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想向你介绍一群来自烟台的二本学生，大学四年，在一位老师的带领下，他们通过阅读和写作，试图重新看见自己，面对内心的纠缠与迷茫，以对抗曾经受到的伤害。
他们记录的成果最终得以出版，是一本名叫《班史》的书，他们每个人都是1801班的司马迁和班固，但写成的，是自己的个人史。当毕业来临，一些东西已经永远地留在了他们身上，之后，他们走入社会，成为了一群闪闪发光的普通人。
每个在东亚教育中长大的孩子都曾受过伤，或者被忽视。和班上42名学生聊过天后，班主任黄修志得出了这个结论。
这是2018年的夏末，烟台的鲁东大学，孩子们告别家乡，成为大一新生。开学的头几周，在学院对面的南区招待餐厅里，黄修志分别请每个宿舍吃鲁菜。起初，孩子们以为跟老师聊天就是被“约谈”“训话”，有人紧张地低着头，不敢直视班主任的目光，“好像是在经历一次严肃的面试”。黄修志和他们从学业规划、理想抱负，聊到童年成长、家庭教育，慢慢的，初识的师生们互相敞开心扉。
成文从山东的一所县城中学考进来。她戴着一副黑框眼镜，头发乌黑着披散下来。她回忆，有次考试成绩退步，老师把她叫到讲台上，当着全班的面用扫帚打她的屁股。班主任常对他们训话，“你不上大学，就只能去做体力活儿，站在街边等别人雇你做小时工，跟牲口有什么区别？”
她不能理解，心里也很难受，“这种话不能激起我对学习的任何向往，我一直以为教育和知识是通向更平等社会的工具，而不是被用来贬低他人。”
“我现在想起来高中的记忆，每天都是怎么躲开老师的责骂，怎样做才能不让班主任抓到我？完全不记得我在学什么，也不知道怎样去用心弄懂一个知识点。”她整日被恐惧包裹，不知道学习的意义是什么。上大学后，成文在自习课上拿着手机读专业书，老师突然进来时，她下意识地，“差点把手机甩出去”。
椰子是班上仅有的三个男同学之一，生在青海，从小在牧区骑马放羊长大，上大学之前，他是个没出过省的“山里人”。他讲话很大声，皮肤黝黑，脸颊有点高原红。不笑的时候，嘴唇抿成一条直线，看起来很严肃。他曾形容自己像是刚长羽毛的的雏鸟，虚张声势只为应对它没见过的危险情况，而他是为了掩盖从大山来的自卑。
他形容自己，“从小就是透明人”，“我小学时家住在农村，班主任从来不看好我，有一年终于被提名五优学生，结果被班里学习比我差、但爹是行长的富二代给抢走了。”
李陶来自新疆，她讲起第一次来到鲁东大学的感受，“这里的树好高、好粗、好绿。喜鹊也好大，大得像一只鸡。”她的家乡在喀什，那里常年干燥，起风的时候，黄色的沙子打在脸上生疼。她想看看大海，于是报考了鲁东大学。开学那天，为了省钱，她独自从新疆乘坐绿皮火车到烟台，中转数次，需要三四天，坐得脚脖子都肿了。大学四年，她很少回家。
和学生们聊完，黄修志听到的是一些年轻人普遍的焦虑。有没考上更好大学的失落、对未来的担忧，和那些暗暗较劲的竞争对手。还有一些无法磨灭的规训和惩戒。有人提到贫穷带来的自卑，父亲的家暴，有人讲到感情问题，还有人讲自己减肥怎么也瘦不下来。渐渐地，有的学生还没轮到他们的“谈心时刻”，就忍不住来主动问黄修志，“老师，我什么时候能跟你聊聊？”
而当下，他们考上鲁东大学这个事实本身，也许意味着未来会有更多不确定性。这是一座地方二本院校，前身为烟台师范学院，坐落在烟台市的老城区芝罘的边缘，依山而建。42个孩子，没人是高考中的优胜者。开学的第一次班会上，黄修志观察到大部分学生都很沉默，戴着眼镜，他们来自全国十四个省、自治区，没有直辖市的生源。可以想象，这里大部分学生毕业后的“最好”出路，是考研、考公、考教师编。
班会开始几分钟后，来自新疆的杨聿艳才匆匆赶来。她满脸通红，神色慌乱地坐在教室前排的角落里。黄修志见她身体僵硬地坐着，便走上前询问她是否吃过饭了。杨聿艳很惊讶，她以为班主任会因为迟到而批评她，就像高中时那样。
面对着这些孩子们，身为一名有抱负的二本老师，黄修志想做点什么。
作为一名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授，历史系的博士，黄修志曾对古代文学和历史有过深入的研究。他深信鲁迅说过的，“人都是历史的中间物”，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是从历史当中走过来的，连接着历史，同时又连接着未来。”
他想到了一剂也许可以治愈这些孩子们的“药方”。第二次班会上，黄修志决定发起一项更为“伟大”的行动。
这天，胶东半岛的海风吹散暑气，蝉鸣声直愣愣钻进耳朵。黄修志穿着一件浅色T恤衫，目光炯炯地看向台下说，他们即将共同“书写历史”，“现在我们全班面临着司马迁和班固面临的时刻，要为世界第一部为班级写的史书发凡起例”。
