损失，命善耆担任崇文门正监督一职，并特别规定上缴国库的税款由历年 30万两的惯例降为缴纳 12 万两， 以示对善耆的恤怜与照顾。

但善耆认为，清廷走向衰弱、国家面临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文武百官不顾国家利益，以不正当的手段损公肥私，榨取民脂民膏来谋取私利。如果要挽救国家的颓势，必须从取缔贪污贿赂、实施廉政开始。

善耆就任伊始，首先整顿官吏，对有行贿受贿劣迹者免职， 另起用年轻有为的正派官吏，发放优惠薪俸，严禁行贿受贿。

当时，通行的课税税率是 5%， 但在实际征收过程中，官吏往往私自改变税率， 形成了贿赂官吏者税低，不贿赂或得罪官吏者高税率的怪现象。

善耆上任后，坚决改革这一旧俗恶习，明令禁止手下官吏仗势欺人和强行加税， 一切照章办理，并三令五申禁止索贿及私吞，犯禁者将严惩。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崇文门监督收纳的税金中扣除各级官吏应得的薪俸等支出后，所得税金竟达 60 余万两，比规定上交的12万两的定额多了 4 倍。然而善耆自己没有留下一两，60万两税金全额上缴了国库，这成了当时破天荒的大事。

善耆如此革新实践，必然遭到了守旧势力的抵制和反对。

税务机关中一些靠关系推荐进来、一心想着发财的官员散布不满言论，他们抱怨这位年轻的肃亲王爷“小气”“不通人情”。

崇文门监督署中的那些由庆亲王奕劻和步兵统领那桐安排进来的人，更是纷纷向他们的靠山告状。

以受贿著名的庆亲王奕劻对此极为不满，表面上，他对肃亲王的清廉无私精神和全部税款上缴国库的行为表示赞赏，但私下却说善耆是“不知好歹的年轻人”。

由于“肃王轻佻、好名喜功” 的议论在一些王公大臣中流传，就连慈禧也对其冷嘲热讽，仅仅一年时间，善耆就被罢免。

工巡局管理大臣

庚子事件中，八国联军侵入北京进行烧杀掠夺，京城街市遭受严重破坏，社会治安恶化，而原来负责京城治安的步军统领衙门也混乱不堪。

为了协调新设的警察机构与原有的步军统领衙门的权限，清政府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四月设置工巡总局，把原来的协巡局和警务处合并，并任命善耆为工巡总局管理事务大臣，同时授步军统领之职。

受命后的善耆锐意革新。在从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到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的一年八个月的任职期间内，留下了不少可记录在史册的业绩。

一、创始了中国警政。

主持工巡局事务时，善耆在工巡总局下设中、东、西三个分局及路工局，在外国使馆区设分巡处来处理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纠纷。

他又把警务学堂更名为巡警学堂，并在各城区设消防队负责各区防火灭火工作，并提拔勇敢而尽责的青年输送到巡警学堂深造，以培养警察骨干。各组织机构建立并开始进行工作之后，善耆还常微服私访，亲自检查巡捕的工作。

二、整修东华门大街及王府井大街，创建东安市场。

庚子年以前，王府井一带路面很窄，凹凸不平，常常是晴天一身灰，雨天两脚泥，街道两边的店铺很少。

《辛丑条约》签订后，王府井南口的东交民巷成了使馆区。鉴于此地出入的洋人增多，加上东城为上流社会的聚集地，善耆意识到在此发展商业的可行性和有利性。

经他奏请，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二月，王府井大街路东建成了“东安市场”，以前并不繁华的王府井相继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许多店铺，而且街道也得到了拓展整修。

三、推广白话文和禁放鞭炮。

善耆在管理工巡局期间，北京的工巡分局曾用白话文撰写了禁止燃放鞭炮的告示张贴在京城各家铺面门前，引起了京城《京话日报》对此事的关注。

《京话日报》对告示中“正值年关，天气干燥，市民燃放鞭炮需严加注意”的态度给予称赞，同时对告示所采用的白话文形式予以赞扬，认为善耆此举无疑推动了白话文的进程，应该在北京进行推广。

