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敏等 | “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能否提升城市韧性？

“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能否提升城市韧性？

——基于营商环境与创新的视角

刘　敏　肖　霞　杨彩婷　梁峻宇

城市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物理空间、经济载体与社会场域，其复杂性及与系统要素的相互作用，使其在面对各类灾害风险时的脆弱性增加，这逐渐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周利敏，2016)。探索构建有效的城市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已成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课题，而韧性治理作为应对突发灾难和环境变化的治理新范式，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新思路。韧性城市作为一种新型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模式，主张城市主动适应和应对变化或冲击，降低不确定性和脆弱性(Martin & Sunley，2015；郑梦泽、李强，2024)，得到了国内外城市治理专家的青睐。2002年，国际可持续发展理事会首次提出“韧性城市”概念，并在2016年联合国住房和可持续发展大会上将其确立为未来20年的全球城市发展目标。我国“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建设韧性城市，党的二十大报告也强调加快超大城市的转型，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因此，韧性城市被视为城市安全发展的战略导向和崭新范式，城市韧性也成为一个关注组织韧性与治理能力的公共行政议题。

现有研究或从自然资源、经济环境及政治制度等角度分析了城市韧性的影响因素(Glaeser，2022)，或从较为微观的税收结构等视角进行探究(郑威等，2024)。然而，这些研究大多基于传统经济和技术背景，缺乏对数字技术快速发展背景下韧性城市建设的关注(张春敏，2021)。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为城市通过技术赋能实现韧性治理提供了一种现代方案，人们已在城市规划、防灾减灾等领域探索其应用(董幼鸿、周彦如，2022)。尽管已有研究注意到智慧城市对提升城市韧性的重要性(武永超，2021)，但技术能否全方位赋能城市韧性治理仍有待探讨。此外，在全球韧性城市建设背景下，我国在其理论研究和实践观察方面仍显不足，尤其缺少从公共管理角度审视韧性城市建设的研究。

如何使数字技术赋能公共管理以实现城市韧性治理落到实处，需要合适的技术载体以拓展城市韧性治理的理论范式。随着行政审批改革的实施和推进，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现代信息技术在政府部门的广泛应用，国务院同年发布《关于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从信息公开、网上办事等环节提出了要求，并在全国80个城市开展试点，这为评估“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的建设效果提供了基础。“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通过技术赋能政府公共服务，提高了城市韧性治理能力，特别是加强了城市预防、抵抗、恢复和适应能力(董幼鸿、周彦如，2022)。然而，“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是否能真正改善城市韧性，两者间的理论逻辑和具体影响机制值得深入探讨。本文将借助该试点方案形成的准自然实验，构建模型探讨其提升城市韧性的效果和机制。

总体而言，现有研究缺乏“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对城市韧性影响的理论分析和实证解释，从学理上讲，“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是技术赋能政府公共服务，以提升城市韧性治理的一个重要方式，以政府为主的城市公共部门将数字技术嵌入城市韧性治理系统，提升各子系统应对城市风险的能力，进而满足城市“效率”与“安全”的目标。首先，从“数字技术＋公共服务”融合的逻辑出发，研究不仅能更好地体察韧性治理的内涵，还能打开数字技术与韧性治理深度融合的机会窗口。因此，对“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对城市韧性的效果进行检验，有助于深化数字技术运用于政府公共服务对提高城市韧性治理的理论认识。其次，从实践领域来看，“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具有技术和制度属性，其技术属性提高创新要素的整合与配置，促进技术创新，进而引发城市经济、社会、环境等韧性提升；其制度属性能够有效实现政府和企业的良性互动，降低政府内部信息搜寻成本和政企间制度性交易成本，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制度“软”环境，优化地区营商环境，同时，也为社会提供良好的公共治理能力，提高城市应对突发危机的能力及其韧性。最后，从政策创新来看，“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可作为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治理融合路径的政策试验，有效促进韧性治理的制度创新，在风险常态化情境下开展韧性城市建设以及韧性治理的嵌入工程。因此，研究“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建设的效果能够为政策试验创新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