这段话把孩子们听愣了，他们安静下来，面面相觑，有人偷偷低下头笑了。“书写历史”，似乎是一件很遥远的事。有人提问，“写历史……那不是很高级的东西吗？我们这么普通，怎么能写呢？”
石榴花和密涅瓦的猫头鹰
怎么写，其实也很简单，全班所有人按照姓氏的音序排名，轮流每月撰写一篇不少于4500字的班志，每一个人都是1801班的“史官”。
黄修志给每人发了一张问卷，上面列着几个问题：你打算怎样度过自己的大学时光？你希望毕业后成为怎样的人？你希望咱班是一个怎样的班？你希望黄老师能为你做点什么？
有人一入学就决定考研考公，试图在下一场更为激烈的竞争中逆袭，有人则对未来迷茫，抱着一份得过且过的态度随波逐流。还有人写到，“希望黄老师成为我的朋友。”
后来，椰子还真的和黄修志处成了好朋友。班会上，这只刚长羽毛的“雏鸟”站在台上大声自我介绍，“我是从青海来的，是真正的在马背上长大的牧民。现在八月份，在我们家还得穿秋裤呢。”黄修志留意到了他，知道椰子是想借此获得关注。于是，黄修志选他做副班长和体育委员，椰子感到欣喜，他从来没有被老师看好过。
大学四年，黄修志还计划每个季度列出一张书单，每次有十本左右，供孩子们挑选阅读。他希望，孩子们可以通过培养阅读和写作的习惯，重新看见自己，面对内心的纠缠与迷茫，以对抗曾经受到的伤害。
2019年11月，创立石榴花读书堂的一部分骨干同学，包括赵婉婷、陈奉泽、路棣、杜志敏、闫晓涵、刘英琪。 （图/黄修志）
撰写完成的东西需要有地方发表，黄修志开通了一个班级公众号。一天下午，他在家偶然瞥见窗外有几株硕果满枝的石榴树，想起一首古诗：“五月榴花照眼明，枝间时见子初成。可怜此地无车马，颠倒青苔落绛英。”
这是韩愈的诗作《题榴花》，讲的是一个略显寂寥的故事：盛放在偏远院子里的石榴花，因为缺少来往车马行人的赏识，只能任凭花朵随风飘落在青苔上。但黄修志并没有引用这个解释，他认为，班上的40多名同学就如同殷红的石榴花，开在同一棵树上，花开即是成人，静静地开着，不需要有什么人驻足观望，只需专注自己的成长就好。
今年7月，黄修志与全班同学合写的《班史：一个大学班级的日常生活（2018-2022）》第二次印刷出版，记录了1801班每一位同学书写的班志、班级大小事记，还有黄修志推荐的书单，以及他在开学、毕业典礼和班会上的发言讲话。
班志里，从最开始的“流水账”式记录，到后来，“写班志已经成为大家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惯例了。”记录里也融入了更多的思考和表达。翻开这本书，就如同我们今天翻开《史记》与《汉书》，我们得以清晰地看到1801班曾经存在过，也因为有了文字，它的存在，将不会被遗忘。
2018年9月，军训，鲁大后山军训拉练。爬到山巅上，远眺绿树丛中隐隐起伏的海岸线，在明媚阳光的照耀下，蓝晃晃的。陪着我们爬山的班主任兴高采烈地说：没想到吧。我们不仅拥有山林，还拥有沧海。（常佳珍）
2019年3月，这个月让我们欣喜的是，一树榴花又增加了两朵，汉文本1801迎来两位新的家人——秘若琳、姜锦琳。开班会时，黄老师说从名字上看，两位同学是块美玉，希望大家互帮互助，让两位同学顺利适应过渡期。（高凌翥）
2020年8月，疫情好转，学生陆续返校。迈向宿舍的路上，感官被放大几倍，风吹树叶的声音，行李箱滚动的声音，稀稀疏疏的交谈声，阳光好像也因此变得更为强烈。（王璐璐）
2021年3月，我们终于要下去实习了。像电影中的画面，大巴开出了学校，积雪还未融化，覆盖在树枝上、草地上、马路上，窗外的风景慢慢淡出了我的视线。望着窗外，我开始了思考与回忆。我只知道实习的地方是威海乳山市，但是具体哪所学校还不清楚，会是哪所学校呢？会遇到怎样的老师和学生呢？（杨聿艳）
2022年1月，我曾对自己的随意和恣肆而愧疚过，但如果有时光倒流重新选择的机会，我依然会在计算机课上玩黄金矿工，在现代汉语课上写诗。我从未后悔过自己的选择。高中时在家人的一再劝说下我违背本心选择了理科，在高考志愿上我一意孤行选择了来烟台读汉语言文学。这些都是我的选择，我从未后悔，无论是成为一名理科生，还是成为一名二本学生。（赵婉婷）
班史的最后一篇是由黄修志以第三人称撰写的，题目叫《密涅瓦的猫头鹰》。黑格尔曾经用“密涅瓦的猫头鹰总在黄昏时起飞”来隐喻哲学、思想和理性。相传，密涅瓦是古罗马的智慧女神，她身边的猫头鹰是智慧和理想的象征。之所以总要等到黄昏才起飞，是因为这时可以看见白天所发生的一切，追寻其他鸟儿在白天的足迹，同时对这一切进行反思。
结尾处，黄修志说，四年的互相陪伴已经结束，每个人都是流向远方的河流。他希望，自己和学生们都能以一种回顾的眼光去审视过去，就像他最初发起写班史时反复强调的那样，“你们也是历史的参与者和缔造者。”
