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谈及某一货币国际化时，想到的往往多是英镑、美元，甚至是日元的崛起，但却很少有人去提及德国马克（这里主要是指西德马克）曾经的辉煌。在欧元横空出世之前，德国马克在二战后的欧洲货币体系中始终扮演着核心角色，是实际上的名义锚。
一方面，不像美国能够靠输出金融产品来扩张美元势力，西德的金融市场并不发达，西德政府也一直保持着资本管制。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欧洲共同体要搞统一大市场，西德才取消相对放松监管力度。
另一方面，不像日本，德国人没有刻意设计马克国际化的宏大战略。马克的成功是德国人强大工业力量的副产品，是德国联合其他欧洲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试图摆脱美元霸权努力的“集体成果”。
历史上的霸权兴衰与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过程高度一致，在国际格局中处于领导地位的国家其主权货币往往也是国际货币。所以，国际货币在本质上所体现和承载的，是对一个国家长期稳定与繁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融资能力。
这种能力关乎每个国家的兴衰存亡，事实上，任何政治-经济共同体都会竭尽全力去维护自己的这一隐形边疆不受损害和侵蚀。用国际政治的语言来讲，这是不容他国染指的“核心国家利益”，具有非常强的“排他性”。
因此，对于试图将本币推广到海外结算市场的后发展国家而言，其实是很难复制一战前大英帝国和二战后的凭借超级大国的绝对地位和先入为主的优势，来垄断世界货币发行权的历史路径。
相比之下，联邦德国在战后通过工业竞争力+政治性货币合作制度安排，来推动马克国际化的方法更值得注意。而且德国的金融市场并不发达，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德国在现代金融工具和资本市场理论的运用上还处于发展中国家水平
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贯穿了国际金融市场的风云变幻，也充满着各国政治精英的纵横捭阖；既有工业力量的拼比，也有军事实力的对决；不仅能够看到政客的阴谋算计，也能感受政治家的远见和情怀。
研究思路与分析框架
在奥地利学派和新自由主义理论中，货币起源于市场；货币的主要功能，是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减少风险和不确定性；货币主要是一种经济现象，承担着交易媒介、计价单位和价值储藏的职能，解决的是经济运行中的“效率”问题。
然而，在现实世界中，很多时候，我们所看到的却是许多货币问题并非完全遵循市场逻辑来演变，甚至很多时候与“效率”原则背道而驰。例如2010年前后，美国联邦政府的公共债务超过9万亿美元这一天文数字，但美元却没有遭遇抛售，且规模还在不断膨胀。
有趣的是，当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官员与美国金融专员办公室官员会面，商讨应对措施时，中国台湾问题竟然成为双方讨论的一个议题，一群经济部门的技术官僚在处理明显超出专业知识领域之外的政治、军事、外交事宜。
实际上，从1944年凯恩斯“国际清算同盟计划”开始，到哈耶克提出货币非国家化畅想，再到2010年《巴塞尔协议Ⅲ》签署，有太多理论和技术层面完全可行的国际货币方案出台，但却从未有一个方案被真正意义上实施过。
这些体现效率原则的设计总是被各国政府所抛弃，其根源在于，货币天然是一种权力，除了市场逻辑之外，还有政治逻辑。回顾货币的起源、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及其本质，甚至有时政治逻辑才是解决货币现实问题的关键。
C理论（Cartallist）可能要比M理论（Metallist），更接近历史经验事实。货币发行当局的权力及其支配情况决定了货币的使用，一种物品成为货币并不在于其材质是金银还是纸张，而是在于其上面印刻的国家主权的标记，货币背后是国家的信用和权威。
其实，在日常生活世界，普通人可以选择任一合适的物品担任一般等价物，来作为相互交易的支付手段从而克服物物交换。它可以是金、银、铜、铁、锡等贵金属及其票据，也可以是布匹、粮食、贝壳等实物。如果保管稳妥、携带方便，用泥块都可以。
但由于国家的存在，统治阶级规定，或另外指定某个物品可以作为人们缴税的支付手段，而被公共领域所接受。不考虑“债”和“租”概念，某一法币及其价值比率除了像统治阶级表示服膺和信赖，兼有节省时间和劳动的特性外，毫无意义。
正因为货币本身所具有的纯工具性，在长周期内，货币对现实生活中各种“真实”的经济要素影响并不大。货币数量论是这一思想的浓缩，18世纪爱尔兰裔法国经济学家坎蒂隆也较早地对货币的这一中性效应进行了论述。
他发现当货币供应量增加后，并不是所有商品的价格成比例地统一上涨，而是依赖于那些得到这些新货币的人对市场的判断和他们消费的方向，于是出现了一些经济部分的商品价格上涨幅度要大于另一些部门。
这好比如果河流的水量加倍，流速并不会因此而成比例地加倍。凯恩斯在其早期的著作《货币论》中对这一现象也进行了精辟的总结：货币变化不会以同一方式、同一程度或在同一时间中对所有的物价发生影响。
这种结构性物价变动的后果，就是改变了社会财富的分布情况。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所引起的“分配效应”是一个连锁反应式的动态过程，因为新增的货币量起初并不是同时到了所有人的腰包里，而是有一个先后次序。
第一受益者，是那些能够先人一步拥有更多的现金持有量的群体。他们的支出偏好将决定接下来谁且将以什么形式能够得到这些新增货币，是工资还是贷款。如此一环套一环，货币从一个经济部门流入另一个经济部门，直到新增货币丧失其影响价格的能力。
越早得到新增货币供应的群体，越能够抢占各经济部门物价上涨前夕、供求关系尚未大幅度变化之时，以较强的购买力获取市场资源。这一过程，便是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米塞斯所描述的“货币非中性”。
而在现代社会的纸币本位下，货币体现的实际上是一种债权关系，每一张钞票都是货币发行者对持有者的负债。更通俗地说，就是发行者向持有者开具的欠条。当货币从发行者手中转移到持有者手中时，便意味着持有者以此来清偿与发行者之间的债务。
只是当政府掌握着国家机器，并垄断货币发行权时，债权双方是处于一种相互不平等的位置上。统治者凭借暴力使其可以非常容易地明目张胆地“赖账”，或以通胀的方式降低货币的实际购买力。