相比于已有文献，本文可能的创新和边际贡献主要为：第一，现有研究较少从“公共治理＋数字技术”角度研究城市韧性，本文借助我国 “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建设试点这一准自然实验，检验数字技术应用于公共治理对城市韧性的影响效应和机制。本研究为提升城市韧性提供了新的经验支持，从而为中国城市治理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建议。第二，使用准自然实验方法估计“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政策实施的净效应，并进行了多角度的稳健性检验，能够克服传统研究的估计偏误，提高研究的可靠性。第三，本研究从“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的技术属性和制度属性角度，深入分析其对城市韧性的影响机制，有助于打开“互联网＋政务服务”政策作用“黑箱”。第四，关注“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的政策创新活动，能够拓展政策试验研究领域，为现实中城市韧性治理实践提供经验借鉴，进而促进城市韧性建设。

1．城市韧性的相关研究

在城市韧性的内涵方面，加拿大生态学家Holling(1973)首次在生态学中引入“韧性”概念，韧性是指生态系统恢复并保持其结构和功能的能力。从20世纪90年代起，韧性研究扩展到社会－生态系统领域，并演变为工程韧性、生态韧性和演进韧性(Walker & Salt, 2012)。尽管学界对韧性的定义有所不同，但其核心均强调系统在不改变自身基本状况的前提下，对干扰、冲击或不确定性因素的抵抗、恢复与适应能力(Martin & Sunley，2015；Glaser，2022)。韧性思想为韧性城市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韧性城市指城市能够凭其自身的能力抵御灾害，减轻灾害损失，并合理调配资源以从灾害中快速恢复过来(Safa et al.，2016；张家玉、杨晓冬，2021)。在城市韧性的评价方面，大多数学者通过构建综合性的评价指标体系衡量城市韧性，如基于系统论的城市韧性指标体系研究，其评价指标包括基础设施、安全、环境、经济、制度等(Jha et al.，2013；Cutter，2016)。城市韧性的影响因素也是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涵盖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宏观层面包括城市结构、经济发展、社会文化和政府治理能力等对城市韧性的作用机制(朱金鹤、孙红雪，2020，南锐、朱文俊，2022)。中观层面关注经济、生态、社会和基础设施韧性的内涵、评价和影响因素等(郑能友，2021；陈安平，2022)，但重点关注经济韧性，其中，多样化产业结构和数字经济对经济韧性的作用尤为重要(刘晓星等，2021)。微观层面探讨公共设施布局、紧凑城市形态以及高效街道网络对韧性的促进作用(陈碧琳等，2021)。

2．“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的相关研究

“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在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诸多研究探讨了其在多个领域的影响。经济方面，有研究分析了该平台与经济发展、外商投资(冀相豹，2014)、营商环境(范合君等，2022)及企业竞争力(Srivastava & Teo，2007)的关系。社会方面，有研究发现其减少了腐败行为(Nam，2018)，提升了公民信任(Porumbescu，2016)。总体而言，该平台提高了企业竞争力，改善了市场环境，促进了经济发展，但中国相关实证研究仍然较少，尤其缺乏“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的技术效应和社会效应等方面的研究。

现有文献并无直接关于“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与城市韧性的研究，但“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具有技术属性和制度属性(董幼鸿、周彦如，2022)，即通过技术赋能政府服务于城市经济与社会。

从技术因素来看，Tapscott(1996)提出数字经济概念后，数字经济与城市韧性关系的研究文献不断增加，这些研究包括数字治理、数字技术对城市韧性治理的逻辑、机制与路径(董幼鸿、周彦如，2022；朱婉菁、高小平；2023)；数字经济促进创新创业(赵涛等，2020)、减少了企业劳动力就业冲击(Oikonomou et al.，2023)、通过推进产业链现代化(陈晓东等，2022)等提升城市经济韧性。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智慧城市对城市韧性的研究中，数字技术对于提升社会韧性的效果尤为突出，然而，在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等领域，数字技术的影响仍有待进一步加强和深化(武永超，2021)。

从制度因素来看，政策干预和制度管理被认为是强化城市韧性的关键因素之一(Dawley et al，2010)。相比地震、战争甚至大流行病，城市更容易受到经济和政治混乱的影响。历史表明，城市对物理威胁有非常强的韧性，在没有经济和政治混乱的城市，在经历自然灾害后，政府和民众会协同努力对城市进行重建，一段时间后城市恢复了人口、经济活力和大部分物理结构，它就能抵御冲击(Glaeser，2022)。此外，政治资本、教育系统以及公共设施的完善程度也对城市韧性有重要影响(Fuchs & Wasserman, 2005)。总之，制度对城市韧性有较大影响，并将传导至经济、社会、城市公共服务等领域，从而导致人口和人力资本流动，最终影响城市韧性。

