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志是坟墓内或坟墓上的碑文，分"志"和"铭"，一般为记述死者生平或悼念性的文字。埋葬死者时，刻在石上，埋于坟前。一般由志和铭两部分组成。志多用散文撰写，叙述死者的姓名、籍贯、生平事略;铭则用韵文概括全篇，赞扬死者的功业成就，表示悼念和安慰。但也有只有志或只有铭的。可以是自己生前写的(偶尔)，也可以是别人写的(大多)。主要是对死者一生的评价。
墓志铭在写作上的要求是叙事概要，语言温和，文字简约。撰写墓志铭，有两大特点不可忽视，一是概括性，二是独创性。墓志铭因受墓碑空间的限制，篇幅不能冗长，再说简洁明了的文字，也便于读者阅读与记忆.因此，不论用什么文章样式来撰写墓志铭，均要求作者有很强的概括力。汉朝大将韩信的墓联为:"生死一知已;存亡两妇人。"寥寥十个字，高度概括出韩信一生的重大经历。(节选自《应用写作》月刊1996年第6期《墓志铭写作摭谈》)
造像记
造像记，指各种宗教石窟、神龛等像的制作留下记录的文字。所谓“像”主要指基于宗教信仰而制作的崇拜对象。因此所谓的“造像记”，就是指“制造这些像的题记”。因而这些文字在书写或镌刻之初，皆有相对应的宗教造像。
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盘。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
造像书法
清代考据学、金石学兴起，访碑风气盛行。乾嘉时期著名金石学家、书画篆刻家黄易就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访碑活动家，他常常在荒烟宿莽间孜孜搜访残碑断碣，抚古追昔，往往还作纪游写生《访碑图》，与好友共赏，潇洒风雅，古意盎然。
珍贵佛造像拓片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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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嵩洛访碑日记》中记载，嘉庆元年（1796）九、十月间在河南寻古访碑，看到龙门石窟古阳洞中《始平公造像》、《魏灵藏造像》、《杨大眼造像》、《孙秋生造像》，被端正方刚、质朴雄强的造像记书法深深吸引，遂拓诸遗世，“龙门四品”名声大著。
后来又增为十品，继至二十品，作为龙门造像记书法中的代表作，广被后人仰慕追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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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龙门石窟始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后，经历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和北宋等朝，雕凿断断续续达400年之久。据统计，东、西两山现存窟龛2345个、佛塔70余座，造像10万余尊，有纪年的造像记就近200铺，是魏碑书法当中极其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康有为说：“魏碑无不佳者，虽穷乡儿女造像，而骨血峻宕，拙厚中皆有异态，构字亦紧密非常。”近代结集出版《龙门石窟造像全集》、《北朝佛道教造像碑精选》等，收录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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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像，就是匠师们用石、玉、木、金属等雕成或用泥塑成一定的形象，运用圆雕、浮雕、透雕、平雕、线刻等工法，在这些石质等材料上创造出的各种气势雄伟、生动精美的石雕艺术。古代为生人、亡人或自己祈福，多在僧寺或在崖壁间镌石成佛造像。
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发展步入高峰，特别北朝在佛即君主、禅观苦修思想的影响下，开凿石窟、雕制造像风气大盛。