在此基础上，政府不仅增强了自身的财政实力，并且能够间接决定和影响整个市场的资金投放方向、融资成本和战略性物资价格。社会大众之所以会接受由政府指定的某一货币，就在于法币能够降低生产迂回成本、增加交易效率。
市场规模的扩大进一步刺激了社会分工朝着更为专业化方向发展，而且充当媒介的货币不仅仅会只在一个政权统摄范围内循环往复地流动。资本焕发出来的生命力促使它还会突破行政边界，和其他政权发行的货币竞争。
单个国家间的封闭状态被打破，商品、劳务以及其他生产要素不仅仅只在一国政治疆域之内流动，而是跨越了民族国家的地理疆界，且在不同国家间流动和实现资源的重新配置，从古自今都是人类文明的法则之一。
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商人和今日全球化时代的外贸从业者，即来自两个不同国家的两个交易者，都不可能各自用自己国家的货币完成交易，而只能用一种货币作为标准。问题在于，超出国境线的某一货币，有可能永远不会再回流至发行者。
在世界市场格局尚不明晰，国际货币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之际，如果不发动军事征伐，或进行蓄意商品倾销，便不可能再向发行者索取货币背后所代表的实际资源。因此，世界市场上的发行者可以放心大胆地使用那些借来的商品和劳务，而不用考虑归还问题。
而一个国家的货币如果跨越本国的疆界，且越来越多地被其他国家所持有，则意味着这个国家能够以及其低廉的成本“借入”其他国家的实际资源。这种债权看似平等，是一个国家自愿的选择，实则不然。
由于许多国家自己的货币在国际贸易中不被交易伙伴所接受，剩下的几乎唯一选择就是出借本国的商品和服务给国际货币的发行国，承认货币强势国家及其统治者的金融霸权，以换回由发行国开具的能够用于国际支付的“欠条”。
众所周知，汇率是两种货币的比价关系，相应的汇率政策就是关于这种比价关系的政策安排。那种把汇率当作一国货币主权的想法过于简单，因为汇率政策本身就具有某种天然的外部性。一国汇率的高低，自然会对其他国家的利益产生影响。
因为任何一种调节方式都是有代价的，甚至充满痛苦。比如，顺差国不愿意通过扩大内需来削减外贸盈余，因为这可能滋生通胀风险；而逆差国则不愿通过提高利率来减少对外逆差，进而导致本国失业率的攀升。
此外，由于担心本国出口产业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力受损，顺差国往往不愿以本币升值的方式来恢复国际收支平衡；而逆差国则可能害怕国内出现通胀，也对贬值本币的做法非常抗拒。每一个国家都倾向于让其他国家“主动调节”，而自己“避免”或“推迟”调节。
所以说，每一种对国际收支失衡进行真实调节的政策选择都会产生一种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效应，会损害国内某些阶层或者某些领域从业者的福利。谁需要调节？调节成本如何由谁承担？何时以及采用哪一种调节方式？这些问题关乎每个国家的现实利益。
所谓“×元霸权”，就是指该国不需要主动调节有损于自身利益的国际收支失衡问题。其大可以利用所掌握的国际货币，为本国的逆差融资。事实上，世界各国也需要锻造出一个在相互交易中，受到普遍认可和接受的清偿手段。
18世纪以来，全世界任何政权无论其性质如何，皆倾向于无限制地占有国际货币高低。而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干脆将自己国家的货币变成国际货币，竭力扩展本国货币的流通域和适用范围。
自1945年二战结束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德国极力避免在世界舞台上“抛头露面”，引起人们对于纳粹德国的回忆。历任德国总理似乎更愿意躲在法国人的背后，掩藏自己的锋芒。然而，政治领域的守拙却完全不能掩盖其经济领域的锋芒。
尽管联邦德国从未公开将马克国际化宣布为国家的既定战略，官方公开的文件中也看不到马克货币化的字眼，德国联邦银行甚至还曾公开表态反对马克的国际化。进入1970年代，在欧洲一体化的光芒之下，马克国际化仿佛是一个并不存在的命题。
或者说，马克国际化人为地被与欧洲经济货币一体化割裂开来，被认为是两个不同的进程和研究对象。1995年欧元议程启动，其所产生的冲击力更使得行将退出历史舞台的德国马克黯然失色。
可如果重温这段历史，我们会发现德国马克其实一直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讲，欧元在本质上可以看作是马克国际化的升级版。欧洲货币一体化实际上是马克国际化的另一种有效形式，两者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并行不悖。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次次的美元危机，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剧烈动荡，为马克国际化打开了“机会窗口”。德国趁美法严重对立之际，联合其他欧洲国家在美元体系之外一步步侵蚀和挤压美元的流通域。
这一战略决策为德国马克的国际化的推进提供了制度保障和政治合法性，最终让德国马克顺利地实现了“和平崛起”。随着欧元的正式流通，美元最终被驱逐出欧洲大陆。更重要的是，德国马克崛起的历史并没有终止于1999年欧元的诞生。
2010年前后德国在欧债危机中扮演的角色，在备受瞩目的同时又备受质疑。这场“欧元保卫战”在本质上，是欧元诞生之后德国“国际货币权力”首次集中释放能量，其结果是德国“国际货币权力”的又一次扩张。
2014年，德国足球夺得巴西世界杯冠军。这件极富象征意义的事件令人们赫然发现，德国如今已经重返世界权力格局的核心。经过欧债危机洗礼的欧洲权力结构发生了变革，德国成为了欧洲事实上的“盟主”。
美法对抗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
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之于全世界拥有毋庸置疑的霸权地位。为支付和收款所形成的一系列协定、规则、惯例和制度安排，全部围绕美元设计。也正是美元的“过度特权”对欧洲造成的沉重经济压力和负担，成为美法对抗的直接推动力。
1956年7月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美国就是利用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优势地位，抓住当时英镑危机爆发的有利时机，以美联储抛售英镑、否决IMF资金份额请求、额外进出口信贷资金等手段成功地迫使英国停火和撤军。
