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协会章程中，将“爱国爱教”写进了会章。因为爱国爱教，符合佛教的教义教理，符合佛陀以言传身教为弟子们所作出的示范。同时，爱国爱教也是每一个佛教徒修学佛法、弘法利生，继承佛教事业的重要保证。
我们从佛陀的言传身教中可以看出，祂并非只是一位出世间的山林隐士，而是一位敬慈爱亲的孝子，一位极度热心于济世导俗的觉者，一位强烈的护国爱民者。
释迦牟尼出生的迦毗罗卫城是印度一个小国，时常面临着大国的威胁。释迦牟尼虽然出家修行，但时刻不忘祖国，多次用自己的行动来拯救国家。
据《增一阿含经》记载：一日，琉璃王发兵攻打迦毗罗卫城，佛陀便在军队必经的大路上，结跏趺坐在一棵枯树下，任由烈日暴晒。琉璃王看到佛陀后，下车向前问讯：“尊敬的世尊，有许多枝叶繁茂的树，您为什么偏要坐在这棵不能荫蔽的枯树下呢？”佛陀答道：“亲族之荫，故胜外人。”
意思是说，祖国和亲族的荫蔽，胜过所有的荫护，你现在要消灭我的国族，我不是成了一个没有荫蔽的人了吗？我坐在树下享受那短暂虚幻的荫凉，又如何能止息我内心失去国族的哀痛呢？琉璃王听后，深受感动，立即退军。
根据史料记载，佛陀经常游化五印各国，积极倡导和平，教化当时各国国王，努力熄灭战争。在《阿含经》中，佛陀曾经专门开示过“七不退法”，以此作为富国利民的见地和慈慧观照。
《中阿含经》中，“以欲为本故，母共子诤，子共母诤，父子兄弟亲族展转共诤。……以欲为本故，王王共诤，民民共诤，国国共诤。彼因共相诤故，以种种器杖转向加害：或以手叉，或以石掷，或以杖打刀斫。”
欲望是造成家庭、社会、国际间争斗的重要原因，所以释迦牟尼佛认为，只要人类的欲望得不到扼制，内心得不到净化，世界就没有真正的和平。当时的波斯匿王、阿阇世王、频婆娑罗王、优填王等，无形中受到释迦牟尼佛人格与道德的感化，在政治上出现和平安宁的景象。
佛陀在各种经典中教导弟子，“不作国贼，拥护国王，不漏国税，不犯国制”，要作一个遵纪守法的爱国公民。 今天，让我们从诸部经典中一起来领受佛教的爱国情怀。
不作国贼
《梵网经》中说：“佛子不得为利养恶心故，通国使命、军阵合会，兴师相伐、杀无量众生。而菩萨不得入军中往来，况故作国贼。”
意思是说，作为佛教徒不得为了名闻利养，有通敌叛国、卖国的行为，不作卖国贼，不可以做伤害国家社会，破坏祖国统一，搞分裂闹独立的事情。
不漏国税
《优婆塞戒经》中说：“若优婆塞受持戒已，商估贩卖，不输官税，盗弃去者，是优婆塞得失意罪。”
不漏国税，就是不逃税漏税，纳税是为了造福社会、造福人群，是每一个人应尽的义务。如果受了菩萨戒的佛弟子不尽义务纳税，不仅犯法也犯戒。
不犯国制
《优婆塞戒经》中说：“若优婆塞受持戒已，若犯国制，是优婆塞得失意罪。”
已受戒的在家佛弟子，应该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如果犯了国家的制度或法规，不仅要受到法律的制裁，而且还要承受触犯相应的戒律之罪。遵守世间的法律是受持佛教戒律的内容之一，甚至可以说是前提，触犯法律，也必然会触犯戒律。
爱国护国
在《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中，佛陀为波斯匿王等印度十六国王详细讲说了护国的方法，如“我为汝等说护国法，一切国土若欲乱时，有诸灾难贼来破坏，汝等诸王应当受持、读诵此般若波罗蜜多，严饰道场置百佛像、百菩萨像、百师子座、请百法师解说此经。于诸座前然种种灯，烧种种香，散诸杂花，广大供养衣服卧具，饮食汤药房舍床座一切供事。每日二时讲读此经，若王大臣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听受读诵、如法修行、灾难即灭。”
