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美国大选揭晓，特朗普重返白宫已成定局。
特朗普1.0时代打开了中美经济脱钩、科技竞赛的“潘多拉盒子”，而拜登执政四年将其进一步机制化、体系化，确立了对华策略的三支柱——投资、联盟、竞争，造成了“小院高墙”“脱钩断链”的局面。
目前，舆论普遍认为，未来四年，即将到来的特朗普2.0时代，中美经贸关系的前景可能更加不利，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经贸局势将更加严峻，甚至走向极端。
在特朗普第一次入主白宫时，重庆市原市长、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席黄奇帆就对中美经贸关系做过一次全面透彻的分析，解读了未来中美关系的底层逻辑，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冷静观察、沉着应对。
他认为，对于中美经贸关系，我们既要看到它作为压舱石的重要性，又要充分认识中美经贸摩擦的必然性、长期性和复杂性。
“贸易战”一旦全面开打，可能会衍生出五种打法：关税战、非传统壁垒战、汇率战、金融战、长臂管辖战，甚至五种打法有可能同时并举。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坚持好四条原则：其一，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其二，保持定力，增强信心。其三，坚守底线，灵活应对。其四，聚焦关键，补齐短板。
按照这四条原则，在处理中美贸易摩擦时，中国应当着力打好“五张牌”——市场是王牌，产业链是王牌中的王牌，金融是盾牌，科技是关键牌，开放是底牌。
这五张牌符合中央要求的基本逻辑，不仅有助于应对中美贸易摩擦，更有利于推进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信最终的胜利一定会来到。
作为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中国占据了全球70亿人口的大约1/5。当前，我国的人均GDP已经突破1万美元大关，在向着2万-3万美元方向发展。假如十几年以后，我国的人均GDP水平翻番，正式达到2万美元，那么就会发展成为一个28万亿美元经济体量的大国，无疑也将形成巨大的消费市场。
中国消费占GDP的比例已经从十年前的35%提升到现在的50%，再过十几年，其占GDP的比例将达到70%左右。这背后是四亿中产群体的崛起。中国这个“世界工厂”正逐步蜕变成“世界市场”。
目前，在我国每年4万多亿美元的货物贸易中，有2万多亿美元是进口，15年累积起来就是大约30万亿美元的进口量。而服务贸易每年的贸易总量是7500亿美元，其中大约5000亿美元是进口，15年积累起来也有7.5万亿美元，考虑到正常的增长惯性，或许会积累到10万亿美元的服务贸易。
这样一来，未来10年，我国对全球其他国家而言，就是一个40万亿美元的庞大市场，这就是我们的第一张王牌。哪个国家若与中国进行贸易脱钩，或许会影响到中国的出口，但更主要的还是会影响到该国自身的出口。
可以说，当今世界，一家企业如果不深入参与中国市场，是谈不上拥有全球竞争力的。进入并占有中国市场，正是跨国公司梦寐以求的。
以芯片为例，如果断绝了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很多国家等于把芯片销售60%的市场给“丢掉了”。如果中美贸易争端持续或者演变成为科技脱钩，则美国芯片行业的全球份额将从目前的接近五成下降至三成，进而引发行业螺旋式衰退。
事实上，美国试图提出脱钩威胁与中国形成决裂，并希望欧盟国家、日本、韩国都不再跟中国开展贸易往来。但如果上述威胁真的实现了，则对于上述国家而言，中国每年4万多亿美元的进出口、15年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累积的40万亿美元的进口市场就会“丢掉”一大块，因此脱钩是很难实现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市场就是王牌，中美贸易摩擦并不是北约、华约两个军事组织进行代理人战争，也不是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统领的两大阵营的对抗，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摩擦与合作关系。
美国扬言要脱钩，粉碎脱钩威胁最好的武器就是市场这张王牌，中国一定要利用好这张王牌，合纵连横，形成利益平衡。
当前，世界经济共有五大板块。美国独立成为一个板块，GDP规模超过20万亿美元；欧洲诸国形成一个板块，GDP达到17万亿美元；日本、韩国、东南亚10国再加上澳大利亚等亚太国家形成了一个板块，GDP规模大概接近20万亿美元；中国也单独成为一个板块，拥有16万亿美元的经济体量；“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发展中国家、非洲诸国、阿拉伯世界国家等形成一个板块。
在五大板块中，中国、美国都是独立形成一个板块，其他三个板块的国家选边站，既不会都跟着美国“走”，也不会都跟着中国“走”，市场在维系中国与其他国家经贸关系时会成为重要的筹码与纽带。
近40年以来，全球贸易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一是国际贸易的产品结构出现了根本性变化。
20世纪80年代，全球贸易总额的70%左右是工业制成品。到了2010年，全球贸易总额的60%是中间品，包括零部件、原材料等，工业制成品只占到40%的份额。
截至2019年，全球贸易的70%是中间品贸易。数据的背后伴随着一个现象，即世界上主要的贸易品，不再由单一国家、单一地区的企业负责生产。一件产品往往是由几十个国家、几百家企业生产的上千个零部件互相组合而成的。