1959年1月，夏尔·戴高乐出任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这位民族主义政治家甫一上台，便着力推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主张“欧洲人的欧洲”。同时他坚定地认为，法国作为联合国“五常”之一，应和美国一样要承担在世界上的责任。
在外交领域，法国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建交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文化领域，法国提出“软实力”概念，以各种潮牌和时尚风格，诸如美食、服装、哲学、化妆品和工业设计等营造法国形象。
而在经济领域，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国政府开始试图以货币为武器，强势冲击美国在西方国家中的领导权。正是法美之间的这次对抗与冲突，深刻地影响了其时世界货币版图的重构和联邦德国马克的崛起。
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在其《黄金与美元危机——自由兑换的未来》一书中提出，对外负债是国际清偿能力的主要来源。保证流动性供给与稳定对外币值之间的内在矛盾，被称为储备货币发行国所面临的“特里芬难题”。
固定汇率制下的“特里芬难题”导致美元危机频频爆发，即使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采取了建立黄金总库、创设特别提款权等一系列分担美元储备货币压力的补救措施，但仍不能阻止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逐步解体。
“特里芬难题”的本质，是强调储备货币发行国所具有的通过贸易逆差和对外负债，创造国际清偿能力。毕竟一种货币，除了作为价值尺度和交易媒介之外，还需要有非常重要的收藏价值和记账功能。
本币被境外经济体以资产形式持有的数量越多（例如政府债券或可贴现票据），意味着境外对本国资本的需求量也就越大。经常账户逆差＝对外净负债增加＝资本账户顺差＝私人部门净负债（或净资产）＋官方部门净负债（境外官方持有本币储备资产增加）。
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有贸易或经常账户逆差，输出本币，才能成为储备货币。这时，货币国际化与国际收支平衡形成了良好的契合。反过来，如果一个国家的资本流入长期用于弥补贸易或者经常账户赤字，该国就难以形成外汇储备的积累。
正如20世纪20年代的道威斯计划和50年代的马歇尔计划，它们充其量只是帮助德国和二战后欧洲美国盟友解决了进口美国商品的支付能力问题，唯有到后期这些国家转为贸易顺差，才具备外汇储备的增加能力。
虽然以资本项目渠道输出本币的方式，可以促进本币成为储备货币，但却是一把双刃剑，也有可能反过来制约本币成为主要储备货币。在经常账户顺差的情况下，如果私人部门对外资本净输出，意味着官方部门对外净负债增多，这将部分抵消私人部门资本输出的努力。
而如果私人部门对外资本净输入，则必然进一步推高本国官方外汇储备资产的积累，也就是官方渠道的外汇资产运用需进一步释放。这时，本币国际化就会给收支平衡增压而非减压，最终有违减轻对储备货币依赖的初衷。
1960年代，“特里芬困境”叠加约翰逊时期的“伟大社会”计划，以及越南战争的泥潭，共同导致美国的国际收支状况急剧恶化。许多西方国家对美元的价值能否保持稳定提出巨大疑问，对于依靠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所享有的“过分特权”亦愈加不满。
1964年9月法国财政部长德斯坦在IMF和世界银行东京年会上提出了解决国际收支不对称问题的方案。法国希望建立一个以黄金为中心的“共同储备单位”，各国可以根据自己黄金储备的多少来认购CRU，黄金和CRU在保持一个固定的比例下共同流通。
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1926.2.2-2020.12.6）
这一计划的核心在于打破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与黄金之间的特殊勾稽关系，同时强化黄金作为“货币之锚”的角色，进而变相稀释和分享美元霸权。一战后的15年内，法国曾拥有仅次于美国的黄金储备；二战后的15年内，法国又一次试图凭借黄金问鼎世界金融格局。
1965年，戴高乐政府大幅减持美元储备，逼迫美国减少贸易赤字，改革不对称的国际货币体系。值得注意的是，法国人不仅自己向美国兑换黄金，而且还支持包括阿尔及利亚、西班牙等国将持有的美元储备兑换为黄金。
1967年夏，法国宣布退出旨在维持黄金与美元比价的“黄金总库”运作机制。其结果是市场对美元和英镑的投机风潮盛行，布雷顿森林体系摇摇欲坠，以至于第二次美元危机的全面爆发。
德国联邦银行当时也考虑步戴高乐的后尘，将美元储备兑换成黄金，但在美国政府以从德国撤出美国驻军相威胁下，时任德国联邦银行行长布莱辛亲自向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鲁萨保证德国联邦银行将不会改变储备管理政策。
驻德美军基地分布
美国二战后在西德有20多万驻军，一方面是为了防止苏联入侵西欧，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防止重新武装后的德国东山再起。这一安排是战后以北约为中心的大西洋安全格局的基础，使得处于东西方对抗桥头堡地位的德国不得不以“安全问题”为重。
美国时任财政部长福勒更是向西德经济部长席勒明确说明：美国不可能主动紧缩国内经济以调节自身的国际收支失衡问题，而德国人也不能以此为借口拖延美国所倡导、创建的特别提款权（SDR）方案。
在1969-1971年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助理，负责协调白宫对外经济事务的伯格斯坦在1975年写道：“的确，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顺差国，德国明确承诺不将其持有的美元储备向美国兑换黄金，是战后美国能够隔离外部对其（黄金）储备压力的最重要的步骤。”
德国联邦银行原本只想投资于更具流动性和低风险的美国政府短期债券，但现在德美关系之间形成了一种制度性的“货币-安全”安排。在美国和法国之间，德国不得不选择站在了前者一边。
