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聚焦 | 深化对《资本论》及其当代价值的研究

教育   2024-11-28 11:31   北京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一个庞大的研究领域,其中最为基础、研究难度也最大的是马克思本人的著述,而《资本论》及其手稿是其最具代表性的文本。基于完整、权威和最新的文献,站在当代社会发展和思维方式的制高点,对这一文本展开全面而深入的考辨和研究,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乃至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具有奠基、范型的意义。

  思想史研究有一条“铁律”,即经典作品需要反复研读,且常读常新。在过去,《资本论》也曾受到过一定程度的关注,但由于第一手文献资料的缺乏,再加上研究意旨、观念和思路诸方面的局限,导致对《资本论》乃至马克思复杂的资本理论的把握和理解上存在一定的简单化、极端化的情形。新世纪以来,随着西方金融危机引发的整个世界经济衰退和全球化进程遭遇的前所未有的困境,《资本论》再次受到有识之士的重视,也成为国内外马克思主义领域研究的热点之一,相关的论文、著述在数量上远超以往。特别是在201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50周年、2018年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和《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之际尤其显得突出。在国外,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的文章《从马克思重新开始》,英戈·施密特(Ingo Schmidt)和卡洛·法内利(Carlo Fanelli)的著作《在今天阅读〈资本论〉:150年后的马克思》,弗雷德·莫斯利(Fred Moseley)的著作《货币与总体:对马克思〈资本论〉逻辑的一个宏观-货币解读及“转形”问题的终结》,本·法因和和阿尔弗雷多·萨德-费洛(Ben Fine & Alfredo Saad-Filhoa)的论文《马克思诞辰两百年:劳动价值论的持久生命力》一文,克里斯蒂安·富克斯(Christian Fuchs)的论文《信息时代重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及《重思历史唯物主义》杂志2018年第一期发表的阿尔都塞为热拉尔·杜梅尼尔(Gérard Duménil)1978年出版的《〈资本论〉中的经济规律概念》一书所写的序言,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研究界,有关《资本论》的研究也是热门课题之一,尤其是一批青年学者的成长及其成果备受瞩目。

  但综观这些新的成果,存在的一些问题也不容忽视。最突出的是,绝大多数研究者(除了个别文献专家)还局限于《资本论》“通行本”三卷的范围,甚至只以第一卷为依据。而在研究思路和方式上,要么沉浸于既往偏狭的理解和传统观念中,将《资本论》研究的意旨定位于揭露资本的罪恶本质、否定其有助于社会发展的作用,进而主张抑制乃至彻底消灭资本、拒绝与资本主义国家对话和合作、试图走出一条在社会结构中没有资本要素的“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要么撇开文本的具体内容和促成马克思思想演变的内在逻辑,用一种异类的视角和逻辑去解释其思想,比如很多论者试图从“政治哲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视角推进《资本论》及其手稿研究。如果不注意从文本内容上下功夫,二者之间容易形成“两张皮”,这样的框架就显得有点过于“外在”了。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在当代新的现实境遇和以往奠定的基础上,《资本论》研究应该有“实质性”推进,应该有“集大成”成果出现。具体说来,必须将迄今为止有关《资本论》的完整文献作为研究基础,将创作史和文献细节考辨、文本个案的详细解读、论证逻辑和思想结构的揭示、与20世纪资本批判史的比较、全球化时代资本的困境和出路等的分析综合性地展示、呈现出来。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资本论》著述原貌的文献学还原和考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版(MEGA2)每一卷通过“文本卷”和“学术资料卷”为我们勾勒出马克思每一文本个案写作的情况,但由于不同卷次由不同的文献专家、在不同年代编辑而成,彼此之间的工作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隔离的状态,缺乏将其统摄起来的线索和逻辑,这使得从文献学视角完成对《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清理、进而从总体上还原和考辨马克思著述的逻辑成为必要。为此需要展开如下的工作:

  《资本论》创作史的重新梳理

  《资本论》的酝酿、写作、修改、整理和出版历经数十年之久,主要包含如下几个阶段:

  1843—1856年:准备阶段。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转向”及展开的研究,为后来《资本论》的实际撰写起了奠基的作用,这一阶段的笔记和著述为日后写作《资本论》提供了重要的议题、思路和框架。

  1857—1867年:整体写作阶段。经过近十年的艰苦工作,马克思写出了篇幅浩繁的三部手稿,对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几乎都作了属于自己的独特而详尽的研究和阐发。

  1867—1910年:出版、整理和再研究阶段。1866年到1867年,马克思把此前完成的庞大的手稿加工改写成《资本论》第一卷付印稿。从1868年起,在身患多种疾病、生活更加贫困的艰苦条件下,他不仅坚持对第一卷的其他语言版本进行了精心的修订,还孜孜不倦地对《资本论》第二、三卷的手稿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加工和整理,继续进行深化、拓展的研究工作。但遗憾的是,马克思最终未能完成《资本论》的定稿工作。之后,恩格斯肩负起整理、编辑和出版《资本论》遗稿的任务,于1885年7月、1894年11月出版了第二、三卷。《资本论》第四卷经考茨基整理,于1905年到1910年以《剩余价值学说史》为书名分3册出版。

  《资本论》著述原貌的文献学还原

  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中,形成了大量的笔记、手稿、书信等原始文献,反映了《资本论》的著述原貌,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一是“笔记部分”,即MEGA2第四部分第2—9、11—14卷所涉及的“巴黎笔记”(1843年10月—1845年1月)、“布鲁塞尔笔记”(1845—1847)、“曼彻斯特笔记”(1845)、“伦敦笔记”(1850—1853)和“危机笔记”(1857—1858)等。

  二是“初稿部分”,指1844—1867年间马克思所写下的他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和《资本论》的所有初稿,包括“1844年手稿”“1857—1858年手稿”“1861—1863年手稿”“1863—1865年手稿”等。

  三是“整理、修改稿部分”,即MEGA2第二部分第5—10卷刊出的全部属于《资本论》第一卷的各种版本,包括其德文第1版、德文第2版、法文版、德文第3版、英文版和德文第4版;第11—13卷刊出的《资本论》第二卷的马克思手稿、恩格斯修改过程稿和恩格斯出版稿;第14、15卷刊出的《资本论》第三卷的马克思手稿和恩格斯整理过程稿、恩格斯出版稿。

  四是“书信部分”,即MEGA2第三部分“书信卷”从第8卷开始到第35卷大量涉及就《资本论》写作马克思与恩格斯及其他人之间的通信。

  《资本论》“叙述方式”及叙述框架变迁的把握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马克思强调了“叙述方法”和“研究方法”之间既具有内在关联、又在途径和形式上彼此不同;但对于作为“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如何体现、具体关涉哪些方面,他并没有作出非常明确和系统的阐释。基于对《资本论》复杂的创作史、传播史的考察,需要从结构、术语、引证、表述、修订、翻译、辩驳、理解等方面作出归纳和概述。此外,在马克思长达四十年艰辛创作过程中,《资本论》叙述框架经过了“两卷本著作”—“三本书计划”—“五个分篇”—“六册计划”—“九项内容”—“两大部分”—“三卷四册结构”—“四卷内容”的曲折变迁,浸透了一个思想巨擘一生殚精竭虑的探索过程。这些都需要重新甄别和考辨。

  《资本论》及其思想的文本学解读

  由于《资本论》文献卷帙浩繁,要对其一一进行思想解读并不可能;这就需要选择那些有思想容量和深度的最重要的文本,对其内容进行解读和甄别,力图在其论述的议题中提炼其思想。