对于孩子们而言，班志倒是没那么多“大意义”，起初，椰子只把班志当作一项作业，是每人每个月都要完成的任务罢了。等到他开始创作时，他意识到，“我们每个人都会分别，都会离开这个大家庭，但班志将我们紧紧联结在一起。”
《班史》出版以后，他在忙碌的工作之余时常翻看，总觉得大学时光仿佛昨日，同学的温情、黄老师的笑脸，历历在目。
现在的椰子是家乡的一名公务员，工作忙碌，回看班志时，他不敢相信，以前的自己曾经写过“梦在日落山海时”这样的文字，那种为考试拼搏又想翻墙逃校去大海游泳的纠结，如今再不会有了。椰子感谢黄修志给了他这个机会，让他这样一个“小人物”也能出现在文学作品的“大世界”里。他笑着说：“也算是某种意义上的‘青史留名’了吧。”
“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后，
我们在鲁东大学文学院重逢吧”
和所有过去几年的大学生一样，1801班的生活很简单。上课、社团活动、实习，以及突如其来的疫情。
2018年9月，第一节课是中国古代文学。班主任说教授这门课的孙贵福老师很像《名侦探柯南》里的阿笠博士。但这不是他最特别的地方，他酷爱碳酸饮料。班助说，他们称呼孙老师为“可乐爷爷”“雪碧爷爷”。（常佳珍）
9月23日，班主任黄修志发布大一秋季的阅读书目，日本教育家新渡户稻造的《修养》是第一本。
四年来，黄修志共列了16次书单，总计180本书。每一张书单，他都会花费两个小时以上的时间选书。他不断在“药方”上勾勾画画，企图让这些书中的灵气都组合成更神奇的药剂。他当然知道不会有学生能全都读完，“大学四年能读20本以上已经非常可贵。”这些书单有着跨学科的视野，与外部世界的变化紧密结合，甚至有一些是与专业无关的“闲书”，16篇书单内含着一个叙事结构。
大一，他们读《修养》《布鲁克林有棵树》；疫情期间，他们读《罗马的命运：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霍乱时期的爱情》《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有女学生推荐给他《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后来这本书与《我的天才女友》一起被列入公共阅读书单；他们读现实主义题材的非虚构作品《寂静的孩子》《我的二本学生》；大四夏天书单的最后一本，是由1801班自己写成的《班史：一个大学班级的日常生活（2018-2022）》，倒数第二本是同为编年体的史书《资治通鉴》，之所以将这两本放在一起，是因为“比起天下之史，个体之史同样重要。”黄修志说。
青海来的野男孩椰子起先并不喜欢读书。高中时，他本想学习理科，但是物理老师实在“太恐怖了”，“经常上课讲着讲着就破口大骂，踢板凳、砸黑板，骂起人来口无遮拦。我心想，这种人有什么资格教我？”就这样，他选了文科。
来了汉语言文学专业，黄修志经常念叨，不读书怎么行？最近几年，黄修志常去中小学做写作培训。他观察到一个现象，“现在不少中小学的语文老师，都不读书，也不写东西了。”这一点让他感到既奇怪又担忧。阅读和写作应当是语文老师的基本功，而1801班上的大部分学生毕业之后也会成为一名中小学老师，这更让他坚定把写班史这件事推广下去。“我想通过这种方式，让他们把日常生活当成记录的对象，同时把写作本身当成是日常生活的状态。读写所得就像火箭燃料，燃料越充足，飞得就越高。”
有一次，椰子读到黄修志推荐的《秦腔》，贾平凹写一个村子里的生老病死和悲欢离合，他一头钻了小说里的清风街，废寝忘食地看。看完的那天他觉得，“自己忽然被他们从那个村子里面踢出来了，就像我自己失去了一群朋友一样。”
那是他第一次感受到文学带来的奇妙体验。“黄老师改变了我的人生。”椰子反复说着这句话。“如果不是他，我现在可能真的还在放牛，他给我的自信和勇气成为我在生活中面对困难时的底气。”中学时，在椰子的价值体系里，社会上那种整天无所事事、成群结队、咋咋呼呼的“混的哥”“混的姐”，是他想要模仿和成为的对象。刚上大学，他经常横冲直撞地走在马路上，“眼睛里面没有别人，觉得自己很狂，一言不合就想跟别人干架。”
慢慢地，他被黄修志身上的“人文气”折服，“你知道吗？黄老师在石榴花大讲堂的一节课上，清楚地背出《西游记》里的几段诗词，而且他还会用历史故事来给我们讲道理。这太不可思议了。说真的，黄老师可能是我这辈子能接触到最有文化的人了，我现在工作中接触到的很多领导都达不到他的境界。”