德国人的背刺迫使法国对美让步，同意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方案，逐渐默认美国主导下的多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进程，也就是以创建特别提款权（SDR, Special Drawing Right）机制继续承认美元这一国际储备资产。
1968年5月，法国国内爆发声势浩大的学生示威抗议运动，并且最终演变成全国性罢工游行活动导致整个法国社会一度陷入瘫痪，戴高乐也因此事件下台。法美这次争夺“国际货币权力”的较量，暂时以法国失败画上了句号。
可法国反美势力的退场和SDR机制，并不能真正转移美国的黄金兑换压力。1971年，美国对美元只有44%得到了黄金保证。因此美元信用迅速下降，第三次美元危机爆发，国际金融市场又一次出现了抛售美元资产抢购黄金的浪潮。
对此，尼克松单方面宣布关门“黄金窗口”，终止以美元兑换黄金的义务，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瓦解。而出于保值和避险的需要，德国马克由于其稳定的币值和德国国内的低通货膨胀而受到了市场疯狂的追捧。
与美国不同，德国并没有一个发达的金融市场，是发达、完整、极具竞争力的现代工业体系为马克国际化提供了坚实的支撑。以“德国制造”为核心的全球产业链，来保证其他国家对德国马克的需求。
战后60年代的联邦德国，出口增长迅猛。其长期保持着“出口冠军”的位置，出口额占全球总额的10%左右。与美、法等国不同的是，联邦德国出口产品的80%以马克计价，这极大地提高了国际市场对德国马克的真实需求。
在联邦德国的出口产品结构中，汽车及其零配件、机械设备、化工产品、钢铁和其他金属制成品，以及电子电气设备这五类产品超过了德国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是高端工业制成品领域的核心和集中代表。
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制造业工业有两类内部治理结构完全不同的企业类型。第一类是宝马、大众、西门子、巴斯夫等世界知名大型跨国公司，其知名度和媒体曝光率相当高，内部有着复杂的股权和治理结构，与国际金融市场关系密切。
第二类则是那些年销售收入不超过10亿美元、市场占有率位居全球前两名或者欧洲第一，但社会知名度低的中小型“隐性冠军”企业。之所以称为“冠军”，在于这些中小企业从不以价格和数量取胜，而是凭借不容易被模仿或者替代的产品竞争市场。
从效率和绩效的角度来看，相较于第一类大名鼎鼎的德国企业，第二类股权和组织结构简单，与金融市场关系疏离的“隐性冠军”企业才是德国工业真正的基石。他们往往具有高度专业化、高质量和技术创新型的特点，创造了近70%的工作岗位，占德国企业总数的95%。
德国1000多家“隐形冠军”企业，有一次创建高峰。一次是1750-1870年间，诞生出很多“百年老店”；另一次则是二战之后的1946-1973年间。众多极具竞争力的中小企业，共同掌控着全球产业链和相关生产要素的交易与分配。
这是联邦德国马克在1970年代国际金融市场受到青睐，并最终成为各国政府官方储备资产最为重要的微观基础。1972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年度报告中，第一次提到了德国马克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和作用。
正如前德国联邦银行行长埃明格所说，由于美元的持续走弱，以及源自美国资本流动所造成的频繁动荡，最迟在20世纪70年代初，德国马克作为欧洲最为坚挺的货币“不情愿地”成为了美元的“对手”。
德国马克的崛起与欧洲货币联盟的刍议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国际货币体系进入了一个“无体系、有合作”的时代。黄金非货币化的同时，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合法化。冷战双方与第三世界新兴经济体难得的蜜月期，促成了这一经济史奇观。
世界各国主要发达国家的外汇政策框架，都因为国内物价水平相对稳定，货币政策规则明朗，实现了“大温和”。全球化吸引了更多的国家加入改革开放阵营，各国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更容易达成信任和合作。
然而，牙买加体系依然没有消除特里芬难题的魔咒。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经常账户赤字陡增，新兴市场积累了大量预防性的外汇储备，大举投资美国国债。在形成长短期利率倒挂的“格林斯潘困惑”后，助推了资产泡沫的膨胀。
美元币值的持续动荡，使得事实上以美元为参照货币的“蛇形浮动”给投机资本创造了大量可乘之机。数额巨大的美元资本为了赚取套汇利差频繁地在美国和欧洲，以及“蛇形浮动”参加国之间大规模流进流出。
在这种情况下，为应对“尼克松冲击”而维持的“蛇形浮动”成本越来越大。同时为了缓和石油危机所造成的经济衰退，美国不顾自身逆差规模，仍坚持宽松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结果造成了全球性大通胀。
在全球性“大通胀”的背景下，欧洲各国怀疑美国是否有决心紧缩货币政策，减少逆差，缓解储备大量流入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在德国人看来，美国人丝毫没有解决国际收支逆差的政治动机，更没有认真对待它所有关于改善国际收支逆差的声明。
凡是经历过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震荡的欧洲人，都清楚地认识到：再死守美元体系，无异于与虎谋皮。唯一的出路，就是使欧洲经济逐步减少直至彻底摆脱美元的影响，也就是需要一个“去美元化”的过程。
而对于如何走出美元陷阱，德国一方面在具体的政策层面通过马克主动升值和灵活的利率政策来抑制通胀，稳定物价；另一方面倡议建立一个永久性固定汇率的货币联盟，并表示在成立后，愿意交出一部分外汇储备交由欧共体机构管理。
此时由于德国持续、大量的贸易顺差，不仅美国，欧洲国家也向德国施加压力，敦促德国刺激国内需求削减贸易盈余，让德国承担调节国际经济失衡的负担，而这恰恰是德国所不情愿做的。
建立欧洲货币体系，可以名正言顺地将调节负担合理地分配给体系内其他国家，从而避免激化与欧洲伙伴国的贸易摩擦。在先前货币战争中落败的法国方面，同样有着组建欧洲货币体系的意愿。1968年的教训表明，不联合欧洲，法国根本无法凭一己之力对抗美国资本。
1974年4月，蓬皮杜去世后，德斯坦上任。这位戴高乐政府曾经的财政部长，亲历了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法美货币战争的全过程，因此他非常清楚直接去挑战美元的主导地位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
