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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战败前夕，日本一直认为自己可以战胜中国。
其间，他们调整过对中国的看法以及相关方针，但其击败中国的妄想一直持续到战败。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1938年10月(武汉会战）：军事瓦解，迫国民政府屈服。
抗战爆发后，尽管日本内部存在“扩大派”与“不扩大派”之争，但其基本点是以军事手段解决问题。
1、1937年7月-1938年1月。军事打击，促使国民政府“反省”。
抗战之初，日本陆相曾保证：三个月解决“中国事变”。
这在后来被解读为“三个月灭亡中国”。
日本人虽狂，但还是有基本的判断能力的。
所谓“三个月解决中国事变”，是指摧毁国民政府的抗战意志，“促其反省”。
这是列强过往几十年侵华战争思想的延续。
两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济南事变等事件中，在外部军事压力面前，中国政府往往会“反省”（丧权辱国，息事宁人）。
而当时的国民政府，也希望能通过坚决抵抗（尤其是上海、南京等西方人士较关注地区），在英美德等人的介入下，实现和平。
可是，日本低估了中国抗战的决心。
日本在军事优势下提出的条件苛刻，而国民政府因国内抗战情绪高涨而不可能接受苛刻的和平，战争继续。
2、1938年1月-1938年10月。军事打击，瓦解国民政府。
国民政府不惜“迁都再战”，令日本人“失望”。
1938年1月，日本的“第一次近卫声明”，显示出其解决“中国事变”的策略调整。
日本政府宣称，如果国民政府不接受议和条件，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另与新建政府合作。
日本的这一声明，建立在其对中国政治格局的认识上：中国，军阀混战。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不过是实力最强大的一个而已。
或许，在日本看来：老蒋政府建立在其对其他军阀的军力优势上。在摧毁其主要军队、控制其主要经济发达地区后，日本可以迫使国民政府屈服，或扶持“对日友好”新政府，实现对中国的掠夺、侵略。
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1941年12月（“偷袭珍珠港”）：巩固占领区，诱降（或另立）国民党政府。
武汉会战后，日本战线过长，难以再扩大占领区。日本遂采取“不扩大方针”。
其主要特点是：
1、以“治安战”为主，通过对敌后抗日力量的打击，“巩固”其占领区。
2、正面战场，以局部攻势（如宜昌战役），继续向国民政府施压。同时，通过“桐工作”等手段，诱降国民政府。
3、在诱降失败后，组建汪精卫政府，使重庆政府成为地方政权。
许多朋友认为：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意味着日本认识到无法战胜中国。
事实上，这恰恰是整个抗战中，我国最危险的时候。
尤其是在1939年9月开始，德军横扫欧洲，英法连战连败，国内“投降派”抬头，日本似乎。
对日本而言，他已经占领了北平、上海、广州、武汉等主要城市，并控制了东北、华北、华南、华中大片地区，他们通过扶植汉奸政权，打击占领区抗日武装，巩固其“战果”，掠夺资源，形势对我国将十分不利！
幸运的是，日本再次低估了中国的抗日意志。
为了挫败投降情绪，这段时间，正是整个抗战中，我方发起反攻最频繁的一段时间。
正面战场，国民政府组织了1939年的冬季攻势；敌后战场，我军组织了百团大战。
而在日军发起的局部攻势中，三次长沙会战、上高会战，中国军队都以坚决的抵抗，挫败了日军气焰。
而日本扶植的汪精卫政府，则被全国人民视为汉奸政府，始终缺乏社会基础，无法起到”使重庆政府成为地方政府“的效果。
这3年中，光是正面战场，我军就伤亡137.6万人，占整个抗战伤亡的41%，为抗战各阶段之最。
因此：武汉会战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并不意味着日军已经不可能战胜中国。决定日本无法战胜中国的，是中国军民坚定的抗战决心和不怕牺牲的勇气。
1941年12月-1945年8月：日本到最后时刻仍企图战胜中国。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一部分。
中国战场的胜负，已经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息息相关。
但是，即使在日本已陷入彻底被动的最后时刻，他们仍然认为自己可能在中国战场取胜。
尤其是在1944年豫湘桂战役后，日本认为可以通过在中国战场打开局面，以与盟军“大陆决战”。
1945年1月29日，侵华日军在南京召开的高级军事主官会议上，制定以下目标。
1、在北方确保“大东亚复廓之宝库”，防备可能参战的苏联（苏联当时尚未正式对日作战）；
2、在东方建立沿海“铁阵”，抵抗盟军；
3、“排除万难”，向中国西南腹地挺进，覆灭其根据地。
4、争取民心，以备在大陆与美军决战。
侵华日军认为：日本在战略上还有“最后之良机”，即在本年（1945年）中前期击败重庆军，迫使重庆政府崩溃。
即使到了日本投降前，日本人仍然曾经考虑：天皇迁都到东北，利用关东军与侵华日军继续顽抗。
如果单纯因为日本是“蕞尔小国”，就认为日本人很早意识到无法战胜中国，那就小瞧敌人的野心和狂妄了。
日本侵华前，对中国作过“详细研究”，认为中国军阀林立，政治派别复杂，国民缺乏民族意识。
因此，他们先是将希望建立在打击中央军武装，就可以迫使中国政府屈服；后是认为通过“治安战”、扶植汉奸政权，就可以使其巩固占领区，“争取民心”，在中国实现“以战养战”。
如果当时的政府仍然是“谅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晚清政府或者“曲线救国”的汪精卫，或者中国军民真的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那么，日本没有理由认为自己会失败！
幸运的是，日本人算错了。
自助者天助。得道多助的中国，挺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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