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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生于安徽凤台，现任成都授渔公益发展中心理事长。投身公益事业16年，长期致力于应急志愿服务工作。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受企业委派，在灾区建立75个净水工作站，为20余万人提供安全饮水。2011年与公益人士共同成立授渔公益团队，2014年在成都市民政局注册为成都授渔公益发展中心，担任秘书长、理事长。如果说做一名志愿者需要热情和理想主义，那么十几年坚持做公益就需要一种执念。2008年汶川地震中，25岁的王海波辞去外资企业的工作，决然踏入公益领域，从简单的净水服务到致力人道主义救援和社区发展的公益组织，王海波和他带领的成都授渔公益发展中心，如今已发展成为中国社会应急力量的头部公益机构。回顾16年的公益之路，王海波说，公益人要为社会问题所牵动，对人类的灾难和悲痛有恻隐之心，并愿意为之付出，否则公益最后可能只是变成一堆数据而已。中国慈善联合会驻会副会长刘福清为王海波颁奖。
留在四川的志愿者
要不是汶川地震，王海波的人生可能就会活成“别人羡慕的样子”。1983年出生于安徽淮河岸边农村地区的王海波，因为小时候家境贫困，他原本对金钱格外看重。所以大学毕业后，他一心想找一份高薪工作，并如愿进入云南一家外资企业，经过多年打拼，升任常务副总经理。很快，爱情事业双丰收，他成为了大家眼中的“成功人士”。2008年5月12日，震惊世界的汶川大地震爆发，王海波所在的云南小城有强烈的震感。因为曾在四川上大学，他把四川看成是他的第二故乡。王海波坐在电视前，看着滚动播放着的地震现场画面，被眼前悲惨的画面震惊了，眼泪抑制不住喷涌。这是他第一次感受到灾难离自己那么近，他甚至有同学在地震中失联了。焦急万分之中，他只能通过电视下方滚动播放的捐款信息，多次用手机发短信的方式向灾区捐款，并将捐款的信息和方式发到同学QQ群中，号召大家一起为灾区捐款。“现在回想那一刻，真的是内心被唤醒了，是人性本能的反应。”王海波说，他有了去灾区的冲动，想为灾民做点什么。![]()
四川芦山地震中，王海波在救灾现场。就像是命运的特意安排，震后第3天，王海波接到公司负责人电话，需要他前往四川救灾，具体工作是将一批净水资源送往灾区，保障灾区的用水安全，公司提供的资源包括1500万元资金，100套净水设备，等等。这是一个“大项目”，临危受命的王海波没有任何救灾经验，他只能凭着一腔热血先去了再说，边学边做。到灾区后，他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大街上很多逃难的灾民，身后就是倒塌的房屋，救援人员在废墟上不停地搜救。与此同时，余震不断，大雨倾泻，落石滚滚…… 彼时，灾区市政供水中断，周边乡村地区水井受地震的影响也比较混浊，无法直接饮用。王海波负责的净水设备经过三道PP棉滤芯有效过滤杂质和细菌，最后一道紫光灯可以直接杀死残留的细菌。每台设备有水泵加压，每小时可以过滤约3吨水，可供应约2000人的生活用水。公司原计划是让王海波负责项目在灾区半年的运转，之后再返回云南公司任职，但半年过去，但灾民的饮水安全仍然无法保障。这个时候，王海波做出了改变一生的决定：他向公司提出，留在四川，继续提供净水服务。而这也就意味着，他要辞去工作，在一个陌生的领域开始一段未知的旅程，没有固定薪水，没有任何保障。“那时候还不明白啥是使命，啥叫情怀，只是凭着本能，觉得这个事情很有意义，值得长期做下去。”王海波告诉《中国慈善家》。“你想好了就去做吧，我支持你。”妻子简单的一句话，给了他最大的支持。辞职后，王海波和公司的关系也从委派变成了合作。从此，他便全身心投入了公益行业，在四川一待就是两年。这两年的净水服务给他的公益事业奠定了基础，也积累了经验。随后的玉树地震、雅安地震、鲁甸地震、漾濞地震，王海波和团队都在第一时间带着筹来的设备直奔灾区，开展饮水净化工作，解决了数十万人的用水安全。有一次，在宁夏中部的小乡村走访调研中，王海波发现有一个叫玉宝的小学生，体育课后从水缸舀生水喝后，肚子出现剧痛，通过检查后才知道是大肠杆菌感染。实际上，农村有很多学生像玉宝一样，渴了就在水缸舀生水喝。联合国数据显示，发展中国家约有10亿人在饮用不干净的水，全世界每年约有2500万人死于饮用不干净的水，平均每天约有5000名儿童因饮用不干净的水而死亡。王海波意识到，净水服务不应该只是覆盖救灾的过程，这对于很多偏远地区而言，是常态化需求。他开始考虑，如何把应急净水和常态需求结合起来。由此就有了“365安全饮水计划”，旨在让需求地区的居民每天都喝上安全水。借着这个项目，王海波构建起了全国性的公益伙伴网络。他和团队给伙伴们提供统一的卫生课程，并打包成培训资料包，包括培训净水技术、资源共享、规模化和复制化路线等。截至2022年，该项目已为9个省45个县152个村庄的5200个家庭及376所农村学校提供了陶瓷净水器及相应的健康卫生培训，帮助近10万人在终端解决饮水安全问题，项目获评为“中国好公益平台优质品牌项目”。王海波在玉树地震现场开展应急净水服务。
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成都社会组织学院发展顾问委员会主任郭虹通过“365安全饮水计划”项目认识了王海波，她对王海波的印象是，“做事认真、踏实，在净水领域做得很专业”。