受黄修志的影响，他也开始写作，“我逐渐从‘野蛮’变得‘文明’”。班志给了他一个表达的空间。他写自己印象里的童年，零几年的青海牧区还过着全村只有一台电视机的生活，小时候关于电视机的记忆是约上几个玩伴，去村里厂部的村长家看电视。“看的内容大都已经忘记，但我记得那时只能看半个小时，因为太阳能电池只能供半个小时的电给电视机。这种上世纪人们的经历在我的童年中也有过。”
椰子是上大学后才拥有充满蝉鸣声的夏天的，班志里，他也写海面上的夕阳和落日。
“烟台的夏天是属于海洋的，海水把人泡清凉了，把整个城市都泡软了，每一缕的机理纤维都充满了海水的咸涩味。金黄色的太阳停在海平线上，那一刻，仿佛时间也静止了。”
他还写自己热爱的足球、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还有关于地球村的美好愿望。他引用登月者尤金·塞尔南说过的话，“在月球上遥望地球，我看不到任何国界，我觉得地球就是一个整体。”
黄灯的《我的二本学生》刚出版，黄修志马上花钱给每个宿舍买了一本，让他们传阅，并举办了三个小时的读书会。他想知道，读到这些现实的冲击、真实的焦虑，同学们会如何回应？
黄修志得到了一些意料之外的反馈。学生们并没有强烈地认同黄灯笔下的观点，有人说，“老师，为什么一定要留在大城市呢？人生有很多种可能呀。”“你可以说我不勇敢，但是不能说我不幸福。”他也感到欣慰，这些发言更多的是对二本标签化的质疑，而这些孩子已经开始具备了他所期望的批判性思维和自我认知的能力。
2018年12月，“雪窝子”烟台开始下雪，一场大雪飘了整整一个月。有南方同学冲出教室，“不要说让我扫雪，让我吃雪我都愿意！”在初雪中，班主任与40位同学完成了谈话聊天，“就像读了四十本书一样”，我们迎来了双旦晚会。（陈然）
2019年5月，两个班级举行辩论赛决赛，辩题是“假如九九八十一难的最后一难是吃肉，唐僧该不该吃？”（韩鑫月）
2019年6月，考试周如常到来，“平时一时爽，期末火葬场。”（李龙飞）
成文觉得这个班上的同学让她惊讶，她刚转过来没多久，考试周学习委员路棣就把一整本纯手写的笔记借给她看。那时，她们还不熟识，甚至还没说过几句话。在此之前，她以为同学都是自己的竞争对手，“以前我们的口号都是——多考一分，干掉千人。”她反复地说，“这个年头居然真的有无私奉献的班委。”
2019年10月，《石榴花》杂志创刊，石榴花读书堂加入“百团大战”。（李玉）
2019年12月，为了四级，我们班级共组织了六次模拟考试。考试前的一个周，班主任黄老师在107教室为我们召开了考试动员会。（马鸿岩）
李陶很害怕英语，她的基础很差。“高中时我的英语才考30分，你能想象吗？”大学时，她又挂科过两次。舍友王海的英语成绩很好，她主动帮助李陶复习。考试周的时候，她们搬着小桌子挤在楼道里，天冷的时候裹着毯子，一页挨着一页，一个单词挨着一个单词地读下去。
药方不止阅读与写作，逐渐的，“石榴花”成了一个符号，衍生出了一系列活动，包括石榴花大讲堂、《石榴花》杂志、石榴花观书会、石榴花小讲坛……
2019年12月，人类学家罗红光教授与研究艾滋病学的夫人蒋岩成为第22讲石榴花大讲堂的嘉宾。满头白发的老两口坐在讲台上对谈，将社会学研究与艾滋病HIV病毒免疫学结合在一起，从如何快乐地做学问、培养跨学科意识聊到生活与读书。
讲座结束后，两个学生泪流满面地追了出来，说想要和两位老师“拥抱一下岁月”。听一场讲座的体验应该是怎样的？黄修志总结，“痛苦。通过‘他者’这面镜子来观照自我，认清自我。这是一个反思自我的过程。”
这是石榴花大讲堂的第22次讲座。一开始，黄修志给自己定下一个任务——为1801班举办两场讲座。这个讲堂不会讲很多理论性的知识，而是在“讲故事”，分享不同的学科视野和生命体验。到毕业时，石榴花大讲堂共开办了43期，听众也渐渐扩大到了整个学校。再后来，同事姜娜、周燊老师等同路人也加入进来。
有一次，人类学博士姜娜老师在讲堂上分享自己在日本酒作坊做调查的经历，为了顺利进入那个家庭作坊，她主动承担繁重的体力活。他们经常一起喝酒，很自由，也很开心。那是成文第一次听说什么是田野调查，第一次知道学术研究还可以这样做，她觉得“太帅了”，这直接影响她后来做出跨考社会学的决定。
2019年12月末，我们选出了“惊喜”“头秃”“迟到”“暖阳”“新生”“安宁”作为十二月的关键词。（马鸿岩）
2020年1月，新冠疫情爆发，口罩供不应求，春节电影撤档，商场和街道门可罗雀，教育部通知推迟开学时间。我们都响应号召，在家居家过年，取消了拜年、聚餐活动。（马云飞）
2020年2月，新学期开始。第一次上网课，学校指定的雨课堂因为无法承受如此之大的访问量而频频崩溃。二月的最后一天，班主任在QQ群里开了一次网络班会，主题是“近在咫尺的生存与毁灭”。（马子梁）
