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近代欧陆各国的海外殖民政策无不参照和模仿当年的古罗马帝国时，英国人将自身“统治世界”的愿景追溯至亚历山大二世的理想。英国人关于亚历山大的一切材料发掘和研究成果，皆围绕着世界主义主题。
尤其是在18世纪彻底征服印度之后，每一个外派到海外殖民地的英国官吏，都或多或少地以亚历山大继承人的身份自居。他们认为英国人在印度继续着亚历山大的事业，试图在东西方传统的基础上建立世界性帝国。
英国的东方学家通常会把《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与著名的荷马史诗，即《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进行对比，暗示两者具有相似性。在文人眼中，没有印度的大不列颠帝国越来越不可想象，以至于欣然接受的“白莫卧儿人”称谓。
著名画家弗朗西斯·海曼在1760年代绘制《罗伯特·克莱武和米尔·贾法在普拉西战役》时，题词“展示力量/彻底征服/显示仁慈”，一方面彰显的是英国殖民者如何在遥远的东方，另一方面也在暗示，大英帝国与亚历山大一样，肩负着传播文明的使命。
问题是，这样的叙事充满着西方中心主义逻辑，许多地方早在欧洲白人携带着新的领土、法律、宗教观念到来之前，至少在孟加拉湾两岸，就已经存在一张繁忙的商业贸易网络和多元的文化交流区。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海湾，亚洲许多大河，如恒河、布拉马普特拉河和萨尔温江，注入孟加拉湾。海湾的西部除了锡兰以外，岛屿稀少且很小，东部则通过马六甲海峡与爪哇海和南中国海相连。
每年的4-9月，印度洋洋面上的低压风暴气旋及强烈的逆流，从西南向东北移动；10月，进抵到青藏高原且没有找到出口的水汽不断累积，因此在11月自行回转形成季风，一直吹拂至来年的3月。
几个世纪以来，用柚木板和椰子纤维捆扎而成的传统印度-阿拉伯式的单桅三角帆船、方舟状多尼船（thoni），以及较小的沿岸筏艇整个印度洋随处可见，从波斯湾、东非海岸到马六甲都可以看见它们的踪迹。
而这注定了孟加拉湾区域的发展历程，不单是英属殖民地，在17世纪之前便有着光辉、灿烂的文化。以至于16世纪先于英国人到此经营的葡萄牙人和荷兰人，都不得不重视这里既成的交易习惯和商业秩序。
伊斯兰教与朱罗王朝时代的孟加拉湾
在印度教神话中，在普里圣地对岸，与其隔海相望的素万那普是一片遍地黄金的国度。南亚的民俗典故，不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都喜欢描述早期前往东方的旅行者的“冒险精神和贪婪特质”。那片黑水中栖息着邪恶的怪兽，威胁着要吞噬全部过往船只。
公元878年，起源于高韦里河（Kaveri）流域的注辇国朱罗王朝统治者征服了整个印度半岛南部，开启了对外扩张步伐。唐代称注辇为珠利耶，是如来“现大神通，说深妙法……提婆菩萨与罗汉论议之处。”
公元1010-1200年，注辇吞并斯里兰卡，占领马尔代夫，入侵马来半岛，成功建立了第一个印度洋帝国，并完全控制了孟加拉湾。宋代《岭外代答》、《诸蕃志》对朱罗王朝的崛起和势力范围，有着清晰和极为详尽的记载。
和同期印度教文明不同，注辇国有着结构性相当高的军事编制、物资供应和后勤保障。朱罗王朝的士兵兼具步战和骑射能力，同时还能操纵战象和舰船参加作战。鉴于热带瘟疫、疟疾肆虐，一个3万人左右的军团通常会配备400-600名医师随行。