1．“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与城市韧性

现有研究表明，城市人口流入对城市韧性至关重要(Glaeser，2022)，这种流入不仅依赖于城市的硬件设施，还受政务服务和社会文化等软环境的影响(Torfing，2019；曲永义、王可，2022)。“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推动“放管服”改革，降低交易成本，增强市场与社会活力，吸引更多产业与人才流入，从而提升城市韧性。

经济韧性方面，宏观层面，“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通过大数据和云计算实时监测市场动态和预测信息，维护市场稳定，增强城市经济韧性(荆林波，2021)。企业运营层面，该平台优化政务流程，提升政府效率，缩短审批时间，提升企业盈利能力和资源运行效率(陈水生，2021)。社会韧性方面，于民众而言，“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促进了信息公开与传播，增加了民众参与和监督渠道，提升了人民的获得感与安全感(孟庆国、鞠京芮，2021；王法硕、张桓朋，2022)。从政府治理角度看，技术重塑了传统科层体制，提升了政府内部效率和服务水平，重塑了政府形象，改善了经济社会发展软环境(刘法杞、陈柏峰，2020；陈水生，2021)。基础设施韧性方面，“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通过数字化和智能化管理优化了城市规划和设施管理，提升了基础设施运行效率(赵瑞东等，2020)，降低了来自城市风险、系统故障等对城市的影响，从而提升城市韧性能力。环境韧性方面，“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有利于搜集环境信息数据，实现对环境风险的预警预防，帮助有关部门迅速处理环境危机，并制定有效的环境保护政策，真正实现环境可持续性发展(秦建群、夏春玉，2022)。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显著提升了城市韧性。

2．“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创新与城市韧性

“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兼具技术和制度优化特征，而技术和制度是激励创新的两个关键因素，“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通过技术创新效应和制度优化效应提升城市韧性。

技术创新效应方面。研究表明，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能够有效促进企业创新 (沈国兵、袁征宇，2020)，而技术是“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最关键的属性之一，“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能实现创新要素的整合与配置，并借此大幅促进技术创新，技术进步会导致城市经济、社会、环境等韧性提升。首先，技术创新加速与传统产业的融合，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提高经济体系的创新性和资源利用效率(沈国兵、袁征宇，2020)。此外，平台带动了数据服务和软件开发等新兴产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强了城市经济韧性(武永超，2021)。技术效应还推动了环保技术进步，提升了节能减排和资源利用效率，从而增强城市环境韧性(刘成杰等，2021)。同时，应急防灾技术进步增强了基础设施的抗风险能力，智慧城市的发展提高了政府风险治理能力，为社会韧性提供了保障。

制度优化效应方面。“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有很强的社会属性，其带来的政府效率与规范性程度的提高将传导至微观企业的创新行为，进而提高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韧性等。其一，“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提升了政府效率，减少了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从而释放更多资源用于创新活动(王永进、冯笑，2018)，这从制度层面释放了微观主体创造力，提高了企业创新能力和创新意愿。创新驱动的生态环境吸引了高端人才和研发资本，有助于发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集聚效应，增强城市经济、环境和社会的韧性(刘成杰等，2021)。其二，互联网与社会生活的深度融合形成了共建共享的网络体系，衍生产品如社保平台等提高了社会保障的覆盖广度和深度，推动了社会保障体系的优化，同时也为社会保障机构提供了风控支持，增强了经济系统的抗冲击和调节能力(胡艳等，2022)。因此，“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通过广泛均等的服务，全面提升了城市韧性。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2：“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通过提升城市创新，进而提高城市韧性。

3．“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营商环境与城市韧性

“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为企业和创业者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的服务，优化了营商环境，更大地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和发展内生动力，并加速民生改善，为城市韧性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制度保障，吸引了更多更优质的投资和人才流入，提高了城市韧性(Glaeser，2022)。

“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是政府和市场主体互动的重要载体，其主要通过提升对外服务能力和内部治理来优化营商环境。在对外服务方面，平台通过信息集成和共享，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Bripi，2016)，减少信息录入和材料提交成本(陶振，2019)，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效率和质量(张邦辉，2021；黄寿峰、赵岩，2023)。同时，“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实现了政府对市场主体的精准服务，提升了营商环境质量(王法硕、张桓朋，2022)。营商环境的改善有利于提高企业内生动力，最终提高经济质量，提升城市经济韧性。在对内治理方面，平台运用信息技术重构业务流程和组织结构，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减少暗箱操作，以及建立以市场主体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李春根、罗家为，2021；陶振，2019)，提高了应对突发危机的能力，增强了社会韧性。此外，企业、公众和社会组织也在推动营商环境建设(邓慧慧、刘宇佳，2021)，平台增强了政府与公民、企业的互动，通过吸纳民意和实时互动优化政策制定(范合君等，2022)，从而有效应对内外部冲击，确保城市安全(董幼鸿、周彦如，2022)。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3：“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通过改善营商环境，进而提高城市韧性。