重返线下的第一次班会，成文生了一场病，她暴瘦了几十斤，全班同学都吓傻了，黄修志见到成文，哽咽着问她情况。成文觉得很惊讶，“那是我第一次从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长辈脸上看到如此关心我的表情。”
2021年3月，这学期，班级同学去烟台、威海各县区的中小学进行顶岗实习，班主任赠给每位同学一本苏霍姆林斯基的《给教师的建议》，每人三本《石榴花》杂志，把石榴花的种子散播出去。（杨聿艳）
2021年12月22日，班主任黄老师举行考研前的动员班会。黄老师给每个座位上放了《石榴花》杂志，还有两个圆滚滚的橙子。黄老师说，这是赣南脐橙，意味着大家可以干掉困难、一起成功。班级微信群里，每个人收到一个“六六大顺”的红包。一脸震惊的我扭头和一脸震惊的小陈对上视线：“这总共得好多钱吧？”虽然不知道我们试图去算总计多少钱这件事情有什么意义，但我们还是算得很认真。可能是想为自己的感动找一个具像化的数字来体现吧。（张佳怡）
2021年12月25日，考研。那两天纷纷扬扬下了两天雪，这是烟台2021年最大的一场雪。黄老师给每个同学都私发了祝福。（赵婉婷）
这一年，1801班有37名同学参加了考研，是文学院2018级最多的。黄修志并不认为读研是每一个人都要做的选择，他对1801班说，“无论你们毕业后去向如何，今后过一种怎样的生活，但至少不要陷入庸俗和市侩，内心坚定而平淡，真诚而努力。”
2022年3月，学校再次改为线上教学。毕业季紧张又混乱。5月，班委组织在校同学吃散伙饭。合影照片中只有一半的人，没有一个完整的宿舍，也没有黄老师，让人感到狼狈又伤感。（秘若琳）
2022年6月，毕业典礼，因为疫情和其他原因，1801班很多同学没能到校参加。
毕业典礼发言的最后，黄修志的声音有些哽咽，他说，“根据宋代理学家邵雍的计算，世界上的事物在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后，会一一完全重现重演，所以现在我也拾人牙慧，与你们约定，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后，我们在鲁东大学文学院重逢吧。”
那段时间，椰子因为疫情和正准备的事业编面试，没能赶回学校参加毕业典礼，那成为他一生的遗憾。椰子的行李由老师和同学帮忙打包寄回老家，在一本书里面夹着一张黄修志手写的明信片，上面写着——永久的山海，永恒的少年。毕业快乐，前程似锦。
椰子在手机屏幕一端看着毕业典礼的直播，眼泪唰啦一下流了下来。
从“修志同学”到重返二本
黄修志今年37岁，头发又黑又亮，刺刺地生长出来。我们见面那天，他穿着一件白色短袖衬衫，运动鞋，像个大学生的样子。他开的车上有两个孩子玩耍后的痕迹，副驾驶一侧的车门隔板里卷放着一本书，是前阵子陕西科技大学杨素秋老师新出版的《世界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他几乎随时随地都在读书。
黄修志时常在1801班的学生身上看到自己，他也出身于一所二本院校，他的家乡在鲁西南东平县的一个农村，那里曾是黄河滩区上的贫困县。父亲退伍后常年在外务工，母亲在家务农。
他常对学生们称呼自己是“修志同学”，在求学生涯中，他曾在许多好老师的牵引下走到现在。
在老家，爬上一座河堤，再穿过一座大桥，王台村的边上就是黄修志曾就读的东平三中。学校的大门前是一段长长的泥巴路，被过往的拖拉机轧出深浅不一的沟坎。2001年8月底，入学那天，父亲陪黄修志报到，他兴奋极了，他还没有去过比这更远的地方。
入学第一年，他住在学校多功能餐厅改造的集体宿舍，四百多个男生都在这里睡觉。每天早读结束，同学们呼啦啦站起来，提着缸子去食堂，把馒头和油饼撕成块泡在汤里就着咸菜吃。蔬菜摄入过少导致他们很长时间不大便。有次班上一位男同学问黄修志：“你现在最长可以坚持多长时间不拉屎？”他想了想，说：“大约9天吧。”那个同学得意地说：“我最长可以11天。”
在这样的苦日子里，阅读和写作曾经治愈过他。那时，学校的校长是一位很有教育激情的语文老师，总是鼓励大家广泛地课外阅读，并举办各种课余活动。黄修志喜欢阅读和写作，是班级的学习委员和语文课代表，作文常拿到最高分。他每次到语文老师那去，老师就会从抽屉里拿出几本课外书，有沈从文和汪曾祺的文集，还有获得过茅盾文学奖的《尘埃落定》。
有一次，黄修志路过一家书店，看到一本装帧精美的《古文观止》，里面很多古文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一下子吸引住了他。“但是太贵了，22块钱，相当于我十天的生活费。”后来，他省吃俭用一个月，凑够了钱。在一个周六的下午，黄修志一口气跑了四五公里，穿过大桥，来到那家书店买下这本书。来不及吃晚饭，他又跑回学校赶晚自习，两眼发黑，差点晕倒在座位上。班主任知道了这件事，晚上来到寝室，黑暗中悄悄塞给他两根火腿肠。