13世纪，盘踞在马六甲和巽他海峡上下的室利佛逝曾试图挑战注辇国在孟加拉湾的主导地位。但受制于东部对手爪哇马打蓝王国和中南半岛吴哥王朝的存在，室利佛逝北上争雄印度洋的计划落空。
全盛时期的注辇国，也就是在公元1048年左右，治下大约有1480万人。孟加拉湾的名声自此声名远扬，位于恒河三角洲中心的加尔各答，从麦加、麦地那到广州、泉州，有着数以千计的船只到访这里停泊和驶离。昼夜不断，从未停歇。
据一位欧洲药剂师回忆，当时孟加拉湾市场上至少有着84种语言文字及其出版物，汉语、梵语、突厥语、阿拉伯语、马来语等等。宗教信仰之多，“简直超乎想象”，什么样的礼拜仪式、风俗禁忌和偶像雕塑都有。
这个由泰米尔人建立的海上强权拥有一套等级和分工明确的行政官僚体系，税收与财政系统一律以金、银、铜等贵金属硬币结算，少量通过实物形式完成的税目仅出现在森林和矿产资源丰富的部落。
环印度洋贸易网的兴盛，导致朱罗王朝仅对1/6的土地征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印度半岛东南缘众多港口的通行费，构成了注辇国财政结构的主体。孟加拉湾的商业化程度之后，催生出一批印度半岛和东南亚定居点，从内陆转向沿海。
13世纪初，来自内亚半游牧武装军团兴起了新一波的侵略和征服。突厥人建立的德里苏丹国，到1231年已攻克北印度的大部分地区。就在南宋彻底被灭亡的1279年，新的泰米尔强权潘地亚将朱罗王朝吞并，孟加拉湾周边的一体化程度下降。
好在伊斯兰在南亚和东南亚的发展，让来自南印度的穆斯林贸易团体获得了新的地位，并调整出全新贸易模式。说泰卢固语和泰米尔语的穆斯林社群分散在各处，把南亚和东南亚与阿拉伯世界联系起来，展演了更大的世界。
“毛拉”在早期的佛教文化交流之外，增加了另一层精神联结。数个世纪以来，正是伊斯兰教给南亚和东南亚带来了共享感和邻里意义。在《古兰经》的另一个侧面，则是伊斯兰教徒发达的金融创新。
穆斯林商人经常援引各种用来解释鼓励企业家精神的片段，比如：“祷告结束后，解散并寻求真主的恩赐”。也只有在安拉的注视和感召之下，才有人敢在不考虑对方有无抵押能力的情况下，为他们的商业活动担保或提供资金。
在外人看来，穆斯林似乎都听天由命（宿命论），固守教条的伊斯兰教法则，对提高物质生活水平毫无兴趣。但这样的论断显然不符合14-16世纪的穆斯林商人，他们不仅敢于向东横渡孟加拉湾，前往缅甸，而且还乘东北季风，直接向非洲大陆引介商品。
伊斯兰教形成的最初几百年，堪称穆斯林创立商业丰功伟绩的辉煌时代。他们是孟加拉湾最重要的过客，垄断着一条不必绕道好望角，最为便利的航线。阿拉伯语成为世界上第一种通用语言，助推着全球各地的贸易与合作。
1600年前后，孟加拉湾东部沿海地区的政治秩序再次变得不稳定。从德干高原以东到恒河三角洲，再到缅甸，且一直延伸到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群岛的广阔地理空间，被一堆港口小国瓜分。
而在17世纪，孟加拉湾的命运将一如在中亚草原游牧的西蒙古人命运。分别遭到欧洲殖民主义者和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国家，自南、北两个方向的挤压，并在两大势力的博弈中，消逝于历史长河。
葡萄牙人与莫卧儿王朝时代的孟加拉湾
16世纪初，成功绕行好望角的伊比利亚人将触角伸向印度洋。受到十字军东征的影响，这群狂热的基督徒来到孟加拉湾后随即向穆斯林势力开战。1500-1515年，阿尔布克尔克以果阿要塞为中心，向东和向西扩张。