更有效、阻力更小的路径是避开与美元的直接冲突，在美元体系之外“另起炉灶”，在美元和欧洲国家货币之间建立起一道防火墙，从而达到隔离美元风险的效果。欧元概念对德法两国而言，不再仅仅是一种想象中的货币，而是其核心国家利益之所在。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意味着战后“货币共识”的破产。《史密森协定》作为迄今为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最后一次达成的全球性货币安排，虽然表面上没有刀光剑影，其背后所呈现出来的，却是美国及其盟友由讨价还价走向谈判决裂。
也正是在欧洲人已经放弃货币安排上与美国人事实上达成的“战后共识”的背景下，“施密特-德斯坦倡议”顺利获得其他欧共体成员国的赞同。而且，为了获得“欧元”制度保证和政治合法性，德国方面对过往晦暗、幽缗的历史做出深刻检讨。
作为亲身参加过“二战”的德国领导人施密特，深知欧洲各国所说的“危险”，是指德国的强大和单边主义路线给邻国带来的恐惧和不安，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德国在欧洲陷入被孤立和遏制的不利境地。
赫尔穆特·施密特（1918.12.23-2015.11.10）
这种地缘政治考虑是德国传统的外交理念，可以一直追溯到德意志帝国第一任首相俾斯麦，也是被战后自阿登纳以来历任德国领导人所遵循的对外关系原则。现在德国要承担起欧洲经济驱动的重任，就必须直面一战和纳粹党。
为此，德国历届政府领导人虽然不断更换，但皆承认战争责任，对战争所造成的伤害进行忏悔和赔偿。1970年，西德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起义纪念碑下跪之后，1995年德国总理科尔再次跪在二战死难者纪念碑前。
二战后德国文艺作品要么通过战争场面的客观描述揭露战争残酷和惨烈；要么，通过描述受害者的悲惨境遇，揭露法西斯罪行，反省德国法西斯主义带给世界人民的苦难；要么追溯和回忆，直面德国人之于纳粹上台应当承担的责任。
在德国人的不断反省之下，欧洲共同体进程迈出重要一步。当时欧洲有两种中央银行模式可供选择，一种是英法模式，另一种是德国模式。其差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央银行追求的政策目标，二是规范中央银行运行原则的制度设计。
在英法版本中，欧洲央行要实现多个目标，诸如稳定物价、烫平经济周期、维持充分就业、实现金融稳定。德国模式则不同，欧洲央行要以稳定物价、保证高就业水平作为首要目标。其他目标的实现，也必须以不危及物价和就业为先决条件。
英、法两国的方案赋予欧洲央行很大的政治依赖性，即，一个货币政策要经过财政部长的批准。而德国则认为欧洲央行必须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可以自主决定有关利率政策，不受当局干扰。
经过一番唇枪舌剑，欧洲精英选择了德国模式。究其原因，在于融资能力作为一种稀缺资源，从流量上看，在某个特定时期或节点上社会财富和资源是一定的。这种强烈的“排他性”和“竞争性”注定了只有财政坚实、税收合理的德国才能执欧洲牛耳。
1949年，西德颁布《波恩宪法》，宣布实行联邦制，并对有关税收权限及收入进行了规定和划分。按照立法权集中、执行权分散的原则，德国的税收立法权基本由联邦掌握。联邦已开征的税种，地方不能再开征。这与同样实行联邦制的美国和加拿大等国明显不同。
联邦政府的征税范围具体包括：关税、消费税、保障税、交易营业税、道路维护税、证券交易税，汇兑税、所得税和增值税的附加税，以及为帮助前东德地区发展而开征的特别税种——团结税。
州和地方政府对财产税等地方税种拥有较大权利，可以自行规定税率、减免和加成等。州一级负责财产税类和行为税类，具体为财产税、遗产税、赠与税、地产购置税、机动车辆税、啤酒税、消防税、彩票税、赌博税和盐税。
地方政府在上缴给联邦和州各9%的企业营业与资本税之后，自行承揽土地税、饮料税、狗税、狩猎税、钓鱼税、酒类营业许可税等地方消费税和奢侈性开支的税收。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比重，大体保持在51%、36%、13%。
在政治学角度中，联邦制就是指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在一定范畴内处于同等和独立地位的政治架构。但在财政学看来，在一个存在多级政府的政治结构中，每一级政府都不是致力于执行所有的公共部门职能，而仅是执行能够胜任的工作。
一个国家是否实行财政联邦主义，不在于其政体类型是联邦制，还是单一制，只要其各级政府在财政收支方面有明确的分工，各级政府的财政决策反映的是各自辖区内居民的需求和偏好，那它实行的就是财政联邦制。
也就是说，今天德国实行得联邦制财政管理体制，但很大程度上却并不是按照德国各州自愿组建的。况且，财政联邦主义视角下的税权与与收入划分、事权与支出责任归属，与政治学上的联邦制又有所不同。
独特的历史发展与现代化进程，促使德意志尤其是莱茵兰地区演化出以均等化与激励机制并存为主要特征的财政税务结构。这种均等化与定向激励理念在德国已经深入人心，无论富州和穷州都一致认同，也符合欧洲发展不平衡的现实经济状况。
所谓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正是联邦德国在这种财政-税收体制的基础上，探索出的一条迥异于英美和普鲁士德国的资本主义道路与基本经济哲学框架，其主要特点是试图兼顾自由市场经济和社会保障与公平。
欧洲各国虽在冷战中处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但却拥有一众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左派政党。英国工党、德国绿党、法国共产党、欧洲社会党等左派一般都主张增加财富和机会的重新分配，以改善社会不平等现象。
当然，对公共福利的倡导不意味着对市场机制的拒斥。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似乎在美式资本主义与苏式社会主义之间，给欧洲人提供了一条“第三条道路”，也让德国版的欧洲央行备受欢迎。
21世纪以来，德国经济面临的困难，多成为一些舆论质疑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可持续性的重要依据。但总的来看，当前德国经济面临的主要不利因素更多来自外部输入。能源与粮食危机、供应链问题和全球性通胀，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和挑战。