从此语文早读课上，“背完课文后，我就狂读《古文观止》。”再后来，这本书一直跟在黄修志身边，从东平带到聊城，又带到武汉和上海，现在还在他书架的顶层放着。
高二，黄修志和班上几位同学一起创办了一份报纸，名叫《久一报》，他担任总编。在语文老师刘庆和的支持下，他们在学校会议室里举行了“成立仪式”，一位女同学演唱了《倚天屠龙记》的插曲《俩俩相忘》。之后，《久一报》面向全校每间教室和办公室发行，每周一期，总共发行了十余期。
于是，学校的老师们都开始关照这个爱读书的孩子。“听说我喜欢读书，我们班有70个同学，但我去阅览室领报刊时老师总会给我80本，说剩下的10本你自己看就行。”阅读让他在严酷的应试教育里寻找到了快乐的缝隙。
但要想在淘汰率极高的山东高考中突出重围，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为了保持好成绩，黄修志经常中午不吃饭，只带着两个馒头埋头做数学题。晚上熄灯后，他常跑到厕所门口——那是唯一还亮着灯的地方，再做几篇英语阅读理解。
“每天五点多起床，晚上十点多倒头就睡，过着一种清教徒式的生活。”那时候，黄修志每天在日记中剖析自己，发现自己的不足，“当时我对这种状态异常亢奋，但是没有想到，这种不断妄图反省自己、超越自己、追求完美的学习生活直接导致了我在高三上学期失去了定力。”
一旦找不到不足之处，他就开始陷入焦虑，感觉自己在停滞不前。这种焦虑一直没有得到有效释放，越积越多，“在心中拧成了一个死疙瘩，最后我陷入了很长时间的抑郁，连续几个月都没有笑过。”
高考也在这样的情绪中到来，黄修志考砸了。高中三年，他只有两次没考全年级第一，第一次是高一，第二次是高考。尽管考上的是二本，但查到分数的那天，父亲从柜子里拿出一瓶白酒，满面红光。母亲拍了拍手上的面粉，“俺儿考上大学啦，咱村儿第一个本科生啊！”黄修志突然很感动，心里想着，“二本也挺好的，一切才刚刚开始。”他放下复读的执念，来到山东聊城大学。
因为是家族的第一代大学生，黄修志完全不懂得怎么报志愿，稀里糊涂来到了教育科学学院。但他仍喜欢古代文学，喜欢历史。他遇到教中国教育史的老师胡志坚，在一个大大的阶梯教室里，他听到老师讲“朱子读书法”——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黄修志被深深吸引，“胡老师不光课讲得好，他身上还有一种人文的‘古风’气质。”下课后，黄修志与同学们路过跟他打招呼，胡老师站起来，向他们每个人鞠躬回礼。
大二的时候，历史文化学院举办了一个“大学生百家讲坛”，组织同学们登台演讲。黄修志报名，讲中国古代的死亡意识，题目是《死神烛照下的历史与人生》。辅导员看到有点担心，找到他说，“你这个话题可千万不能有煽动性。”
讲座坐满了。那天，黄修志脱稿讲了一个多小时，从西方哲学的死亡文化讲到中国古代的生死观，灯光打在他身上，台下有人听得入了神，嘴巴微张，眼睛一眨也不眨。教育系的邵怀领老师听说后，又组织他在自己的演讲学课堂上给满教室的学长学姐演讲了一次。
还有一次，黄修志写的一篇散文被武汉大学主办的全国性比赛收录，获得了一等奖。他上网搜，发现武汉大学文学院国学与汉学专业研究生的参考书目有：《论语》《史记》《孟子》《老子》等。“我当时一看，妈呀太刺激了，这就是我平时最感兴趣的书。”他决定要考研，就报名武汉大学。那时学院学生会常让他给各种活动写稿，辅导员陈祖国说：“这段时间谁都不要打扰修志，让他专心考研。”
考试是黄修志擅长的事。当班上同学都在蒙头刷本专业真题的时候，他在看朱熹写的《四书章句集注》，竖排版的繁体字，一行行读下去。他去参加复试，那是他第一次坐火车去到山东以外的地方，也是第一次听说什么是985和211。考上之后，他专门去了一趟曲阜，拜了拜孔子。
在武汉大学读书两年后，黄修志觉得自己还没有读够，父母也支持他继续学业。他来到上海，见到复旦大学历史系的邹振环老师，“邹老师连续问了我好几个问题，我支支吾吾答得一塌糊涂，最后落荒而逃一样走出光华楼，在复旦围墙外面转了一圈，狠狠地给了自己一个响亮的耳光。”回到武大后，黄修志开始了疯狂的读书和学习计划，在那披星戴月的四个月里，“考博比准备高考都要努力”。最后他终于如愿以偿，成为复旦历史系2009级博士生。
2013年博士毕业后，黄修志试图寻找高校教职，遇到了和今天的二本学生同样的困境，“上海地区的高校教职几乎饱和，我想都不敢想。”他是班上最年轻的博士，还是优秀毕业生，但曾因为本科学历被一所江南高校拒绝，对方直白地告诉他：“对不起，根据我们的要求，应聘者本科毕业学校必须是211或985，你应该不是吧？”