  对《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重要文本个案展开细致的解读

  具体说来,我们需要对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起始阶段成果的“巴黎笔记”和“巴黎手稿”,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体系建构的基础的“伦敦笔记”和“危机笔记”,作为“政治经济学大纲”的“1857—1858年手稿”和作为通达“资本一般”构架的桥梁的“1861—1863年手稿”展开细致的解读;对《资本论》“通行本”三卷的全部议题重新进行审视。在对这些文本的研究中,我们将根据国际上最新的文献,切实将版本考证、思想阐发与当代价值重估紧密结合起来。我们相信,奠基于全面而系统的文献基础之上的研究,将展示马克思当年极为宽广的理论视野、丰富的知识领域、多样的论证方式、广泛的思想议题和独特的思考角度。

  在微观文本解读的基础上,重新阐释《资本论》的资本观

  一方面,要明确马克思是资本、资本社会最尖锐、最深刻的批判者,这一视角和维度的思考和论述主要体现在:资本通过“暴力”和“罪恶”完成了原始积累;资本借助雇佣劳动制度(System der Lohnarbeit)追逐着无限的利润;资本会引发普遍性的社会性危机。另一方面又要看到,马克思在揭示资本及其制度罪恶的同时,并没有否认它对人类历史和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相反,他也非常看重“资本的伟大的历史方面”“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和“资本的文明面”。这是资本本质及其功能另一方面的体现:资本改变了关于“空间—时间”的传统观念,真正带来世界观的巨大变化;资本使社会成员实现了对自然界和社会关系的“普遍占有”,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生产力;“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为人类走出资本困境、向更高形态的文明社会迈进创造了条件。只有把两方面统合起来,才是马克思对资本问题的完整理解。

  更进一步,对《资本论》的思想作出总体观照

  尤其需要关注马克思思想中那些最深层、最精髓而长期以来又被人们重视不够的方面,例如:观照和把握复杂社会的方式、方法(“普照光方法”“从后思索方法”“人体解剖方法”“抽象—具体方法”等);社会有机体系统理论的建构(面对复杂的社会历史,马克思提出劳动实践、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社会存在、社会意识以及社会革命等概念);历史形态与历史诠释之间关系的处理(社会形态演变的多层次、多角度,历史形态与历史诠释,理论与理论史);《资本论》的理论归旨(《资本论》探讨的是商品生产、商品流通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探讨的是物质、利益、财富、阶级和所有制等问题,但贯穿这些方面的价值归旨是“现实的个人”的处境及其未来,是“实践的人和人的实践”,是“人与人的关系”)。

  总之,《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思想极其丰富,需要我们认真地研读原著、悉心体悟、深刻理解和准确概括。

  《资本论》思想史价值和当代意义阐释

  这方面的内容至少包括以下议题:

  《资本论》与20世纪资本批判史

  《资本论》把对资本的批判推向了那个时代的顶峰,但在马克思身后,资本世界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和发展。作为马克思战友的恩格斯,作为他们的学生的倍倍尔、李卜克内西以及伯恩斯坦、考茨基,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一代的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人,都作了程度不同的思考和反思。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法兰克福学派更把对于资本的批判发展为一种完善的社会批判理论形态;而“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等学术流派也持续涌现。它们的资本批判既承接了《资本论》的批判锋芒,又注意到资本本身在20世纪的调整、转型和变异。只有置于这样一个理论和思想史的序列中,才能看出后来的资本批判与马克思之间的复杂关系。

  《资本论》与当代经济全球化态势

  就实际状况而言,资本的全球化仍然是目前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在中国改革开放后40多年的发展中,资本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当代,诸如雇佣劳动、“物奴役人”现象、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等情况依然存在,但经过变化、修正和转换,较之过去,资本某种程度上也代表着规则、尺度、秩序、进步甚至文明。资本继续改变着世界的面貌,但它在造成对立、冲突,形成差异、等级的同时,也呈现出一定的导引和推动作用。这样说来,处于当代经济全球化态势下的“资本”已经不完全是《资本论》中批判的那个“资本”了。这就提醒我们,必须注意《资本论》当代解释力的界域,正视时代变迁所导致的差异,写出它的新篇章。