1．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城市韧性(resi)。本文基于系统论的城市韧性指标体系，采取城市经济韧性指数、生态韧性指数、社会韧性指数和基础设施韧性指数来衡量城市韧性(JHA et al.，2013；Cutter，2016)。在具体指标的选取上，本文参考了学者Cutter(2016)、张明斗和冯晓青 (2018)、武永超(2021)的研究构建多指标体系，利用各类指标进行全面测度。本文研究的指标体系包含4个维度、15个指标：(1)经济韧性(eco)，选取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等4个指标；(2)社会韧性(soc)，选取社会消费品总额等3个指标；(3)生态韧性(env)，选取工业废水排放量等3个指标；(4)基础设施韧性(infra)，选取城市供气总量等5个指标[1]。

[1]因篇幅限制，本文省去数据处理说明，如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2．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为“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policy)。本文借助“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建设的城市试点这一准自然实验对“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的效果及其机制进行识别。《指导意见》指出政府部门应积极开展“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试点示范工作，2017年底前在80个试点城市初步实现“一号申请、一窗受理、一网通办”。本文设定“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为政策虚拟变量(policy)。如果某城市是“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建设的城市试点且建设年份在2016年以后取1，否则取0，对照组城市的policy皆取值为0。

3．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X)。考虑到一些城市特征变量可能对城市韧性产生干扰，本文引入一些控制变量。一是反映地区政府与市场发展情况的变量，包括政府支出规模(财政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fed)、市场开放程度(外商直接投资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foreign)。二是反映资源情况的变量，包括生态环境水平(城市建成区绿化率，green)、信息基础设施(互联网用户占地区年末总人口的比重，info)和金融发展程度(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和GDP的比值，loan)。三是反映经济发展情况的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城市人均GDP对数，lnpgdp)、城镇化水平(非农业人口占地区年末总人口的比重，city)。

4．中介变量

城市创新(cityinno)。考虑到数据的代表性，本文参考张萃(2019)的研究，选取地级市2003—2019年专利申请数量作为城市创新的代理变量。

城市营商环境指数(benv)。本文采用李志军等(2021)测算的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从政府、人力、金融、市场、创新等多个维度对地级市城市营商环境进行了全面、客观的评价。

从基准回归中，本文得出“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显著促进城市韧性的结论，该结论与本文的假设一致。接下来，本文将对基准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通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PSM­DID、剔除特殊区域样本以及排除其他政策干扰检验的方式，最大程度地保证本文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

1．平行趋势检验

本文在基准回归中采用广义DID的方法进行回归，然而使用DID方法必须满足处理组和控制组在政策实施之前具有相同的发展趋势这一假设，即共同趋势假设。如果不满足这一前提假设，那么两次差分得出的政策效应就不完全是真实的政策效应，这其中包含着处理组和控制组本身差异带来的效应。因此，为了探究使用广义DID的方法是否合理，本文采用平行趋势检验进行直观的判断(如图1所示)。在政策发生前几年(pre_6－pre_2)系数在0附近波动，系数不显著。而在政策后1年系数显著为负，但很快回到了原来的位置，这说明实验组和控制组是可以进行比较的，回归满足平行趋势检验。

2．安慰剂检验

上文得出“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对城市韧性有积极影响，但这种影响可能受到无法观测或捕捉的因素影响，导致基准回归结果存在内生性问题。为排除这些可能性，本文进行反事实的安慰剂检验。图2展示了在Bootstrap方法下，随机抽取500次、1000次和2000次的核心解释变量“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的核密度分布估计。图2显示，随机生成的处理组的工业机器人密度系数未显著偏离零点，而基准回归中的实际估计系数为0.016，与安慰剂检验中获得的估计系数相比，明显为异常值。这表明估计结果未出现严重偏误。因此，“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提升了城市韧性的结论是稳健的，表明“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对城市韧性的影响存在因果关系。