后来，黄修志一直记得那个夜晚，他在复旦宿舍里向鲁东大学文学院发送了一封求职邮件，不到十分钟就收到了回复：“你QQ号多少？”那是一所来自家乡的地方二本院校，他很快收到了面试通过的通知。毕业前夕，女友也在烟台找到了工作。就这样，黄修志回到了他的来处。
签订完工作合同的那天，黄修志和他未来的妻子从上海来到烟台开发区，金沙滩的沙子细腻，海风带着潮湿的水汽穿过他们，向前轻轻一走，蓝色的大海像星空一样映在眼前，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那一刻，黄修志感觉自己的心好像安顿下来。
当然，重回二本，黄修志必须要面对的是基础没那么好的学生，以及稀少的科研资源和经费。
作为班主任，他被分到的第一个班级是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班上很多同学都是艺考生，他们不少人对读书没兴趣，认为“到了大学就是要享受的”。面对黄修志辛苦列出的六十本书单，他们更愿意把时间花在打游戏、刷视频上。
有一次，黄修志去宿舍走访，看到班上的几个男生在打扑克，一叠钱摆在桌面，空气里烟雾缭绕。一向好脾气的黄修志第一次拍桌子发了火，大骂他们不知道珍惜好时光。后来，他让打牌的学生上台做检查，如今再谈起来，他觉得自己做得有点过分，“但是我真的是恨铁不成钢。”
那几年，黄修志觉得自己留下很多遗憾。2017年，他被借调至国家教育部工作，调研了若干省份地区，接触了更多先进的教育经验，“收获了空前的成长，更斩获了一种视野、心境和格局。”一年之后，他回到烟台，打算再做一次班主任，但这次他有一个要求，希望专业是汉语言文学。这一次，他和1801班相遇了。
毕业后，成为一个普通人
似乎很难一下子讲清楚，黄修志带领1801班完成的这场集体书写的教育实践是否成功，对他们来说又意味着什么。一旦走向现实社会，1801班的二本学生们所面临的学历歧视和困境是不可避免的。大学生活在疫情中仓促结束，42个学生，最终考研成功的有13人，一些同学考上编制或公务员，还有一大半去了中小学做语文老师。
成文没有选择去当一名中学老师，那让她联想到自己不愉快的高中时代，“我对那种生活PTSD了。”在黄修志的鼓励下，她跨专业考上了北方一所985高校的研究生，读社会学。前阵子，她在一家公益组织做社工，接触到东亚教育带来的一些共同伤痛。
一个读高中的孩子，不断用小刀划伤自己的胳膊。孩子的母亲面对前来帮助的社工说，“不用理会，他就是想要得到父母的同情。”成文和孩子聊天，发现伤害背后的意涵很复杂，“他不只是想要用自残的方式博得关注，还有对自己和父母的惩罚。”那个孩子跟她讲，从小父母对自己要求严格，他将这种要求内化成自己的认同标准，每每达不到，他就要惩罚自己。“他配得感很低，觉得自己不配，不配舒舒服服地坐在这里，一定要感受到这个痛才行。”他还觉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自己的身体是父母最珍视的东西，那就伤害他，就像哪吒自刎一样。
成文决定主动延毕一年，申请博士，继续在学术上深造，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的问题，将来成为一名像黄修志那样的大学老师。她又找到曾经的班主任，“每当我犹豫不决的时候，黄老师总是最能给我力量和指点的人。”她曾从农学院转到汉语言文学，又跨考到社会学专业。现在，成文终于想清楚了自己想要追求的东西，她曾在班志里写：“忽略自己的心声，是自我折磨的开始。”
2021年6月，黄修志赴临沂看望在各县中小学实习的学生们。（图/黄修志）
椰子考上了家乡县城的事业编，他又回到了自己口中的大山。今年，他又考上了公务员，成为体系里最忙碌的那个新人，经常要到加班到十一二点。身材也极速发胖了，“从大学里的一身腱子肉，到现在变成了一身肥肉。
备考的时候，他的偶像是在脱贫攻坚岗位上因公殉职的黄文秀，“当时我的愿望就是死了以后一百年还有人能记住我的名字。”但面对现实，他很快遭受了一些打击。此前在大学里受到的文学写作训练并没发挥到什么大用处，话语体系要重头开始学起，写材料得反复修改好几遍，“你读过乔治·奥威尔的那本小说吗？”他突然问。
我们聊天的过程中，椰子至少接了四五次电话。座机电话声铃铃铃地响起，他一秒钟接起来，“喂你好，这里xx县xx办。”听对方汇报完“一切正常”后，再回复一句“收到”。
以前，椰子所在的事业单位为联点村村集体捐赠了一批移动摆摊车，真正帮到了村里的经济增长，也让有需要的脱贫户拓宽了收入来源，这让他体会到一种踏实的成就感。“我时常想到黄老师说过的话——要保护自己的信念。”有机会的话，椰子还想要再争取去乡镇基层工作，他想要像黄修志那样，俯下身子做一些实在的事儿。