事实上，德国仅年来的出口额仍有几百亿的欧元顺差，显示其传统产业竞争力的韧性。民众生活虽受到物价因素严重影响，但社会经济秩序仍相对稳固。德国的真正威胁是伊斯兰裔移民的灌鸠和渐趋复兴的极端右翼势力，但唱衰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为时尚早。
欧债危机：德国国际货币权力的扩张与阴影
欧元的诞生，表面上宣告德国马克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实际上，德国马克从未消失，欧元在本质上是马克存在的另一种形式。而且，欧元反而进一步放大了原先德国所拥有的“国际货币权力”。
第一，欧元的治理模式和货币政策理念完全是德国化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整体移植的是德国联邦银行模式，这保证了德国对未来共同货币的控制力，使德国的“国际货币权力”不会因共同货币的引入而受到侵蚀。
第二，欧元的引入一劳永逸地消除了欧盟统一大市场内部的汇率风险，并且实质等于让德国获得了相对“便宜”的汇率，其在欧盟中的竞争对手无法再通过货币贬值来赢得对“德国制造”的价格优势。
如果说在“欧洲货币体系”的框架下，其他成员国还具有退出汇率平价的权利，运用货币贬值的手段刺激本国的出口，那么欧元的使用几乎是不可逆的，由于不可估量的风险和成本，成员国退出欧元区的概率非常微小。
这为“德国制造”彻底地消除了成员国之间“竞相贬值”所带来的风险，让原本就强大的德国工业的竞争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到21世纪初，“德国制造”已经牢牢地确立了在欧盟市场中的领先地位。
第三，德国决定了欧盟成员国国际收支调节的方式和融资能力。欧洲内部的资本流由之前围绕英国、法国和德国三个中心的多边循环流动，逐渐变成了主要以德国一个中心与其他欧盟成员国之间的“一对多”的双边循环流动。
德国站在了整个欧洲内部资金流动链条的顶端，扮演着“欧洲银行家”的角色，而法国借欧元来约束德国“货币权力”的初衷则完全落空。特别是随着2009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扩散和深化，这一趋势更为明显。
这场危机在本质上属于相当传统的国际收支危机，也就是以希腊为代表的逆差国，通过大量发行政府债券从资本市场借钱来为本国逆差“融资”，不断地“借新账还旧账”，从而能够维持其国内超过其生产能力的过度的需求。
然而，当源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性金融风暴来临之时，资本市场开始变得谨慎，提高了借款的门槛，希腊和爱尔兰这些逆差国的借款成本突然上升致使其无法从资本市场正常融资，再加上这些国家原本的出口所得就无法抵偿其进口所需，一下子资金链断裂。
在金融海啸之下的德国人意识到单纯依靠紧缩政策并不能有效地应对目前的危机，恢复市场的信心从根本上来说需要欧洲的团结和凝聚力。为此，在危机初期曾试探性地提出要在欧盟层面任命“预算专员”来监督成员国的政府支出，但是遭到了其他成员国的强烈反对。
因为一旦这一提议得到实施，那就意味着实际上德国可以直接拥有对其他成员国的财政监督权。事实证明，决定这场危机最终走向的内在逻辑正是成员国之间围绕“国际货币权力”的博弈。
法国帮助德国约束其他成员国的财政纪律，而德国则不再反对欧洲央行在二级市场上通过短期操作来购买成员国债券，以此为深陷危机的成员国提供流动性，提高其融资能力，摆脱债务困境。
这是德国人在欧元诞生后首次主动在欧洲范围对其掌控的“国际货币权力”的一次积极运用，其效果是强化了德国对欧洲的主导，“德国人的欧洲”不再仅仅只是一种停留在学术层面的探讨，而是在慢慢成为一种现实。
站在美国角度，2007年由次级贷款及其衍生品大规模违约引发的债务危机是一次严重的国际收支失衡。而之所以这次金融危机没有威胁到美元的强势地位，是因为美联储不必再像在之前处在“双挂钩”体系下那样，去捍卫某个固定的汇率水平。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汇率政策协调再次成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重要内容。经常账户逆差国增加储蓄、减少赤字，经常账户顺差国增加消费、减少盈余，根据溢出和溢入效应，重新订立一个新的《广场协议》，是G20多次呼吁的主旨。
遗憾的是，21世纪1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政策协调遇到了极大的阻力。世界各国贫富差距、增长乏力、债务包袱等问题层出不穷，社会不满情绪高涨。如何加强利益不同、立场各异的国家展开合作，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从这个意义上讲，欧元其实是德国马克国际化的“升级版”，它接续了法郎对美元的挑战，将美国资本驱逐出欧陆，并让德国获得了单单运用马克根本无法实现的更为强大的“国际货币权力”。
德国马克之所以能够崛起，直接原因就在于20世纪60、70年代持续的美元危机给其打开了一个难得的“机会窗口”，而欧洲和美国之间在货币理念和国家利益上的根本冲突让德国马克有机会能够在欧洲货币联合的旗帜下获得了制度性的国际化动力和保障。
德国人将自己取得和保持“国际货币发行国”地位的这种国家利益追求巧妙地“隐藏”在了“隔离美元对欧洲的风险”和“欧洲一体化”这一对所有欧盟成员国而言都无比“政治正确”的集体行动中。
从而在国际政治博弈中，马克“国际货币”地位的确立和稳定提供了政治制度与合法性保障。马克国际化与美元流通域在欧洲的萎缩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马克崛起的背后是欧美围绕“国际货币权力”所进行的激烈角逐，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更重要的是，与美国发达的资本市场和石油控制对美元国际化的强有力支撑相对应，德国极具竞争力的现代工业体系为马克国际化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德意志民族的实业立国理念及其传统，成为创造的“经济奇迹”力量的源泉。
可正是欧洲各国对德国工业品和信贷供应的依赖性，致使德国在希腊危机中的应对措施充满争议。欧洲似乎成为了专属于德国人的欧洲，欧元区成员国将货币主权让渡给的是欧盟这个未来主义式的超国家机构，而不是德国。