3．其他稳健性检验

其他稳健性检验包括：第一，采用PSM­DID方法减轻样本自选择效应，通过最邻近匹配法进行回归分析，如表4中第(1)列和第(2)列。第二，剔除特殊区域样本。将副省级以上城市和贵州省作为特殊样本进行剔除后回归，如表4中第(3)列和第(4)列。第三，排除其他政策的干扰。本文将加入与“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同时期政策的交叉项，进一步排除其他政策因素的影响。表4中L1和L2分别表示海绵城市、智慧城市分组虚拟变量和时间虚拟变量的交叉项，本文分别将两种类似的政策试点虚拟变量进行回归检验的目的是排除其他政策的干扰[2]，结果如表4中第(5)列和第(6)列所示，均能证明本文结果是稳健的。

[2]因篇幅限制，本文省略处理过程，如需要，可向作者索取。回归中本文也将两种类似政策试点虚拟变量放置于同一个回归中，如需要，亦可向作者索取。

在式(2)—(4)中，med为中介变量，主要为城市创新水平和营商环境。如果中介效应成立，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第一， c显著，即“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对中介变量有显著影响。第二，在城市韧性的影响方程中，中介变量具有显著影响，即b显著，且引入中介变量之后，“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的系数有所下降，即a>c′。若满足以上条件，表明“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通过促进中介变量来提高城市韧性，即证实“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对城市韧性的影响机制。

城市创新水平是“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提升城市韧性的关键因素。本文参考以往研究，选取地级市专利获取情况作为城市创新(cityinno)的代理变量。表5中第(1)列和第(2)列展示了城市创新机制的回归结果。“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的虚拟变量系数均为正，且至少通过了5%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即“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通过促进城市创新水平显著提高了城市韧性，结论与本文H2一致。

另外，本文基于李志军等(2021)《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的营商环境指数数据，探讨“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是否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来提高城市韧性。由于数据可得性的限制，本文使用2019年地级市的营商环境得分(benv)作为代理变量进行回归。表5中第(3)列和第(4)列展示了结果。营商环境得分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表明，“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显著提升了营商环境，并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证明“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提高了城市韧性，结论与本文H3一致。

本文通过对地区差异、人口规模和互联网普及率等异质性检验，进一步探索了“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在什么情况下能更好地发挥其促进作用。

首先，考虑到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均衡，尤其是东部地区资源丰富，经济水平较高，本文检验了地区差异的异质性作用。按照中国国家统计局关于东中西部的最新划分标准，本文将城市样本分为东部(east)、中部(middle)和西部(west)地区，并依次进行回归。其次，考虑到人口对城市发展的巨大作用，本文检验了不同人口规模城市中“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对城市韧性的提升效应。按照2014年国务院的城市规模划分标准，本文仅选取中等及以上规模的城市进行研究。最后，基于互联网普及率较高的城市因拥有更多的互联网用户和更好的基础设施，其“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更能有效地提升城市韧性。本文以2012—2014年全国互联网普及率中位数(minfo)为标准，样本所在地区平均互联网普及率高于全国中位数，划为互联网普及率高地区，反之则划为互联网普及率低地区，并进行分样本回归。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

基于“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本文使用2003—2019年302个行政区划的面板数据和双重差分方法，首次评估了该平台对城市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显著提升了城市韧性，这一结论通过多种检验后仍然成立。具体来说，平台对经济韧性和社会韧性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生态韧性和基础设施无显著影响。机制分析表明，平台主要通过提升城市创新和优化营商环境来增强城市韧性。异质性研究显示，人口规模大、地处东部地区和互联网普及率高的城市，“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对城市韧性的提升效应更为显著。

基于这些发现，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借鉴先行城市的经验，鼓励非试点地区进行更多政务服务信息化建设，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服务和改革举措，减少制度性障碍。第二，深化“互联网＋政务服务”改革以提升地方营商环境和企业创新。具体措施包括加强信息技术应用，优化政务服务流程，推进网上行政审批，压缩寻租空间，促进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第三，政府应结合城市发展特征，有层次、分阶段地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建设。在大城市要发挥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在中小城市则要支持相关项目建设，鼓励社会参与，提升治理效能。同时，政府应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互联网覆盖率，以支持“互联网＋政务服务”的有效实施。

本文的局限性包括：一是对“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的衡量方法较为单一，未来研究应细化衡量标准；二是对城市韧性的测量仍需完善，未来研究可以考虑更多维度的指标；三是需进一步探索不同区域在数字治理中的共性和差异，通过案例研究挖掘具体影响机制和特点。

参考文献：略

初审：徐婧怡

审核：秦玥

审核发布：朱亚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