然而，善耆进行警务体制改革时提出一举撤销步军统领衙门的建议，遭到了顽固守旧派的抵制和反对，而且使京城步军统领衙门的 2万余官兵产生了很大的恐惧。

他们纷纷到庆亲王和那桐那儿控诉，发起排斥肃亲王的活动，最后善耆又一次被罢免。

远赴蒙古视察

卸去工巡总局管理大臣兼步军统领之职的善耆，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九月，领授镶黄旗蒙古都统，后又被任命为理藩院管理巡抚大臣。理藩院是清代管理蒙古、青海等边疆少数民族区域事务的机关，为清朝所独创。

因清朝是以满族贵族为主体建立起来的多民族统一国家，故统治者极为重视联络蒙古、西藏、回部（即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

清朝后期，俄国深入蒙古、英国入侵西藏的举动，使清廷决定加强对理藩院的管理。

由于肃亲王在蒙古人心目中有较大的影响，而且他与蒙古王爷有联姻或师徒关系，如蒙古王中最有势力的喀喇沁王的福晋是他的妹妹，土尔扈特王伯勒塔是他的门徒，所以朝廷认为善耆是管理理藩院巡抚大臣最合适的人选。

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春，善耆奉命以钦差大臣的身份赴蒙古地区视察。

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亲临内、外蒙古的许多地方，了解当地的民情、畜牧业建设及工业、铁路、水利等状况。足迹遍及喀喇沁、赤峰、巴林、乌珠穆沁等 地，所到之处都受到热情欢迎。

善耆回京后，立即将视察的结果和今后改革计划向朝廷上奏，提出了包括利用闲置机器开办呢绒工厂，改良蒙地马种以充军需，兴建引水工程以足民用以利开发，建设蒙古地区铁路网等对蒙古地区的开发建设的建议。

但因朝廷因循守旧不图进取，这份颇有建树的提案最后成了一纸空谈。等到第二年善耆另任民政部尚书，此事也就作罢了。

在民政部推行新政

庚子事件后，洋人步步逼近，不断要求各种权益，士民要求变革旧制推行新政，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南方策划推翻清政府，迫使慈禧太后颁布新政诏书，规定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 起全面实行新政。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颁布了立宪的诏书，并设立了民政、邮传、农工等十二部。

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五月，善耆当上了在变革中诞生的民政部尚书（后改称民政部大臣），主管警政、卫生、疆域、内务。

在从其上任到辛亥革命共计四年四个月的时间里，善耆代表着清朝上层开明革新派，积极推动新政，企图顺应历史潮流挽救濒于灭亡的清王朝。

尽管善耆的努力最终没有挽救清王朝的灭亡，但他在担任民政部首脑期间，推行地方自治等政治改革措施确实为中国社会进步起了一定的作用。据我所知的，就有以下几大方面的成绩。

一、警察制度的革新和巩固。

善耆学习欧洲和日本的警察制度，开始采取了设立相应机构、大力培养巡警、扩大高等警官学堂等措施。经过数年努力，中国警察制度得到了创立，京师的治安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京城内第一次出现了派出所。巡警被派到各个街区负责日常警务，第一批木制的“巡警阁子”开始布置在繁华的街道路口。1908年，光绪和慈禧相继去世，世面人心惶惶。

经过善耆的安抚及加强警戒，京城没有发生任何治安事件，致使光绪的殡葬大典和慈禧的葬礼仪式得以顺利举办。连参加这两次大葬礼的外国使节都感叹：“在此复杂的形势下得以保全社会安宁，完全是肃亲王指挥调度有方的结果。”

二、积极筹措和推行地方自治。

善耆是光绪皇帝推行变法新政的积极拥护者，当看到慈禧太后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推行新政制定立宪时，他积极接受并认真加以组织和执行，尤其由他负责的地方自治工作更是有准备有秩序地进行，并在短短数年内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宣统元年（1909 年）闰二月，善耆亲自起草了长达 1500 余字的奏折。这是按“九年立宪”而制定的地方自治规划。

地方自治规划是按照日本和欧洲国家立法和执法两权分立的原则制定和执行的，内容涉及自治章程的制定，议事会、董事会的筹建，户籍法的施行以及警政、人口普查等诸多事宜，并包括每一年对前一年工作的考核和审定。此规划得到摄政王载沣的采纳。

