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传播》论文| 传播中的认知域主流意识形态风险及应对

风险，是由于某种或多种变量介入后引发事物稳态的不确定性、危害和影响，不确定性是其重要特征。从数学模型上，风险（Risk）是由概率（Probability）、影响（Influence）、危害（Hazard）三个变量组成的一个函数，其函数关系可定义为：R=（P，I，H）。传播影响下的认知域的主流意识形态风险，可以看作是由于信息传播使得“认知域”这个变量的介入，给“主流意识形态”引入风险，该风险具有不确定性、冲击性、冲突性、隐蔽性、复杂性等特征。

按照马里奥·邦格的模型，认知域CF：CF=（C，S，D，G，F，B，P，K，A，M）是由十个元素构成的十元组，十个元素中只要有一个元素的状态发生了变化，就会引起认知域的变动。现实中，构成认知域的元素远远不止十个，影响认知域的因素也非常之多之复杂，这诸多元素，不仅单个元素的状态是变化着的，元素与元素之间还相互影响不断形成着新的复合因素影响着认知域，它们都诱发和助推着认知域的变动性。认知域的这种变动性给主流意识形态引入了不确定性。由于认知域中的单一元素与多个元素之间、多个元素之间的相互影响，通常是无序的、随机的、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性，影响社会心理，向意识形态领域传导，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稳定性也造成不确定性。因此，由于认知域变动性的存在和引入，明确知道主流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着潜在的风险，但是，认知域元素之间相互影响的无序、随机、不确定，使得主流意识形态领域风险以何种形式、何种角度发生难以把握。从风险函数R=（P，I，H）可知，风险R与风险潜在发生的概率P呈现正相关性，如果能够相对量化地把握风险潜在发生的概率，就能很好地判断风险的情况，形成可靠的风险认知，进而很好地管理风险。但是，由认知域介入下的意识形态风险发生概率无法准确量化，使得对主流意识形态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大小估计困难重重。

虚假信息常常通过社交媒体、网络论坛和传统媒体等各种渠道传播，和真实信息相互掺杂，真假难辨，当人们难以分辨真假信息时，会丧失对任何信息的信任，破坏着社会的信任基础。“历史虚无”与“虚假信息”相似，但更具有潜在的危险性。当历史事件或人物遭到恶意篡改、歪曲或否定时，受到历史虚无影响的人们很容易产生不确定、焦躁和混乱感，更容易相信虚无而否定真实，形成无历史基础的认知域。“虚假信息和历史虚无”歪曲和伪造的认知域，会导致人们对历史事件的理解产生分歧，模糊了现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当人们对滋养他们的国家、民族、社会、文化的信任弱化时，同时也就弱化了他们对共同价值观和信仰的认同，弱化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信任，导致社会的凝聚力减弱，使得意识形态更容易分化和对立，诱发主流意识形态上的信任风险。主流意识形态的信任风险一旦被激发，大众会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缺点无限放大乃至否定其合理性和合法性，使得社会面临进一步的分裂和冲突，加剧社会的不稳定，甚至可能导致政治、社会系统的崩溃。

过去，政府机关部门通过媒体宣传来实现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现在，随着自媒体时代信息来源和传播的去中心化，智能算法通过分析和处理海量的数据，可以了解和判断个体的兴趣、偏好和心理倾向，根据大众的点击、浏览和分享行为，推送和展示符合其兴趣和偏好的内容。例如，一些别有用心的势力通过媒体放大镜放大一些小概率事件使其“在感觉和心理上经常发生”，制造和虚构话题及情节迎合人们好故事、喜围观、易跟风的心理，挑动并传播着恐慌、对立。通过一些低级红高级黑或意淫式的或阉割式的文艺、音乐、小视频、漫画、网络语言等创作，潜移默化地培养着民众严肃事件娱乐化的态度，对权威不信任和对政策随意调侃的感性认知，非理性非逻辑探究问题的情绪。智能算法对认知域的这种操控，会导致人们陷入信息的迷雾中，让个体的认知能力和判断能力残疾化，规模产出“成年婴儿”，对社会群体造成失智危害。当大量人群的思维模式、观点和态度被操纵着，且这些信息所承载的观点与意见和主流意识形态相背离，就会加重主流意识形态被操纵的风险，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将受到严重威胁。

计算宣传对信息的过滤和独特塑造使得大众的认知域容易形成“认知气泡”，即更容易接触到与自身立场相符合的信息，强化了原有的观念和信念，而对于不同观点、价值、立场的接触和理解变得受限，甚至排斥和敌对。这种封闭性的信息获取和传播，强化立场观、弱化逻辑和常识，无形中加剧了不同阵营、群体和社会团体之间的对立和撕裂。还容易助推大众的思维层面形成意识形态的“过滤气泡”，即基于大数据与算法推荐为底层架构，根据用户的地区、独特使用习惯等信息生成独特用户画像，并通过算是为用户提供用户画像的镜像体验界面。例如，在政治领域的计算宣传中，人们更容易接触到与自己政治倾向相符合的信息，而对于其他政见的理解和对话逐渐减少，加剧社会的分化、对立、仇恨、冲突，导致意识形态上的深度分化和对立，“让原本看似真实可信的公共信息也变得岌岌可危” [5] ，加大主流意识形态撕裂风险。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七一”重要讲话中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 [9] 当代中国，坚持主流意识形态就是指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预则立，不预则废，应当采取措施对认知域下的主流意识形态风险未雨绸缪。

由于认知域影响主流意识形态的基本原理贯穿于认知域影响意识形态的全过程和始终，基本方式是认知域影响意识形态的底层有效手段，一旦掌握了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就能在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统一的基础之上灵活应对认知域下的主流意识形态风险。应该加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本原理的研究，分析认知域影响意识形态的本体论前提、方法论基础、价值论取向、活动机制、进化方向等，并在系统论视域下整体而系统地加以把握，形成规律性的认识。应该加强中国优秀兵家文化、谋攻文化、近现代红色谋略文化等的研究，挖掘中国历史上和近现代革命当中成功运用认知战“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生动案例，分析其得以成功背后的支撑性条件，加以总结形成规律性认识，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代中国时代化的物质和精神条件相结合，以继承和创造性发展。应该加强研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美苏争霸的冷战、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战争中运用认知域衍生的认知战影响和攻击意识形态的总体套路、优势方面、薄弱环节；应该加强研究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中的认知战项目助推俄乌矛盾升级的风险现实化路径，以总结间接经验并探索出认知域影响主流意识形态的前沿理论。

国内，应广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激发人民内部的凝聚力和合作精神，使大家团结一心，做到上下同欲者胜，风雨同舟者兴，同舟共济者赢。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激发九千多万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初心使命感，增强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各项方针、政策、路线的理解和认同，让人民心甘情愿地团结在党周围，信任党，拥护党，跟党走。国际上，应发展人民的互联网外交。通过各种国际互联网渠道、平台和媒体，让人民自己展示中国在经济和科技领域取得的瞩目成就，在改善民生、保障人权等方面取得的显著进展，展示中国的创新成果、优秀文化传统、开放包容的社会环境等，让中国人自己叙事中国。推动中国叙事国际化，打破西方话语垄断，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全面、积极向上的中国形象，成为了必须加快完成的一项重任。同时，要加快抢占道义制高点，团结一切国际友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