2010-2015年，欧洲舆论场上阴谋论沉渣泛起。有人认为，通过欧元来锁定货币汇率，可以让德国以其他国家的不幸为代价，不断积累出口盈余，欧元只不过是德国掌控欧洲的金融工具。
高涨的反德阴谋论对英国脱欧无疑产生一定影响，凯恩斯在其1919年的著作《和平的经济后果》中有一句名言，一时间被广泛引用：颠覆现存社会基础最精妙、最可靠的办法，莫过于摧毁它的货币。
在各国媒体笔下，欧元区的矛盾常常被简化为债权国与债务国之间的竞争和冲突关系。可这种简单的二元对立，无助于对欧元区形成深度理解。何况，在主宰欧元区经济根基的德国，同样有民众不满于欧元区的制度设计。
欧债危机发生后，一个德国小报质问：凭什么德国人要到67岁才退休，且只能拿到平均工资46%的退休金？要知道，希腊人不仅退休早，退休金通常还能达到平均工资的80%，且人人都在旅游或在其他地方大手大脚地花钱。
作为典型的财政收支相对平衡国家公民，德国人本能地感觉到，德国是欧元这套复杂的金融系统的输家。那些陷于持续经济困境的南欧穷国，是咎由自取的后果。他们无端制造财政赤字，无法恪守审慎的税收纪律。
尽管欧元区挺过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最高潮时的危险风浪，但债务积累和紧缩政策在重重质疑声中，致使刚刚获得一点喘息的欧洲货币联盟又迎头撞上批判炮火。德法之间关于央行经营理念的裂痕，也在新世纪不断加大。
德国人强调规则、责任和义务，关注最后贷款人制度引发的道德风险，关注最后贷款人行为对货币政策的破坏，希望设计出强有力的约束条款，使货币政策免于受政府财政控制，并严格控制政府债务及债务上限。
而法国的经济理念则是，规则应当受制于政治过程并可以重新协商，危机管理需要灵活应对，不应限制政府自由行动或自由借贷，货币政策除维护价格稳定外还要服务于经济增长等一般目标，盈余国家对于国际收支失衡也应采取行动。
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恶性通胀和纳粹集权专断的危害，让德国人对财政纪律百般看重，不敢丝毫放松；而法国精英们则深刻吸取第三共和国的失败教训，希望建立一个保持灵活性，能够引导宏观经济增长的有为政府。
以上种种，皆指向一个相当严峻且深刻的问题，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内在缺陷。老一辈欧盟元老们原本希望，被赋予独立地位的欧洲央行可以凭借强大的博弈能力，克制赤字和其他若干不规范问题。
看多了美联储1970年代在国际市场上霸道行径的欧盟元老们，为此特意设置了“不救助条款”，着重说明欧洲央行不得直接购买政府债务，任何债务货币化的救助行为，以及财政救助都是不合法的，而且这一限制已经被正式纳入国际条约。
然而，在现实运行中，欧洲央行在2010年遭到19个财政当局的道德“围攻”。欧洲各国财政部门的官僚群体视“不救助条款”为无物，国家层面的财政再分配机制，个人层面的失业保险制度，都成为欧盟体系下不公平的风险共担机制。
欧盟外围国家的风险偏好被人为拉高，反正危机来临时有大国买单。而在个人层面，贫富分化在加剧。比如意大利南部公务员群体的标准工资，远高于当地私企的正常工资。考虑到近年涌入的中东难民和鼓励生育的优免政策，公共福利救济事业又沦为笑话。
德国人主张，通过浮动汇率机制和财政统一、再分配体系即可应对不对称冲击，只是条件是要以整个欧盟经济区域内的劳动力和资本自由流动。而这对于那些处于欧元区弱势地位的国家而言，代价是巨大的。
浮动汇率机制下资本完全自由流动时的财政政策
浮动汇率机制是可以达到一定平衡，但注定会被套利这个“原罪”拖累；财权集中于布鲁塞尔的提议，无形中坐实了德国“欺凌”其他欧洲小国的嫌疑。欧洲人开始普遍担心，德国是否会像普鲁士般，重走“特殊道路”。
结语
总结美元与马克国际化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本币对外输出无非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货币发行国贸易逆差，通过经常账户输出本币；另一种是货币发行国贸易顺差，通过资本项目输出本币。对我们的启示大体上有以下三点。
第一个引人深思之处在于，我们不要给汇率浮动机制、外汇储备干预以及资本监管三个工具做出价值判断，贴上道德标签。让汇率涨跌，属于价格出清；用外汇储备干预和实行资本流动管理，属于数量出清。
它们本身都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而是各有利弊，事前难以做出精准的评判。而且，利弊是动态演化的，并非一成不变。政策目标应该尽早确定，一旦定了就不要变，手段、工具要同目标相匹配，以提高目标承诺的可信度和实现目标的可能性。
首先看汇率方面。根据著名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一个高速成长的经济体通常会出现本币对外升值的情况，即“强势的经济、强势的货币”，但这种升值未必就会造成本币被高估。
因为经济高速成长通常会伴随着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提高，汇率被高估还是低估，主要是相对于均衡汇率而言的，而非本币币值或物价水平。如果均衡汇率的升值快过市场汇率，那么这种升值就是无害的。
汇率有两种标价体系，一种是直接标价法例如人民币，即以本币表示1单位外币的价值；另一种是间接标价法例如美元，即以1单位本币表示外币的价值。也就是说，汇率贬值/升值皆有两种表达方式：一个是depreciation/appreciation，另一个是devaluation/revaluation。
二者中文同名却不同义，经济含义与政策含义更是大相径庭。前者是指浮动汇率制度下，由市场供求关系驱使的汇率水平变化；后者是指名义或者实际固定汇率制度下，由官方人为主导的汇率水平调整。
由于市场汇率具有资产价格属性，是一个快变量，而均衡汇率变化是一个慢变量，市场汇率相对于均衡汇率会出现超调（overshooting）。这就是浮动汇率的好处，通过交易试错的方式，让市场汇率围绕均衡汇率上下波动，同时又不能背离均衡汇率太远。
维持汇率稳定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不能把汇率维持在一个明显高估或者低估的水平上。汇率政策不是要守一个点，而是一个区间，有一定的弹性。具体情况如何，需要做更加严谨的量化分析，而不是匆忙下一个定论。
还需要考虑到的一个问题是，汇率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国内外信心锚的功能。当货币超发严重，杠杆率高，物价水平与生活成本上升，本币必有一贬，升值只是趋近均衡汇率水平，并不必然形成汇率高估。