三、全国人口普查工作。

任民政部尚书不久，善耆即研究各国进行人口调查的方法， 专门制定了人口普查计划，并由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开始至宣统二年（1910 年）十月完成户数登记。

计划原定在宣统四年（1912年）十月完成人口调查。但因清王朝灭亡，最终中途停止。

四、重建海军的措施。

善耆任民政部尚书时期，对清廷海军现状进行了调查， 并上书朝廷 “筹办海军基础一折”， 得到清廷重视和采纳。

宣统元年（1909年）十月末，朝廷降谕：“方今整顿海军实为经国要图。着派肃亲王善耆、镇国公载泽、尚书铁良、提督萨镇冰，按照所陈各节，妥慎筹划。”

经过三个月的悉心考察、潜心研究，善耆等又奏一份千余字的奏折：“导筹海军基础自应熟权财力，专举宏纲，先植兴复之基，再谋扩充之策……”对海军的教育情况、舰船情况及军港厂坞等情况进行了详细报告，强调了培养海军人材的重要性， 提出充分利用现存舰只，加强海军基地建设等主张，并对所需经费上报了预算。

这一重建海军方案再次体现了善耆的务实和远见。

海军重建案是善耆的建议，并由他任海军筹办委员之首来解决各项具体事务。因此中外人士都认为设立海军部时，必由善耆任海军部大臣之职。

但是实际上海军部成立时，清廷任命了摄政王载沣之六弟载洵贝勒为海军部大臣，并任其七弟载涛为禁卫军大臣掌管陆军。

五、着力开展卫生防疫，召开国际学术会议。

旧时广大民众缺乏卫生知识，也少有公共卫生机构，尤其经过八国联军的破坏和地痞流氓的骚扰，京城脏乱不堪，疾病流行及缺少医疗机构和相关医师药物。

善耆上任后，致力于改善城市卫生面貌，为北京建造了一座自来水塔，建起了京城的第一批公共厕所。

1911年1月20日，北京发生鼠疫，引起了外交使团和一般市民的巨大恐慌。市面上，碳酸等药物暴涨。

善耆闻讯后，立即采取“下令收购老鼠集中焚烧、派医官对所有死者进行尸检、对死者尸体采用火化、家人隔离、在报纸上公布死亡者姓名、 向百姓教授消毒灭蚤法”等措施，对治安及卫生防疫进行周密安排，使疫情在短时间内得到有效控制。

在善耆的授权下，1911年4月3日至28日，在奉天（今沈阳）召开了由我国主持的首届国际学术交流会。这次会议的正式名称为 “万国鼠疫研究会”，11 个国家的医学代表参加。

会后，国际细菌学权威、日本的北里柴三郎认为，此会为中国及万国之创举，实为医学上大义光明一页历史。

六、大力修建道路改变京城面貌。

从担任工巡局管理大臣以来，善耆就一直致力于改善城市面貌。通过在北京城内架设电话， 采用西式马车作为城内主要交通工具，着力修筑城内道路等各项措施，使京城面貌有了很大改观。

七、重视戒鸦片烟工作，设立戒烟局。

鸦片战争清政府失利后，英国大量向中国倾销鸦片。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在善耆的建议下，朝廷重新颁布禁止鸦片令。

1908 年4月7日，禁烟总局正式成立，全面主持全国禁止吸食鸦片烟及禁种罂粟等事项。善耆又建议朝廷任命他最信任的族弟恭亲王溥伟任禁烟大臣以加强领导禁烟工作。

善耆还在京城严查吸大烟者，并设戒烟局，把吸食鸦片烟者收容起来，安排医生进行强制性戒烟。在三个月的时间里 ，让570名“烟枪”完全戒掉了鸦片烟。

八、爱护戏剧，改革戏院布局，改变不许妇女到戏院看戏的旧习。

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善耆明令在京城西珠市口内，煤市街南口外开设名为“文明茶园”的戏院。戏院楼上为女座，楼下设男座，以示男女分开，取消了女人不能到戏院看戏的戒律。

这一旧习的解除，轰动京城，善耆为此得到了“思想开化”的美名。

1922 年 2 月 27 日，善耆因糖尿病引起肾衰竭，逝世于旅顺红楼宅邸中，享年 56 岁。

内容来自武汉文史资料

作者：心有猛虎细嗅蔷薇8q4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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