意思是，在国家有难的时候，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等所有佛教徒，有责任有义务以举行法会、读诵经典、讲经说法、设斋供养等方式，参与护国救难运动，所谓“护国”就是守护、爱护、护卫国家的意思，佛教的护国体现的就是爱国主义思想。
报国土恩
在佛弟子非常熟悉的“回向偈”中，有一句“上报四重恩”，表达的是“知恩报恩”，出自于《大乘本生心地观经》。佛陀说在世出世间中有四种恩德，需要我们去报答。这四恩就是：“一、父母恩。二、众生恩。三、国王恩。四、三宝恩。如是四恩，一切众生平等荷负。”
因为所有人都在平等的蒙受这四种恩德，所以就应该知恩报恩，报答父母、师长、国家、三宝的恩德，是我们的责任。其中的报“国王恩”，又译作“国家恩”、“国土恩”，就是要求佛弟子不仅要爱教，而且要爱国。
历代高僧大德都把爱国爱教奉为圭臬。古有法显大师、玄奘大师等不惜生命，为法忘躯，万里求法。正是因为他们的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爱国主义精神，佛法才得以在中国的大地上生根发芽，中国的文化也因此得以丰富和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到处都有出家人保家卫国，舍命捐躯的身影。1936年，全国处于抗战救亡紧急关头，虚云老和尚提议大众每日礼忏两小时，为前线官兵祈福消灾；全体大众减省晚食，节积余粮，献助国家赈济灾民。1941年，广州曲江县严重缺粮，饥民甚众。老和尚乃将诸方善信供养的果资20多万元，悉数交与政府以作赈济灾民之用。
▲ 虚云老和尚法相
1939年，圆瑛大师因积极响应抗日，被日本宪兵逮捕投进监狱，狱中受尽日军的严刑拷打、残酷折磨，但坚贞不屈，始终保持了爱国僧侣的崇高气节与民族大义。新中国成立后，被选为首届中国佛教协会会长，1953年，临终之前留下遗嘱：“愿我全国佛教徒同心同德，积极参加爱国运动，致力于和平事业，应思利民护国、饶益有情，乃成佛之基，众善之首。”
▲ 圆瑛大师法相
弘一法师提出了“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的主张，号召全国佛教徒，奋起抗战，自己处于生死边际还不忘救济难民，付嘱寺院当家师，把禅房寮房多腾出些，救济难民，共甘苦、同患难，并把别人赠送的一付贵重的眼镜卖了换作粮食，救济灾民。
▲ 弘一法师法相
抗战全面爆发时，悟公上人转赴浙江宁海广仁寺任副寺，兼宁海县僧众救护团分队长，带领僧众深入前线，穿梭于枪林弹雨之中，救死扶伤、护送难民。上人先后担任或兼任过二十几座寺院的方丈或名誉方丈，重建、修复古刹数十处，建刹安僧不遗余力，一生为法忘躯，功德巍巍，堪称爱国爱教之典范。
▲ 悟公上人法相
1949年的10月1日，站在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的开国元勋中，有一位出家人，他就是在抗战时期做出突出贡献的爱国高僧巨赞法师。在抗日战争期间，巨赞法师带领“佛教青年服务团”到长沙前线进行宣传等活动，此举受到周恩来赞赏，亲书“上马杀贼，下马学佛”之语相赠。1941年，巨赞法师与道安法师创办《狮子吼》月刊，继续宣传抗战与佛教革新运动，为佛弟子践行爱国护教做出了典范。
▲ 巨赞法师法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