这些造像一般由武将文臣、贵族豪门，更多则是中层信徒一人或多人出资雕造，被安置、供奉在石窟、佛寺、塔庙等佛教建筑中，石质坚硬，千年不毁。在佛教当中，造像和写经、造寺、造塔等，同具种种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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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像形制大致可区分为单尊造像、造像塔、造像碑三种类型。造像碑的题材、造型风格与同时期的石窟接近，被认为是缩小的石窟，但其雕刻以高浮雕为主，雕琢更加精细。 《景明四面造像》刻于北魏宣武帝景明二年（501），高60厘米，宽56厘米，1953年出土于未央区查家寨。这个造像四面刻有莲花拱龛，龛内皆为一佛二菩萨，中间为释迦牟尼佛盘腿坐像，佛后刻背光，座下刻三个力士，两侧的菩萨立于力士头上，佛和菩萨皆身披通体法衣。拱龛两端刻有台柱、帷幔等雕饰，龛顶部及两边刻32个小佛坐像，下有56字铭文。 这些铭文就是造像记，指的就是各种宗教石窟、神龛等造像的制作留下来的记录文字。有的刻在佛像的台座，有的刻在碑的侧面或者碑的背面，还有刻在龛像附近。造像记的文字内容大多涉及造像名称、造像时间、造像者身份、造像者、为谁造像、造像题材、祈愿内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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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是造像的人为国家、皇帝、父母祈福的宏愿，如《乐安公主敬造弥勒像记》：“大魏太和三年岁次戊午三月廿七日，乐安公主敬造弥勒像一躯，上为国王帝主父母师僧，一切法界众生，咸同斯福。”
《比丘惠荣造弥勒像记》，即写道：“比丘惠荣，仰为皇帝陛下、七世父母、所生父母，敬造弥勒像一区。” 有的则以四至六言骈偶组成的“颂”、“辞”形式，涉及造像的缘起、目的和意义，字数多的近千字，还有的字放大、镌刻面积也随之扩大。
杨大眼，北魏名将，奉命南伐，连拔五城，凯旋归朝时候，路经伊阙时发愿开龛，为孝文皇帝造像一躯，这就是著名的《杨大眼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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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大眼造像龛就位于古阳洞北壁第二层大龛东起第三龛，高253厘米，宽142厘米。造像记就在龛右侧，高126厘米，宽42厘米，盘龙首，长方座，正面刻五个小龛，圭形碑额上刻“邑子像”三字。所刻文字，刊石记功，歌颂杨大眼军功显赫的一生。
而古阳洞南壁的《孙秋生造像记》记载了孙秋生、刘起祖在孝文帝迁都洛阳之时，组织包括官居四品的职事官在内的二百人造像作愿，祈“国祚永隆，三宝弥显”，表示对北魏王朝的忠诚。 我们看造像记上，都刻有供养人的姓名。曾任官职者，题名前多会缀述其职；僧尼即冠以比丘、比丘尼、沙门、沙门统、沙弥、邑师、维那；平民背景的男女信众，则自称佛弟子、清信士、清信女、优婆塞或优婆夷等；若属邑义成员，即加冠邑主、邑子、邑老等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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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造像有的仅由一人出资雕造，有些则由数十、百人共同捐造。《东魏李道赞率邑义五百余人造像碑》，现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正面碑额刻佛像一旁四尊，上层雕刻二狮对舞及其他人物。中层园林屋宇，下刻小佛像二列二十躯，最下层刻高23厘米、宽19厘米的造像记近九百言。碑趺长方形，四面刻各类人物。
碑阴额刻佛像，下刻竖27排、横16个的小佛龛共432个，每一佛龛旁刻题名一人，总共就有432人。 碑两侧镶刻莲花和忍冬精细纹饰，雕刻构造精细，图文并茂，形制特别巨大，堪称造像工艺的杰作，被定为造像碑之冠。
从造像题名看，地位最显赫的要算寺主镇东将军林虑太守赫连子悦，虽然碑阴上另有都邑主李道赞的题名，其余的将军、菩萨主、都维那、光明主、八关斋主，都是邑义五百人中的各个方面的代表和首领，应该也是造像的主要出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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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碑的雕刻历时12年才完成。今人研究称，整个造像过程是由流行于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社邑组织来完成。