毕业后，李陶来到家乡的一所工厂做文员，日常的工作是填写基本材料，枯燥、乏味。“我在那个地方待了半年，相当痛苦。”她讲到，自己办理入职的员工大多数都来自农村，填写资料的时候，有些人甚至都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只知道自己叫什么。她才意识到“语文”有多重要。
即使这份工作简单轻松，李陶还是想回到教育行业，那是她觉得真正有意义的事情。起初，她想要在这些孩子心里也种下文学的种子，就像黄修志当初对他们做的那样。但真正当上老师，她才看到家乡教育的另一面。
辞职后，李陶来到新疆阿克苏的一所中学教语文，那里沙漠的占比达到了百分之三十以上，土地和水源碱性大，只能种植一些耐旱的作物，畜牧业则以骆驼养殖为主。班上很多孩子的父母不在身边，从小跟着亲戚长大。李陶班上的语文课代表名叫阿泽古力，非常懂事，学习认真。但就是每次放假后，总不按时返校，“每次周五放假，他周二才回来学校。我就觉得这个娃娃他怎么这样？”有一次，李陶把他叫到办公室里，有些生气地说，“你再不按时返校上课，以后就都不要来上学了。”
阿泽古力听完直接哭了，他说，“老师，我从回家把书包放下的那一刻起，家里的家务和农活已经把我压得腰都直不起来了。”李陶这才知道，他的爸爸常年在外，妈妈身体残疾，两个姐姐嫁了人，哥哥又成天不干活，还总是问家里要钱。“我家里有二十亩地，从秋天一直到过年，玉米棒子只有我一个人来收。”阿泽古力的眼泪止不住，李陶心里也跟着难受。
孩子们家庭条件不好，基础也差。“高一之前，他们一节英语课也没有上过，物理化学也是没有。最基础的字词掌握的也不行，‘健康’的‘健’写成‘建’字。”李陶带两个班，新疆时间11:45下晚自习，她常常回到家之后连夜写教案，加班到一两点，头发大把大把地脱落。
她压力实在太大，再加上这所中学没有编制，待遇也不高，李陶跳槽到了另一所学校。“我也得为了生活，离开后我常常想到课代表，心里觉得愧疚。”走之前，她给阿泽古力联系了一位一对一帮扶老师。
现在，李陶还坚持着写作的习惯，平时没有时间，每到寒暑假，她就会把跟学生之间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希望有一天能像黄老师那样，也让大家看到她笔下的故事。
新学校的生活依旧忙碌，生源也没有特别好，“我们上个星期摸底考试，语文平均分是24.35，满分一百分。”学校对老师们的要求是，“争取每个班能达到百分之十的本科率，百分之百的专科率。”
李陶时常给孩子们讲自己的学生时代，讲1801班，讲烟台湛蓝色的大海，还带领他们做班级文化节活动，“就像黄老师创办的《石榴花》杂志那样，我也想让孩子们有一些表达的空间。”她觉得，自己的精神世界正在被一点一点填满。
1801班离开了，黄修志留在原地，但石榴花的故事还在继续。在黄修志的带领下，石榴花社团从最初的班志记录，发展出石榴花访修营、学术调研课题、书评影评随笔大赛、阅读推广服务基地等更多的可能。与此同时，黄修志的同事姜娜、杨帆也开始与同学们记录起自己的“班史”。姜娜还发起了“石榴花田野调查”的项目，鼓励学生们记录身边和附近，比如一家陶瓷厂的劳动，一个村子里的白红喜事，或者是一次乡村集市上的日常。
2020年，“文史哲融通创新基地班”在鲁东大学正式设立。今年，基地班的公费师范生徐堃凯来到栖霞市实验小学工作，受到黄修志的启发，他也开始让班里的孩子书写班志，“本来觉得，小学生写3000字就顶破天了。刚刚成稿一看，7500多字。”
这一场以书写班史为起点的教育实验，从1801班延伸出来，辐射到了每一位对写作阅读、自我追寻感兴趣的师生。
《班史》被一家影视机构看中，对方想要将1801班的故事拍成电影，还有另一家出版社跟黄修志联系，计划把《班史》翻译成日文和韩文出海。在组织同学们游历北京、上海、西安、武汉后，最近，石榴花访修营开办到了第11期，黄修志打算带学生们去大连海岸和中朝边境看一看，去看孩子们未曾见过的风景。
他们把《石榴花》杂志和《贝壳》杂志带在身边，跟辽宁师范大学和大连外国语大学的相关学院交流，分享社团发展和杂志建设的经验。他们又来到丹东，参观了边境鸭绿江断桥、虎山长城和抗美援朝纪念馆。
黄修志把访修营的照片发到朋友圈，昔日班里的一些同学表示羡慕。此前，他曾雄心勃勃地设想把2018级学生带往国内外城市研学，但长达三年的疫情完全打破了他们的计划，1801班毕业前的出行活动未能走出山东。他有些怅然，“其实这些本来是给你们准备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