而在通缩环境下，为对冲而对冲，市场流动性过剩，不能被实体经济吸收，就有可能造成金融市场上泛起资产价格泡沫。最后，外汇占款下降，对央行资产负债表有收缩作用。总之，并没有所谓的最优解。
其次看外汇储备问题。外汇储备的多寡并非一个绝对的客观指标，而是市场感受，有其主观性。外汇储备越降、持续的时间越长，对市场信心的冲击就越大，就会形成预期自我强化、自我实现的恶性循环。
我们不必过分担心外汇储备的损耗，因为外汇储备不仅仅要熨平汇率市场的波动，还是国民储蓄的一种形式，一种战略资源。特别是在境外炒家用言论和舆情煽动“外汇储备枯竭”时，我们更要识破和揭露这种伎俩，遏制市场恐慌情绪。
最后看对资本外流的管制问题。从理论上讲，只有经常账户顺差才能成为对外净债权国：经常账户顺差反映为对外净资产增加；经常账户逆差则意味着对外净资产减少。资本外流的正规渠道无外乎“藏汇于民”和“债务偿还”（或债务去杠杆）两种。
所谓“藏汇于民”，即境内经济组织机构和高净值个人通过增加外汇存款、出口延收和进口预付，以及对外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存放和贷放境外等手段，进行的外汇资产或境外资产配置行为。
所谓“债务偿还”，则专指境内企业通过减少国内外汇贷款、本外币外债，以及进口延付和出口预收等形式，也包括境外主体减持存款、债券和股票等人民币资产，以及减少直接投资等方法，加速偿还前期借入的外币债务，利差交易平盘，以及减持本币资产。
值得注意的是，“藏汇于民”不是资本外逃，无论从资产负债端还是从交易性质上看。如果对外负债是以本币计价，那么对境内主体来讲便不存在货币错配；外汇市场上的买入和卖出理应承担本该承担的风险与损失。
正常的外汇管制并不会影响一个经济体的对外开放形象，或者影响本币的可自由使用地位，根本没有必要将资本管制妖魔化。实际上，危机后全球津津乐道的宏观审慎政策，恰恰是一种逆周期干预。
只不过有些基于市场的、价格的手段，有些则是出于防范系统性而非个体风险的目的平滑跨境资本流动。如何审时度势地出台有效的逆周期调节工具，以“疏”替“堵”调节跨境资本对冲措施，才是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旦未来因为信心危机刺激境内机构和个人恐慌性囤积外汇，并触发境内企业加速偿还外债和外资加速撤离，情况就会变得更加复杂严峻。资本管制除了要对远期结售汇和境外机构非居民人民币存款征收风险准备金外，还要加强银行结售汇和人民币跨境收付的柜台真实性审核。重拾市场信心，是稳定外汇市场的基础；加强市场沟通，是防止市场恐慌的关键；实现汇率能涨能跌的双向波动，是推进汇改的方向。
第二个经验是固定汇率与资本自由流动是危险的政策组合。不论大国还是小国，只要固守某个汇率水平和某个汇率区间，就容易招致货币攻击。20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是小型开放经济体货币被攻击的经典案例；20世纪60年代美元亦会被做空。
20世纪80年代中期固定汇率制解体，全球进入浮动汇率制与固定汇率制并行的时代。现在讨论的汇率政策方案可归为三大类：一类是重归盯住美元；一类是有管理浮动（参考一篮子货币等）；一类是完全自由浮动。
重归盯住美元方案，优点是能暂时缓解市场恐慌和本币贬值压力，赢得国际赞誉。缺点是不能消除由于基本面持续偏弱带来的资本外流和汇率贬值压力，一旦外汇储备加速消耗，最终会诱发市场恐慌。而且，盯得越紧，就越要求加大资本管制力度。
有管理的浮动方案，实质是基于渐进性贬值或一次性贬值。渐进性贬值的优点是短期内可以减轻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应对国际质疑；缺点是容易刺激贬值预期，加速资本外流，加大外汇储备消耗，从而要求更大力度的资本管制措施。
一次性贬值的优点是因调整幅度较大，短期内有助于抑制购汇需求，减少外汇储备消耗，对资本管制的需求较小；缺点是可能会给实体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不排除暴露出一些债务偿还风险（如钢铁、石化、有色、航运、地产等美元高负债行业），导致贸易摩擦。
完全自由浮动方案，优点是本币汇率可以加速调整到位，降低对资本管制措施的依赖，短期内重振投资信心；缺点是汇率超跌是大概率事件，如果基本面继续恶化，汇率可能会进一步贬值，酿成信心危机，导致居民加速境内外资产的多元化配置，触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总之，从来没有什么最优的汇率制度或汇率政策选择，单边升值驱使的货币国际化更是异想天开。一种货币经常项目可兑换，需要符合以下三个标准。一是避免歧视性货币安排，境内不得有两种以上，且汇差超过2%的汇率。
二是避免对经常账户对外支付和转移施加限制，只管汇兑不管交易本身。三是承诺兑回非居民近期与居民经常账户交易中获得的本币，如贸易以本币计价时外方取得的人民币，可以通过向银行购汇的方式汇出，等等。
第三，大力推进外汇市场建设一直是完善汇率形成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建立具有足够深度和广度的有充分流动性的外汇市场，才能进一步发挥其资源配置、价格发现和风险规避的功能。
境内外汇市场出现涨跌停，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外汇市场深度广度不够、流动性不足的问题。非银行金融机构进入银行间外汇市场；适当放宽境内金融机构参与境外本币外汇市场的限制；加快在岸市场本币外汇衍生品交易的发展。
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原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日渐落伍。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也无助于我们准确把握汇率的本质，经典的购买力平价论、利率平价论在解释汇率实际波动时都显得捉襟见肘，理论严重落后于现实。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全球联通的外汇市场时时刻刻都在交易，汇率受到各种瞬息万变的因素影响是一种典型的高频数据，而无论是物价水平抑或利率，都是变化迟缓的“慢变量”。用“慢变量”很难解释“快变量”。
蒙代尔不可能三角更告诉我们，在货币政策自主性、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之间，几乎很难三者兼顾，最多只能选择其中两个目标。展望未来，一个多元、相对稳定的新型国际货币体系的构建，道阻且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