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变，这一名词，在历史的长河中，始终被视为敏感且危险的议题。然而，它亦是权力斗争中屡见不鲜的场景。
从古至今，诸如望夷宫之变、先天政变、神龙政变、唐隆之变、夺门之变、甘露之变、辛酉政变等，不胜枚举。
在这些政变中，仅少数能以迅疾之势取得胜利，而大多数则需经历一番激烈的较量与磨砺。
若要从这些政变中挑选一个最具策略性与观赏性的典范，司马懿发动的高平陵之变无疑是一个杰出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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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变的核心在于“下位者对上位者的挑战”，或是弱势一方对强势一方的逆袭，唯有如此，方能称之为政变。
反之，若上位者清除下位者的威胁，则被视为锄奸行为。
公元226年，即黄初七年正月，魏文帝曹丕不幸早逝，留下遗诏，任命抚军大将军司马懿与中军大将军曹真为辅政大臣，共同辅佐嗣主曹叡。
到了公元239年，即景初三年正月，魏明帝曹叡亦英年早逝，此时司马懿已官至太尉，再次受命为辅政大臣，与大将军曹爽一同辅佐嗣主曹芳。
作为历经三朝的元老，司马懿两次担任辅政大臣，其地位对皇权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此外，在曹爽的支持下，少帝曹芳任命曹羲为中领军、曹训为武卫将军，使得京城军事大权完全落入曹氏之手。
同时，在何晏、李胜等人的配合下，朝廷运作也被曹爽完全控制，司马懿被彻底边缘化，无法参与政令决策。
然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合理的，毕竟曹魏的天下属于曹氏家族。
而老谋深算的司马懿，并不甘心失去权力。
在正始八年（247年），他借故生病辞职，以此作为掩护；同时，他还装出病重的模样，以迷惑曹氏集团。
然而，在暗地里，他却在精心策划一场政变，以夺回失去的权力。
正如古语所言：“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司马懿的政变计划，实际上从他第二次成为辅政大臣的景初三年（239年），就已经开始酝酿。
司马懿预见自身权势终将旁落，早在十年前，便秘密于民间散布培育了一支三千人的精锐死士队伍。
这些力量隐匿于民间，难以捉摸其踪迹，一旦集结，世人皆不知其来源。
诸如何进对抗张让、董承图谋曹操、柳远景反刘子业、曹吉祥对峙明英宗等案例，无不印证了这一点。
司马懿能够维持如此规模的秘密力量而不为人知，其隐秘操作的技巧堪称精湛。
历来政变，多依赖于控制禁军作为基石，诸如唐隆之变、先天政变、甘露之变、周勃安刘、辛酉政变等，皆是如此。
然而，在当时，禁军已被曹氏集团牢牢掌握，司马懿无从插手；加之，宫门守卫亦尽属曹氏亲信，策反之路亦被堵死，故而司马懿无法如同李世民那样发动玄武门之变。
于是，他选择了静待时机，以待对手自乱阵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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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49年，即正始十年正月，少帝曹芳前往高平陵祭拜魏明帝陵墓，曹爽兄弟及其亲信随行，这成为了司马懿千载难逢的良机。
他迅速联合儿子司马师、司马昭等人，发动政变。
尽管司马家族能动用的私兵、仆役及暗中培养的死士总计不过七千余人，但司马懿却巧妙地将这些有限兵力分为四路，其战略部署之清晰，令人赞叹。
其中，司马懿派遣儿子司马师率领一千死士直取永宁宫，控制郭太后。
尽管郭太后并非曹芳生母，但在古代以孝治天下的背景下，太后之名仍具有极大的号召力，且郭太后本就对大将军曹爽心存不满。
因此，她顺势而为，发布懿旨指责曹爽谋反，剥夺了曹爽、曹羲、曹训的职权，从而获得了法统上的正当性。
随后，司马懿又以郭太后之名封锁京城城门，切断内外联系，尽量延缓了在高平陵的曹氏族人得知消息的时间。
派遣敢死队入宫执行任务，亦有其特定要求：这些勇士需与宫廷毫无牵连，以确保行动时毫无羁绊。
另一方面，司马懿亲自指挥第二支队伍，率领四千名私人武装及随从，目标是夺取洛阳武库。
一旦得手，他们将据守洛水浮桥，并利用武库中的武器装备增强实力。
