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据情报，胡宗南、朱绍良、关麟征、毛炳文等部敌军正向天水、平凉西移，蒋介石并严令他的这些嫡系部队迅速截击我军，阻止我军与陕北军会合。
通渭会议根据这些情况，研讨军事计划，认为停留在甘南地区甚不合算。我们认为蒋介石既能调动十几师的嫡系部队到甘肃来，那末张学良的西北抗日局面，能否形成就似乎大有疑问了。如果我们停留在毛儿盖一带去，而“抗日”的口号已经叫出，再往南退就会影响士气。如果我们突破敌人的包围，向陕北前进，沿途会受到敌军的截击，而且所有红军都挤到缺乏粮食的陕北，反而引动敌军集中包围一处，自然更为不利。
这些情况摆在我们面前，陈昌浩便撤销了他在甘南建立根据地的提议，认为应照原定计划，迅速从靖远渡河西进。他这样很快的接受会众的意见，使得大家都颇为高兴。但多数干部不满陈昌浩这个冲动的主张，指责他独断的进攻岷县，使第九军蒙受创伤，是违背原有军事计划的行动；接着又按兵不进，要求举行会议，延误了渡河的时机。这件事破坏了高级干部间的和谐，也种下了西路军失败的根苗。
关于解决党内争端问题，多数认为我此时不能去陕北，应该集中力量，先执行西进的军事计划，然后再谈党内问题。对于这一点，我声明我主动的去陕北，足以表示内部团结的诚意，一俟西进计划顺利实现，我决这样做。我也说到共产国际已知道我们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又批准了我们的西进计划，两个中央对立的形势也已解决了，四方面军如果能在河西走廊立住脚，莫斯科仍会照原议支持我们，并不会将我们视作是反共产国际的分子。”（张国焘回忆）
或许就是因为内部出现了纷争，连陈昌浩都和他发生共事以来的首次尖锐争论，并违抗他的命令，还以红四总政委的身份下令全军停止前进，逼他前去陕北向中央低头认错，气得他伤心落泪，一度扬言自己不干了，由陈昌浩来带领红四方面军。虽然红四的高级将领们大多数还是坚决拥护张主席，认为陈昌浩此时想取而代之，太不地道。但张国焘终于还是向陕北俯首称臣了。本来张浩的安排是，国焘将临时中央改为直属于国际的“西南局”（北上后改名“西北局”），与陕北是平行关系，但此时他再也挺不下去了。9月26日，他与朱德、陈昌浩、徐向前联衔致电张浩、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请洛甫等同志即用中央名义指导我们西北局应如何组织和工作，军事应如何领导，军委主席团应如何组织和工作……我们当遵照执行”。
张国焘缺乏敢作敢当一意孤行的狠劲，更怕日后承担责任。他明知中央的北上计划不是上策，他们制定的“西进计划”才是最符合当前和将来整个红军利益的正确计划，但他怕被日后当成反中央反国际的罪行，因此竟在强调了这一点后又说：“如兄等仍以北进万分必要，请求中央明令禁止，并告今后行动方针，弟等当即服从”。
张国焘大概是从以往的经验教训中明白，反对共产国际，最终是没有好下场的，陈独秀、谭平山、瞿秋白、李立三都是前车之鉴。陈昌浩的担心当然是有道理的，而红四的那些干部们是不会明白党内高层这种残酷的政治斗争的。于是国焘采取了宁犯政治、军事错误，不犯组织错误的态度。
既然国焘低头认错，毛还会跟他客气？次日即以中央名义下令：“四方面军应即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合，从宁夏兰州间渡河，夺取宁夏、甘西。”
徐向前回忆：“中央来电，明令禁止四方面军西渡。电文说：‘我一、四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完成国际所示任务，分则两处均难占领，有事实上达不到任务的危险。’”
这理由太过牵强，既然要渡河，何处不可渡？既然要北上，河西又为何不可北上？如果朱德等人一开始就听取了徐向前的正确意见，四方面军早就渡过黄河了。即使是按张国焘后来的计划行事也不迟，那时胡宗南部尚未西归，循化、永靖一带空虚，全军渡河仍不是问题。事实上，先头部队已在循化附近的河道试渡过几次。当时天气还没转冷，既然后来能在北面的靖远渡河，当然也能在该处渡河。四方面军过河后，蒋介石怕他们北上打通苏联，必然要分兵拦阻，就无法合围河东的红军，张、徐设想的在河西策应一方面军自靖远渡河也就有可能实现。即使不能实现，四方面军也完全可以在甘西、宁夏一带建立根据地，与陕北根据地形成互为犄角之势，不至于如后来那样，三个方面军被国军合围在一个狭小地带，坐以待毙，甚至准备化整为零，分散突出陕北。
可惜毛却否定了徐向前张国焘的西进计划，让四方面军坐失先机，去与一方面军合力对付胡宗南进攻，指望着打一个大歼灭战后再从容渡河。最后什么也没捞着，还损失惨重，打仗被中央军重创：二方面军受损严重，几乎彻底丧失战斗力；四方面军董振堂的红5军遭到敌机狂轰滥炸，伤亡惨重。红4军与31军也节节败退，无法渡河；渡河只渡过去了30军、9军、5军两万多人马，红四因此被斩为两段。过河的二万一千多人组成了西路军，在中央和徐陈的瞎指挥下全军覆灭，红四的“西进计划”彻底破产。红四因此由盛转衰，八万大军，只剩下一万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