葡萄牙人凭着坚固金属铸造的大炮这样的优势军备，以及性能优良、配备高效航行设施的帆船，一路蚕食鲸吞。到16世纪中叶，孟加拉湾的孤线型海岸已然散布着葡萄牙的前哨基地。曼努埃尔一世直接派遣战舰对连接周边港口的皇家路线加以“保护”。
但如果说完全是西方人打破了崇尚和平、文化多元的孟加拉世界，实在是有某种程度上的夸大。相比于来势汹汹，却从未深入内地的葡萄牙人，南印度和缅甸的土著酋长们更担心孟加拉湾的传统强权和北方崛起的莫卧儿王朝。
孟加拉湾东北海岸的阿拉干王国，定期会从东孟加拉地区掠夺数千名奴隶贩卖；内陆地区的东吁王朝统治着上缅甸、清迈和阿瑜陀耶的大部分地区，时不时抢劫过往客商；再往南，暹罗王室开始竞争科罗曼德尔航线。
即使是遥远的亚齐慕达苏丹，也想在孟加拉湾的外贸领域分一杯羹。葡萄牙人实施的“远征”计划，在当地人眼中并不突出，只是这些人在打仗时更依赖于火器而已。况且，巴布尔大帝及其子孙对冷热兵器的运用，要远比这些白人更加娴熟。
到阿克巴皇帝统治时期，莫卧儿王朝大踏步地向孟加拉湾腹地进发，并在1575-1576年明确将孟加拉地区确定为帝国的一个行省。如此一来，便可经由皮皮利和沙提冈两个港直接进入印度洋。
17世纪70年代，莫卧儿帝国第六位君主奥朗则布的兵锋直指南印度。整个印度半岛的政治秩序发生重大改变，哪怕是当时欧洲各国远东贸易公司的最大地主戈尔孔达，也被迫在1687年屈服，献出科罗曼德尔海岸。
与此同时，葡萄牙人在海上遇到新的挑战。荷兰和英国海商/海盗集团频繁袭击葡萄牙船只，并在17世纪90年代第一次驶向香料群岛。到18世纪初，葡萄牙人赫然变成孟加拉湾众多势力中最脆弱的一个。
他们富有战略地位的沿海要塞，或被法国人、英国人接管，或为莫卧儿王朝的军队攻陷。维持庞大葡属亚洲领地的，是一群散落的侨民与成分、国籍、行业不一的远游者，自然无法抵挡更先进的资本化结构和股份制公司制度（如联合东印度公司，即VOC）。
令人诧异的是，在葡萄牙人退出南印度的过程中，莫卧儿王朝也分崩离析。在伊斯兰的史学作品中，奥朗则布是一个严于律己，信仰虔诚的穆斯林统治者。然而，在印度教、锡克教信徒眼中，奥朗则布却是一个十足的恶棍和暴君。
莫卧儿王朝作为外来突厥人侵入印度后建立的政权，从诞生之初就伴随着种族、宗教矛盾。穆斯林统治者对于被统治的非穆斯林民众来说，只有两个选择：一是采取绥靖、安抚策略，缓慢促进融合；另一个是坚持伊斯兰优先，以保证穆斯林团体的“纯洁性”。
在莫卧儿王朝前期，为了快速达成征服事业，统治者如阿克巴往往选择前者，笼络当地权贵，以换取税基与兵源。但到莫卧儿王朝中期奥朗则布时代，则完全推翻了阿克巴时期的宗教宽容政策，愈发倾向于后者。
严格意义上说，奥朗则布要求将那些边缘地区的领导人接受莫卧儿帝国的正统教育，削弱贵族的收入，这与中国古代加强中央集权的做法非常相似。其初衷与建立一个“纯洁的伊斯兰天国”，让帝国更加强盛紧密相关。
但由于自幼接受伊斯兰宫廷教育，导致了奥朗则布的统治风格极为严苛、偏执、极端。一道道过分偏袒穆斯林群体的税收、劳役政策出台。1672年，更是没收了印度教贵族持有的王室赠地，以世袭形式分配给乌理玛阶层。
除此之外，奥朗则布纵容伊斯兰正统派肆意打击苏菲派穆斯林，拒绝对异教徒采取任何宽容态度。重压之下，印度教、锡克教徒不断爆发殉难与反抗。越来越多的底层农民，甚至是非穆斯林贵族，如巴哈杜尔也开始加入起义行列。
这些泛伊斯兰教的极端化政策，无不体现奥朗则布缺少了作为一个帝国君主应有的气度。既是他个人性格与社会心理层面的不幸，也是莫卧儿王朝的悲剧和挽歌。实际上，在奥朗则布去世之际，莫卧儿王朝已经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