在古代，无论是守卫京城的禁军，还是驻扎于京畿周边的野战军，日常均被限制使用长兵器和重型盔甲，仅允许配备刀剑等轻型武器，同时，各类重型物资及攻城器械均存放于武库之中。
因此，夺取洛阳武库成为了整个行动的关键所在。
司马懿深知其重要性，亲自带领队伍前往。
途中，他们恰好经过政敌曹爽的府邸，但司马懿并未停留，径直前行。
这一决策，体现了高度的战略眼光，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唐朝太子李重俊的“景龙之变”。李重俊本欲率禁军从北门进入大明宫胁迫唐中宗，却因私仇先攻入政敌武三思的府邸，导致错失良机，最终失败。
此外，司马懿率领的四千私人武装及随从的构成也颇具深意。
这支队伍总人数超过七千，其中包括三千名在民间培养的敢死队员。
这些敢死队员被视为消耗品，用于冲锋陷阵，但忠诚度难以保证。
而剩余的私兵与仆从，则均为司马家族的嫡系成员，他们在攻占武库后，能够装备重型盔甲和武器，并掌握攻城器械，从而避免了内部势力的膨胀。
占领武库后，司马懿得以用重型装备武装自己的四千私兵，同时阻止了曹氏集团获取重装备的可能性。
这四千全副武装的私兵，在面对十倍于己但缺乏重型装备的敌人时，仍具备强大的战斗力，成为高平陵之变中司马懿的坚实后盾。
至于第三路，司马懿派遣儿子司马昭带领一千五百名敢死队员，发起了一场不惜一切代价的突袭，并最终成功占领了司马门。
这一战略要地，能够迅速隔绝内外联系，使门外的禁军陷入信息孤立状态。
在历史各朝代的禁军管理体系构建中，一个核心原则被普遍遵循：确保禁军不具备自我行动的能力，简而言之，即“非命勿动”。
这意味着，禁军若未接到明确命令，便不会擅自行动，否则可能面临严惩。
因此，在信息缺失的情境下，他们往往只能作为旁观者。
另一方面，第四支行动队伍由司马氏的亲信司徒高柔与太仆王观组成，他们各自携带郭太后的旨意，在忠诚死士的护送下，分赴曹爽与曹羲的营地，目的是稳住基层士兵，只需保持现状，以便为司马懿争取宝贵的时间。
当这四路行动均告成功后，司马懿便牢牢掌控了京城局势：禁军因未接到来自城外高平陵皇帝的指令，只能原地待命。
同时，曹氏麾下的军队对郭太后的旨意感到困惑，待他们回过神来，司马氏已调动四千装备精良的私兵占据了战略要地。
面对仅装备轻甲与短兵的对手，曹军士气低落，难以提起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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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司马懿见时机成熟，便派遣中立官员侍中许允与尚书陈泰前往高平陵，向曹爽传达信息：京城已被司马氏控制，但曹爽家族宅邸安全无虞，司马懿更以洛水为誓，承诺不取其性命，愿意进行和谈。
然而，曹爽听闻此讯，却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最终竟相信了司马懿的誓言。
实际上，曹爽也别无他法，因为司马懿拥有郭太后的旨意作为后盾，极大地限制了曹氏在高平陵的行动空间。
加之曹军的外部联系被切断，唯一可调动的仅伊水之南的四千屯田军，其战斗力远不及司马懿麾下的私兵与死士。
在政变消息传出后，曹氏也曾尝试向曹爽、曹羲控制的军队营地派遣使者，但老练的司马懿早已料到这一步，使者尚未到达目的地便被死士截杀。
随后，曹爽、曹羲及其党羽如曹训、何晏、李胜、桓范、张当等人，均遭司马懿处决。
一时间，曹氏势力土崩瓦解。
司马懿精心策划并执行了高平陵之变，这一经典政变，其结果是曹氏集团的势力遭到严重削弱，而司马氏家族，则成功夺取了曹魏政权的控制权。
随着“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一说法的流传，最终由司马炎完成了取代曹魏、建立晋朝的历史进程。
然而，正是司马懿这一关键性的行动，使得他在历史上无法与一生的对手诸葛亮相提并论。
尽管这种对比，部分归因于后主刘禅对诸葛亮的深厚信任，但司马懿本人是否也应进行一定的自我反省呢？
作为同样被托孤的重臣，司马懿在民间秘密培养了一支由三千死士组成的力量，这一行为是否真的能够完全瞒过当时的皇帝曹芳？
投稿 | 笔友
编辑 | 徽米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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