  人工智能时代劳动价值论的意义

  由于电子计算机的广泛普及和人工智能大量进入社会生产生活,并且呈现出蓬勃发展前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受到了不少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质疑。诸如:有的论者认为,机器自动化生产和“无人工厂”的出现否定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础,“非物质劳动”将引发劳动价值论的“可测量性危机”,而马克思有关资本与劳动对抗和人的主体解放的逻辑将失效。然而仔细辨析就可以看出,人工智能本质上是实践主体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媒介和工具,不是价值创造的真正主体,人工智能发挥作用离不开劳动者这一真正的实践主体。“无人工厂”的利润是一定社会形式下的劳动创造的价值,有些是人的智能劳动创造的,有些则是“微工作者”创造的,还有些是其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较长的劳动形式创造的,不能一概而论。而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理论,“非物质劳动”作为一定社会形式下的劳动,是可以在价值形式的同一性运动中被计量的。在当代,马克思当年所阐明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抗关系依然存在,而且在人工智能条件下这种对抗正在加剧,因此,马克思有关无产阶级和人的解放的理论依然有效。当然,也必须指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革命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条件,劳动价值论既需要坚守,更需要拓展和深化。

  《资本论》与当代原创性思想体系构建

  构建当代原创性思想体系是目前理论界讨论的热门话题。但是鉴于问题本身的多层次性以及与思想史、与现实实践的复杂关联,学者们在思路和观点上见仁见智。而《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探索和写作过程可以说在这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范例,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其一,全球眼光和历史视野。马克思从来没有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立场出发、基于阶段性发展的考量来思考问题,而是顺应“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大趋势和世界格局的变化,不断探求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和国家、民族的未来命运。

  其二,所谓“原创性”并非一切从头开始,另起炉灶。它必须建立于源远流长的思想文化传统之上,又基于现实变化作出变革、反思和超越。可以说,在马克思的整个思想体系中,没有一个概念、范畴是其独创的,但马克思对到他为止的思想史上反复讨论的问题、学说以及概念、范畴都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考察,对其内容和逻辑有极为精准的把握,又在新的时代境遇和思维方式下赋予不同的意旨和涵义,并作出创造性拓展、深化和结构性的重组。

  其三,理论体系建构包含核心术语的革命、结构框架的设计和论述逻辑的演绎,但并不局限于此。更为重要的,是必须倾听实践的呼声,用现实来矫正、检视、提升思想,再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反过来诠释、透析、反思、引导和超越现实。马克思从“《莱茵报》时期”介入现实生活,到在1848年革命运动中关注欧洲各国的政治变革,直到晚年推动国际工人运动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发展,这些革命实践始终与其思想探索和理论建构不可分割,二者是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

  其四,思想建构是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不可能在短时期内轻轻松松地完成。马克思的思想探索贯穿其一生,他写下的卷帙浩繁的作品记录了其不断追求的轨迹,其思想精髓并没有在为数不到其全部著述的三分之一的成型、定稿和已经发表过的作品中表述尽净。只有将这些作品与其生前未刊布的庞大手稿、笔记等一起观照,才能体会到马克思思想体系的博大精深和深沉意蕴。马克思在《资本论》法文版序言中的那段话,最深刻地揭示了原创性思想体系建构的艰难——“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结语

  以上三个方面之间的逻辑关系是非常明显的:《资本论》著述原貌的文献学还原和考辨为重新把握和理解马克思资本理论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奠定扎实的文献基础;在此基础上,对《资本论》全部文献展开详尽的解读,以重构马克思思想的框架和体系;最后将马克思的资本理论置于20世纪资本批判史和当代经济全球化格局中予以评估。同时,通过上述工作,可以借鉴、总结以往《资本论》研究的经验、教训,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确立新的解读思路,提供新的研究范式,推进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术水准的提升和当代发展。

【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国家治理》】
【责任编辑:杨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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