从北魏初年起，北地盛行一种一族一村等的佛教组织，叫做“义邑”，又叫邑义、邑会、法义，以营造佛像寺塔等为机缘而结成的信仰团体，主要分布在云冈、龙门、天龙山等石窟一带。
这个组织即由僧尼和在家信徒构成，而以信徒为主，组织的职能是筹集造像所耗费的资金，以及造像前后所需要举行的各种仪式。
后来逐渐发展，兼及于修建窟院、举行斋会、写经、诵经等佛事，它的首脑称为邑义主、法义主、邑主、邑长等，成员称为邑义、法义、邑子、邑人、邑徒等，而以教养更高的僧尼为指导，称为邑师。
这样在造像的过程中形成寺院内外的组织，负责整个工程的具体事项和前后仪式的安排。有了造像的主要出资者和足够的资金、有序的组织，这样就更方便实现了比丘、比丘尼以及普通村民的造像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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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平公造像记》，全称《比丘慧成为亡父洛州刺史始平公造像题记》，就是由孟达撰文，朱义章书写，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二年（498）九月十四日刻于龙门古阳洞北壁。
而景明三年（502）五月造讫的《孙秋生刘起祖二百人等造像记》，则由孟广达撰文，萧显庆书写，但邑子题名只刻出139人，加上碑额和发愿文中提及的4人共有143人。
经查证，其中题名有数人就参与了龙门其他邑社的造像过程中。可以得出，以孙秋生、刘起祖为首的义邑，是当地开龛造像比较成熟而有名气的一个组织。 就这样的一个组织，其中人员各司其职，各主其工，雕造完成了一尊尊佛像艺术精品。但由于附着于造像的造像记文仅作记事之用，制作者又多是这些教育程度不高的工匠、村俗，因而造像记的整体书法风格大多鄙拙粗陋，而一直不受重视，处于尘封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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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康有为明确提出“魏体”、“魏碑”这样的概念，他说：“北碑莫盛于魏，莫备于魏”，“凡魏碑，随取一家，皆足成体，尽合诸家，则为具美。虽南碑之绵丽，齐碑之逋峭，隋碑之洞达，皆涵盖渟蓄，蕴于其中。故言魏碑，虽无南碑及齐、周、隋碑，亦无不可。”
晚清以来，人们学习的“北碑”主要是魏碑，就是北魏迁都洛阳之后四十年年间书刻的“魏体”，这其中就有这些造像记。其书风与书体，体现出当时特殊的时代和地域精神。
这一类北魏早期造像记的书法与当时南朝流行的二王书风截然不同，是北魏继承北方“五胡书道”传统的佳迹，反映出中国北方在长时期受外族控制下，文字隶变脚步较慢的实证。
“龙门二十品”之一《郑长猷造像记》，康有为盛赞称之为“上为分书之别子，下为真书之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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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红记博士研究认为，北朝关中地区造像碑题记书体（造像记）在北魏时期形成的以“平画宽结”的“长安书体”和“斜画紧结”的“洛阳体”共同构成了“魏碑体”书法的两大主要特征。
长安书体，结体宽博，横平竖直，书风舒朗淳厚，简朴超逸，更具有民间性和普遍性，对西魏、北周的造像记书体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演进过程与我国北方民族的融合和发展紧密相关。
从北魏早期的“以隶写楷”到“以楷写隶”，再到最后的规整、圆润、秀美的发展变化，不仅是少数民族文化素质提高的表现，也是民族大融合和南北朝书法融合的表现，这种文化上的融合为隋代书法的统一和唐代书法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肯定到：“古今之中，唯南碑与魏为可宗。可宗为何？曰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是十美者，唯魏碑、南碑有之。”
造像记书法在书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艺术地位，其价值应当被肯定。
墓志是中国古代丧葬制度持续发展的产物，有固定的形制和专门的文体，主要记述死者姓名、卒年和生平事迹。墓志滥觞于秦汉之际，发展于魏晋，完善于北魏，兴盛于唐，延续至明清，经历了由砖造墓志到石刻墓志，由碑形墓志到方形墓志的发展历程。