这使得英国人在18世纪染指孟加拉湾，控制南印度，甚至攫取整个印度时，没有遇到当地印度人丝毫有真正意义上的系统性反抗，面对只是一个又一个独木难支、孤立无援且相互视为仇雠的小印度邦王。
英属殖民地时期的孟加拉湾世界
1763年，七年战争结束。法国在南亚彻底失势，法兰西人的远东领土仅局限于本地治里和开利开尔等小块飞地。期间的普拉西战役，虽然只是一场规模不大的小仗，但却为英国人征服孟加拉，以至最后征服整个印度铺平了道路。
18世纪下半叶，英国东印度公司通过一系列战争与战争威胁、协议和利益同盟、宗教和文化欺骗，一步步向印度内陆渗透。在镇压了西边马拉塔人和南方迈索尔土邦蒂普苏丹的激烈反抗后，英国之于孟加拉的地位实质上已无可撼动。
19世纪20年代，印度军队征服了孟加拉湾东海岸的缅甸丹那沙林省。1824年，英国与荷兰签订《伦敦条约》，旨在“尊重东印度群岛的领地和商业”，并以明古连（Bencoolen）的苏门答腊商馆作为交换，得到马六甲。
自此，马六甲、新加坡和槟榔屿一起构成了海峡殖民地，属于英属印度的东方延伸，接受来自加尔各答的统治。其中新加坡承担着自由港功能，锡兰负责发展农业种植，而槟榔屿则成为通往马来半岛的门户。
在整个19世纪，英国毫无疑问是唯一一个独霸孟加拉湾的世界强国。加尔各答、吉大港和达卡构成的恒河三角洲城市群，是英国人梦寐以求通往中国和日本的贸易中转站，同时又能作为舰队补给和维修的迎风港。
作为大英帝国的东部“边疆”，印度士兵保卫着大英帝国的海洋边缘。更重要的是，从事开垦荒地、种植树木、修建铁路等分散在各地的印度劳工，支撑起这片土地的资本主义转型。从1870年起，大量印度南部的人口开始迁往孟加拉湾东岸的马来亚和缅甸。
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更是大大拉近了孟加拉湾与欧洲的距离，而电报、铁路、轮船的发展则促进了交通。在这种外因的便利条件下，种植业的发展更是促进了移民的流动。尤其是咖啡、茶叶、糖蔗、橡胶等种植业。
其实早在17世纪20-60年代，印度就已经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主要奴隶供应来源，尤其是科罗曼德尔海岸、阿拉干和孟加拉地区。私人贸易商平均每年将运送150-400名奴隶，到巴达维亚、印度尼西亚东部的岛屿和锡兰。
这些奴隶或在种植园、码头工作，或到富贵家庭当佣人，或成为矿工、建筑工人、渔业公司的奴工。巴厘岛和望加锡附近的奴隶贸易量，甚至超过了早期加勒比海地区的三角贸易的所有非契约劳工。
英国人承接荷兰人的统治模式，锡兰、缅甸和马来亚等地对人力的需求，带动了南印度的劳工向孟加拉湾东部的迁移。只是标榜文明的盎克鲁-撒克逊白人不再将体力劳动者冠以“奴隶”之名，而称其为根据劳动合同的自由工人。
对“移民”意愿的虚伪问询几乎就像是一种表演，而且每天都要来一遍，以便英属印度政府能够通过确认每位印度移民在法律上都能够为自己的移民决定负责，从而免除他们对移民福利应负的责任。
第一代契约印度工人面对的是地狱般的环境：深受热病折磨，一停下工作就会遭到鞭打，因丛林中潜在的未知危险而饱受威胁。东南亚早年的种植园农业生动再现了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19世纪70-80年代的马来亚种植园，条件极端恶劣。工人们的证词勾勒出一幅恐怖景象，其中满是乱葬岗，工人被暴打或是凌虐之后，被就地埋在那里。农场主辩解称，之所以有很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是因为孟加拉湾两岸的气候差异。
