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2月17日，正在湘潭作调查的彭德怀在与地委书记华国锋的谈话中得知党中央将在1962年1月召开全国县委书记以上扩大中央工作会议（后称七千人大会），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
“中央这个会很重要，回去吧！”
从彭德怀对随行人员的这句交代足以看出他对参会的重视程度与渴望，可到了开会的日子，他却以病假的名义缺席会议，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那一次会议预定由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做报告，会前以书面形式先发到与会者手中进行讨论评议，其中一句话终究触碰了彭德怀的“逆鳞”。
“庐山会议突然出现了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进攻，他企图利用当时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来达到他蓄谋已久的篡党的目的。”
因为这段话的缘故，会议因此被迫转入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彭德怀因此深感无力与委屈，事实证明，哪怕他提出的意见没有错，平反也是痴心妄想。
“我也不希望平反，只要群众有饭吃。”
当时的彭德怀注定想不到，真正的疾风骤雨才刚刚开始，刘少奇在之后的“七千人大会”会场上报告宣布：“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
乍一看，这句话的确给人一种匪夷所思的感觉，事实上，刘少奇的会议报告事先经过了毛主席的审阅及修改，报告的内容完全代表了毛主席的意见，有关于彭德怀不能平反的决定也是如此，背后原因到底为何呢？
在此，笔者先为大家还原一下刘少奇在这方面的口头报告内容。
“1959年7月14日，彭德怀同志给主席写信反映意见，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那么，为什么要批判他？为什么要肯定‘这场斗争是完全必要的’呢？一是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是高、饶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而是彭和高都有国际背景，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三是阴谋篡党，背着中央在党内进行派别活动；四是他1959年的信早不写、晚不写，恰在他率军事代表出访几个月回来后急急忙忙写，是以为时机已到，利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向党进攻！”
在刘少奇提及“高、饶反革命集团”时，毛主席当场指出彭德怀才是实际上的领袖，提及“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时，毛主席又补充了一句“只要不是里通外国”。
显而易见，从庐山会议到“七千人大会”，彭德怀的问题早已不是他耿直谏言毛主席那样简单，而是超出了信件内容升级到了他的行为，一顶“里通外国”的大帽子扣在头上，压得他无法喘息更无法被平反。
当时的彭德怀已经处于离群索居的状态，夫人浦安修每周会乘公共汽车到吴家花园与他团聚，原本关系还算和谐的夫妻俩因此发生争吵。
“你说说，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整我？为什么要给我加上里通外国的丑恶罪名？这个里通外国，杀了我的头也是没有的呀！”
“那么，你到底和赫鲁晓夫谈了些什么呢？”
浦安修如此说可谓一语中的，结合时代背景，“里通外国”的罪名与中苏关系破裂息息相关。
彭德怀在1959年5月率中国军事代表团出访东欧8个国家，在阿尔巴尼亚一次宴会上遇到了赫鲁晓夫，随即寒暄过几句，面对东欧各国对新中国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大跃进”的高度关注与疑问，彭德怀谈了成绩也指出了其中的一些问题与缺点。
本是十分正常的外事交流，因为中苏关系于1960年7月走向公开破裂，彭德怀在出访时的表现也就成了后续无中生有的指控，“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借由刘少奇之口挑明不能为彭德怀平反也就很好解释了。
“我同任何外国人都没有个人接触……完全是无中生有……”
愤愤不平之下，彭德怀于1962年6月中旬给毛主席及党中央写了一封8万字的长信，对庐山会议问题、高饶联盟问题、里通外国问题、军事路线问题提出申诉，偏偏此举引来了毛主席更大的不快。
1962年8月9日，毛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正式提出“中国的修正主义”，彭德怀的问题再度被升级，申诉信也被认定为要为“右倾机会主义者”翻案。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在1965年，毛主席与彭德怀再次见面，两人握手言欢，敞开心扉聊了很多，主席也对彭德怀坦言：“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而主席的气度也让彭德怀敬佩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