墓志始于秦汉，发现最早的有秦劳役墓瓦志和东汉刑徒砖志。秦汉之时，墓志少见亦全无系统。三国时期，魏王曹操提倡俭朴、薄葬，禁止树碑为个人立传，一般的士大夫阶层遂将死者的生平及歌颂文辞镌刻于一较小的石面上，此石置棺内随葬，后经出土，称为墓志。有的文辞用韵语结尾的称"铭"，也称"墓志铭"。墓志的书法往往能体现当时的书法水平，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古代碑帖鉴赏》费声骞。
墓志，是存放于墓中载有死者传记的石刻。它是把死者在世时，无论是持家、德行、学向、技艺、政绩、功业等的大小，浓缩为一份个人的历史档案，以补家族史、地方志乃至国史的不足。也是墓志断代的确证。
墓志铭包括志与铭两个部分。关于它的起源，纵说纷繁，但墓志铭真正成为一种文体应该始于南朝，正如清朝汪汲在其《事物原会·墓志铭》书中就这样认为，比较可信。
墓志铭在写作上的要求是叙事概要，语言温和，文字简约。撰写墓志铭，有两大特点不可忽视，一是概括性，二是独创性。墓志铭因受墓碑空间的限制，篇幅不能冗长，再说简洁明了的文字，也便于读者阅读与记忆.因此，不论用什么文章样式来撰写墓志铭，均要求作者有很强的概括力。汉朝大将韩信的墓联为:"生死一知已;存亡两妇人。"寥寥十个字，高度概括出韩信一生的重大经历。(节选自《应用写作》月刊1996年第6期《墓志铭写作摭谈》)墓志铭为在坟墓中或坟墓上，以死者生平事迹所写的一份简介，尤其对于伟大或值得纪念的人其墓经常有墓志铭，在中国和西方都有这种习俗的存在，但是近代中国已不流行写墓志铭。墓志铭是给过世的人写的。在古代，墓志主要是把死者的简要生平刻在石碑上，放进墓穴里，中国人讲究立德、立言、立行，死后这些都是要写进墓志铭，以求得人死留名。
随葬记载墓主传记的文字。多刻于石和砖上，个别以铁铸或瓷烧成。内容包括姓名、家世、生平事迹和韵语颂辞等。东汉晚年和西晋墓中或有与墓志相近的方版和小型墓碑，但皆不自名墓志。北魏以后，方形墓志始成定制。下底上盖，底刻志铭、盖刻标题。所记内容真实，可作历史资料，也是确定墓葬年代的依据。埋入墓中的记死者姓名家世和生平事迹的文字。由于在志文之后附有用韵语所作之铭，故又称为墓志铭。一般多刻于石上，也有写刻于砖上的，还有个别的是用铁铸或瓷土烧成的。中国墓志约起源于东汉时期，魏晋以后盛行。日本、朝鲜受中国的影响也有墓志，日本的最早出现于奈良时代前期。
摩崖石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摩崖石刻是指人们在天然的石壁上摩刻的所有内容，包括各类文字石刻、石刻造像，还有一种特殊的石刻———岩画也可归入摩崖石刻。狭义的摩崖石刻则专指文字石刻，即利用天然的石壁刻文记事。 摩崖石刻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石刻艺术，指在山崖石壁上所刻的书法、造像或者岩画。摩崖石刻起源于远古时代的一种记事方式，盛行于北朝时期，直至隋唐以及宋元以后连绵不断。摩崖石刻有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和史料价值 。摩崖石刻，是直接雕刻在山崖石壁上的文字或图像。
造像记，指各种宗教石窟、神龛等像的制作留下记录的文字。所谓“像”主要指基于宗教信仰而制作的崇拜对象。因此所谓的“造像记”，就是指“制造这些像的题记”。因而这些文字在书写或镌刻之初，皆有相对应的宗教造像。造像又作造象。古时为生人、亡人或己身祈福，多有于僧寺或崖壁间镌石成佛像，亦有以金属铸造佛像者，称之为造像。以石刻者，今存有北魏时龙门造像及云冈石窟造像等；以铜等金属铸造者，如陶斋吉金录所载宋韩谦造像及北魏徐常乐造像等。造像功德经并谓造像与写经、造寺、造塔等，同具种种功德。
大体在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之后。魏晋以来，在北方盛行的石窟造像的影响下，小型可移动的石造像也趋于流行。它们的风格特征与同时代的石窟造像和金铜佛像基本一致，可用石窟造像和金铜佛像作参照。如北魏早期，佛像的头部出现水波纹发譬，多是身着广袖通肩大衣，其中年代较早的纹摺稀疏，线条较硬；稍晚的则纹摺密而柔软。许多伪刻的石造像，很难与相应的时代风格特征相符。
龙门二十品，是指选自龙门石窟中北魏时期的二十方造像题记，该称号始自清代。其中有十九品在古阳洞，仅有一品在位于老龙洞外的第660窟（慈香窑）。这些造像记中的功德主多是北魏的王公贵族、高级官吏和有道高僧。他们为孝文帝歌功颂德或为祈福禳灾而开龛造像。他们的名字多在史书上有所记载。这些造像记中往往涉及当年的史实，因此，龙门二十品不但是北魏时期书法艺术的精华之作、魏碑书法的代表作，也是具有研究价值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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