印度移民的声音只能以特定的方式出现时，例如在请愿书里、在法律证词里（虽然他们的证词通常不被采信），他们的声音才会在马德拉斯或是加尔各答被“听到”。而且还有一个大前提，那就是必须通过白人医生、地方法官和传教士等英国中介。
随着无线电技术的普及和新闻印刷行业的发展，孟加拉、马来亚和印度、英国本土之间的通信越来越频繁，泰米尔劳工在种植园生活中毫无人道的一面变得越来越难以忽视。
有勇气坚持进步主义信念的开明人士曾提议，政府应该阻止更多移民前往东南亚，因为这个系统太容易造成虐待。对此，印度地区管理移民工作的公共部门则从历史、职权和现实性三个层面予以回应。
秘书官们首先纠正一点，即19世纪的英国并非17世纪的荷兰，殖民统治也不是专制统治。他们声称，这些印度人都是自愿，没有人绑架他们作为奴隶，或作为一种活体类人货物买卖、交易到南亚东南亚种植园的。
其次，本着自由主义原则，政府无法越位干涉种植园具体的社会保障情况，不列颠东印度公司1874年就解散了。何况，针对用工单位的审查程序十分繁复、细琐、严谨，皆受到严厉的劳工法约束，即使是轻微的不当行为也会受到惩罚。
最后，缅甸和马来亚地区愈待开发，孟加拉当局曾尝试在安达曼群岛建立监狱，从而让这些近似不毛之地的岛屿拥有生产力。但这个计划是一场灾难，54%的囚犯因水土不服死亡，甘愿冒着热带台风，也要逃亡的人占比18%。英国无法复制澳大利亚经验。
20世纪孟加拉湾流动性与统一性的终结
1937年，英属印度变成英属缅甸，标志着“南亚”的结束，“东南亚”的开始。一直到21世纪，印度、孟加拉和东南亚各国的学术团体、研究机构和地区的历史文化会议仍坚持这个分期。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夜，包括锡兰、缅甸、印度和马来亚在内的孟加拉湾周边国家都实现某种程度上的自治。只是在军事上，仍受大英帝国的束缚。孟加拉湾世界的统一性即使还没有从日常生活中消失，但从法律和宪法上讲，业已瓦解。
1941年12月，为确保石油、锡矿和橡胶的供应安全，日本偷袭珍珠港，全面进攻东南亚。荷兰在爪哇和苏门答腊的势力也很快瓦解，英国陆海军一溃千里，他们不合时宜地撤退，丢下他们的亚洲子民独自面对命运，这对他们的声望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害。
日本人在1942年的高歌猛进和宣传的“大东亚共荣圈”一说，诓骗了当地许多年轻人认为自己即将获得解放，但是这种感觉很快就消失了。日本人不断实施血腥、残暴的统治政策，利用大量劳工血汗修筑泰缅铁路。
日本对东南亚的占领不仅是一场军事胜利，更是一场政治革命。除泰国外，英属缅甸和马来亚、荷属东印度群岛、美属菲律宾首度在同一个政府的管辖之下。在这种新的“统一”之下，一条横跨孟加拉湾的线被划了出来，把印度与“东南亚”分隔开。
由于日军从来没有挺进到印度的东部边境，印度与海湾对岸的划分遵照日本占领和同盟国重新占领的界线。1943年，蒙巴顿勋爵领导下的东南亚司令部的成立，赋予“东南亚”这个概念新的现实意义，有别于印度而真正存在。
这个区别是出于战争的偶然性和战时的管理决策，却一直持续至今。1945-1946年，设置在锡兰的东南亚司令部几乎控制了孟加拉湾大部分地区，但不包括印度。战火中断了孟加拉湾两岸自古以来的人口、商品自由流动形态。