40多年前，在全球贸易中，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比例大概是1：19。而现在，两者的比例关系大概是3：7。
也有部分研究认为，当前全球服务贸易总量在统计上被严重低估，实际上已经占到了全球贸易总量的接近一半。由此可见，过去几十年里，全球贸易的产品结构发生了两大变化，中间品贸易比重大幅上升，服务贸易比重明显提高。
这既是全球制造业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不断演变的结果，也是全球服务贸易加速发展的结果。整个生产力体系的变化正在影响和产生新的世界贸易规则。
二是生产企业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
当前，一件产成品的生产过程可能涉及几千个零部件，由数千家企业在几十个国家、几百座城市形成一个产业链条。在产品生产过程中，哪家企业成为灵魂、成为牵头者，哪家企业在负责管理，把产业链中成百上千家中小企业组织在一起，哪家企业就是世界制造的领导、产业链群体的核心。
因此，现在看全球制造业，不再像几十年以前只关注单个企业规模的大小，当前重点要看产业链的集群、供应链的纽带、价值链的枢纽在哪里。谁控制了这个集群，谁就成为纽带的核心。谁作为价值链的枢纽，谁就是制造业的龙头。
例如，生产一部苹果手机共涉及1000多个零部件。全球有几百家企业为苹果公司进行零部件加工，涵盖几十个国家。在整个生产过程中，苹果公司不可能掌握全部手机零部件的发明专利，并将各项专利交给相应的零部件厂、中间厂商等配套企业，让它们为苹果公司进行零部件加工。
事实上，这条产业链上的中小企业，各有各的专利，各有各的所长。这些专利、长处往往都不是苹果公司所掌握的。但苹果公司制定了零部件标准，这就产生了纽带，它自然就成为整个产业链的核心。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当今世界产业链的竞争不仅是核心技术和资本的竞争，更是产业链控制能力的竞争。谁能提供行业标准，谁就能更好地控制产业链，成为行业龙头。
与产业链相关的另一个概念是价值链。当全世界成百上千家工厂生产的大大小小的零部件在组合加工的过程中时，就产生了国际贸易。
在如此复杂的过程中，几十个国家（地区）、数百座城市的成百上千家企业是否会在每单交易时都会进行企业之间的相互结账呢？
答案是否定的。
现实中，诸多企业之间会通过互联网通信系统在某个自由港形成一个结算点。例如，苹果公司的所有零部件加工厂都与苹果的结算中心有着网络化联系，苹果一年上万亿美元的销售总额会通过结算中心与各厂家进行结算，结算选择地往往是某个自由港，可以更好地方便外汇交易，降低交易成本，发挥人才优势。
综上所述，当今世界跨国企业之间的竞争，不仅在于产业链的竞争，还在于价值链的竞争。谁拥有了价值链的阶段枢纽，谁就将拥有整个产业链的财富中心。
还有一个与产业链相关的重要概念是供应链。
过去几十年时间里，数十个国家、上百家企业共同生产一件产成品，由此形成了上中下游的产业链集群。集群中的企业相互之间要提供零部件、原材料和金融服务，整个服务贸易将会通过供应链展开。
供应链的纽带同样会对产品生产起到关键性的枢纽作用。谁掌握了供应链枢纽，谁就更容易掌控产业链集群，成为全球贸易中的产业巨头。
企业一旦掌握了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之后，各种私募基金、产业资本都会涌来，因为有市场前景，有利益可图，有技术人才进行优质的服务。
由此可见，产业链是在全球分工中产生，并在世界贸易互动中形成的。在这样的过程中，新的贸易格局又促进了跨国企业新的生产方式的形成，控制产业链的核心凝聚在三个要素中——价值链、供应链、产业链，即产业链的集群、价值链的枢纽和供应链的纽带。
这正是跨国公司在适应世界贸易新格局的基础上，产生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的新模式。不同国家之间的制造业、服务业相互依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现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制造国，拥有世界上配套最为齐全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产业链优势是我们打赢“贸易战”王牌中的王牌，是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撒手锏。
在全球化的产业链面前，任何贸易摩擦举措，往往都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就如同金庸小说里的“七伤拳”。
中国并不畏惧“关税战”，我们不仅守得住，更有反击能力和进攻性。但在金融市场方面，我们目前在全球的地位还不够高、不够强，并不具备攻击性。
尽管中国有着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一批银行，但服务对象还是立足于本土市场。中国的金融体制还是国内体制，并不具备全球范围的活动能力。美国如果对我国金融体系实施打击，基本上我们只能处于守势。
金融体系在一国经济体系中处于重要地位。金融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一着棋坏，全盘皆坏。因此，金融是盾牌。具体而言，有四个方面的工作需要我们重点做好。
第一，要做好金融系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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