由于重要的稻米出口国缅甸和泰国皆在1942年落入日本人手中，这使得英属印度一下子失去了15%的稻米供给，并不可避免地造成灾难。随之而来的洪水，又冲走了将近3/4的牲口，淹没大量农田。
当地官员很害怕日本人会从阿拉干攻来，于是他们决定实施无情的焦土政策，禁绝任何一粒稻米流入市场。一些不忍自己同胞受苦的印度人，从新加坡弄来的粮食、药品和救济物资，却被英国当局无情扣押，并转手提供给其他战区的军队。
对于饥饿的孟加拉民众，丘吉尔毫无同情心。在收到德里政府关于死亡人数的汇报时，这位首相竟大言不惭地反问：“为什么甘地还没有饿死呢？”随后表示，“没有饥荒，印度人会像兔子一样繁殖。”
1943年，为了反攻缅北，英国殖民当局对已经严重缺粮的印度农村无情搜刮，特别是在邻近印缅战区的孟加拉用低价强制征购大批粮食，其总量相当于农民当年收成的3/4，从而加剧了战时印度粮荒，全印饥民达1.25亿，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一。
未独立的孟加拉大约有350多万人死于饥饿、营养不良和饥荒期间有关的疾病，二战期间印军阵亡人数的30倍。而当时英属印度殖民政府的主要精力，却大多放在了防止印度全境叛乱上。
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保守党傲慢地拒绝了印度成为自治领的解决方案，导致英国最后一次彻底丧失了在帝国框架内解决印度问题的机会。间接造成的持续影响之一，便是前英属殖民地国家格外强调和界定自身边界和身份，并试图建构其悠久历史，从而证明或增强合法性。
二战以后，缅甸、马来亚和印度皆开始限制外来移民和本国居民的任意离开；划清国界，发放护照，颁布公民法案，这样就从边界和身份上为本国公民定了性。后殖民民族主义的狭隘性，让整个地区之间的联结加速瓦解。
孟加拉湾周边的移民与其母国之间的社会联系愈发难以为继，集体归属感确定在特定土地之上，这让离散于主体民族栖息地的海外社群俨然成为“被抛弃的人”，也是今天愈发严重的宗教暴力和自相残杀的血腥战争的来龙去脉。
譬如，今日缅甸西部长期未能解决的罗兴亚人问题，便是是国家边界关闭和遏制流动性的结果。此外还有如吉大港的阿拉干佛教徒、缅甸若开邦的孟加拉穆斯林、锡兰的泰米尔人，等少数族裔。
对印度而言，莫卧儿王朝皇帝们遗留的统治问题，继续困扰着国大党领袖们。印巴分治虽然被正统史学家们斥为分裂印度的“英国阴谋”，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两大集团之间的仇恨却历来已久。
少数锡克教、耆那教、天主教、新教和祆教信仰，加剧了南亚地区的分裂和动荡。国大党、穆斯林、土邦王公、锡克教徒、共产党、低等种姓代表各有自己的建国主张。他们和英国人在地图上的色块被反复填充、抹除，但皆认为缅甸是一块“失去”的土地。
直至1967年，印度和缅甸才签订《印缅边界协定》，成功协商存在争议领土。然而，印缅边境时常爆发小规模但烈度相当的武装冲突，一如中印之间。半个多世纪以来，排除东、西巴基斯坦，独立建国的印度在南亚始终保持着咄咄逼人的态势。
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地区的武装冲突几乎从未中断；1975年又强行吞并锡金，继而向不丹和尼泊尔两国渗透。借助于英国人的殖民统治，“大印度”概念给今天的印度极端民族主义者心中留下深深烙印。不仅是南亚地区，也是世界性国际政治的不稳定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