2013年4月20日，四川雅安发生7.0级地震，郭虹是“420成都公益组织联合救援行动”总召集人。经过汶川地震的磨练，多支民间救援队在雅安地震中的整体表现越来越专业，王海波代表的成都授渔公益在灾民饮用水问题上继续发挥独特作用。“在没有水没有电的情况下，怎么把被污染的水通过过滤让灾民使用，这对破坏性大的地震灾区来说至关重要。”郭虹告诉《中国慈善家》。在郭虹看来，授渔公益从小切口入手参与救灾，所表现出的专业性能力让其他社会力量信服，慢慢就变成了社会应急力量协调中心的一个核心。郭虹提到的“社会应急力量协调中心”，在云南漾濞地震中得到应急管理部的重视。2021年5月21日，云南大理州漾濞县发生6.4级地震，造成数十人伤亡。当时，全国多支民间救援力量迅速前往震区展开救援，但和以往不一样的是，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局会同震区相关部门，首次委托授渔公益在地震现场成立“社会应急力量协调调度中心”，所有参与一线救援或周边备勤中的社会应急力量、志愿者组织需填写《社会应急力量参与响应备勤报备表》，并在社会应急力量协调调度中心报备。王海波告诉《中国慈善家》，在漾濞地震中，基于多年的救灾经验，他带领团队到现场后首先联系当地团委，建立了协调中心。应急管理部门得知此事后，肯定了协调中心的作用，并叮嘱他们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做下去，让社会应急力量有序参与救援。随后，应急管理部发布了协调公告，现场设立“社会力量志愿者报名处”，救援力量、社会组织、志愿个人在那里进行签到和签退，领取任务。个人填写好报名表后，工作人员还会为他们免费办理一份人身意外险。社会应急力量首次有了统一调度的平台，协调调度中心根据灾情需要，向社会发布倡议，民间专业救援队的能量得到了最大发挥，就连“散户”志愿者，也都通过协调调度中心做到了有序参与。此后，每次灾难救援中，应急管理部委托王海波负责成立社会应急力量协调中心几乎成为惯例。2021年，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爆发，王海波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后发现，灾情远远超出前期预判。与此同时，全国各地救援力量大量涌入郑州，包括一些没有任何救援经验、几人临时搭建的“救援队”，现场一片混乱。王海波开始组建社会力量协调中心，应急管理部也在其官网上发布了协调公告，并公布了王海波的电话。一时间，电话被打爆。虽然设有专门接听电话的志愿者，但很多专业问题和需要协调事项，都需王海波亲力亲为。那几天，整个郑州都被洪水包围，他们将协调指挥中心选择一处地势较高的地方。找不到宾馆，大家就在长椅上坐着休息。实际上，从7月21日至23日，很多志愿者几乎都没有合眼。身体连续超负荷的运转，王海波已感到明显的不适，终于眼前一黑，瘫倒在椅子上。志愿者紧急将他送到附近的医院，经过输液，体力才有所恢复，但救灾一线的很多工作需要他处理，随后几天，他一边工作，一边通过输液来缓解身体的疲劳。事后，王海波粗略统计，那几日他两部手机每天接到的电话多达两三千通。“他对灾民的那种感情是发自内心的，看到他们有困难，他会睡不着觉。”厦门曙光救援队负责人王刚告诉《中国慈善家》。![]()
王海波在临夏积石山地震社会应急力量现场协调中心开展工作。
近年来的多次灾难救援中，王刚和王海波结下了深厚的友谊。2023年年底，甘肃临夏积石山发生地震，初期物资十分紧张，尤其是棉帐篷。有一次，王刚和王海波一起去受灾严重的大河家镇调研，遇到两户灾民在火堆旁取暖。“晚上你们有地方住吗？”王海波问。对方回答：“没有棉被，帐篷里太冷了，准备就在这火堆旁边对付一宿。”
于是，王海波打了多通电话，被告知很多救灾物资还在路上，无法当天送达。他回到调度中心后天已黑，顾不得吃饭，筹集了两户人家取暖物资，拉着王刚就要连夜送去。虽然从调度中心到村里不到20公里的路程，但山路上到处积雪，天黑路滑，充满危险。旁边的志愿者劝他天亮后再送过去，他回答：“灾民今晚怎么过？已经被我看到了，如果不送过去，我也睡不着觉。”当晚，王刚和王海波驾车一小时，将棉被送到灾民手里，再次返回协调中心已经是凌晨1点。王刚和王海波的性格截然相反，王刚在圈子里是出了名的“暴脾气”，雷厉风行。王海波则性格温和，是个“老好人”。在商讨具体救援行动时，王海波更多会从全局出发，协调好各支队伍。而王刚作为曙光救援队负责人，更多考虑执行层面的“效率”，意见相左时有发生。有一次王刚“发火”，王海波在一旁提醒：“火气别那么大，都是出来救援的，大家好好沟通。”“大家都是为了工作，难道还能记仇不成？这就没有意思了。”王刚答。“大家有可能记仇吗？关键是都没有报仇的能力啊！”王海波说完，两人都被对方逗得哈哈大笑。2023年的土耳其地震，是王海波第三次参与特大灾难的国际救援。此前，他和团队还参与过缅甸、尼泊尔地震的救援工作。由于这次要远赴欧洲，加上疫情等原因，家人十分担心他的人身安全，但还是无奈选择支持。临行前，妻子提出要求，让王海波把她拉到一线救援群中，“你过去后肯定很忙，不用专门跟我汇报，你把我拉群里，我在群里能看到你的动态就行。”妻子说。此行的主要任务是救援救灾需求对接，在土耳其设立中国社会力量协调中心，协助国内的社会力量有序有效参与救援。到土耳其震中阿达纳已经是晚上10点，公羊救援、曙光救援等多支中国民间救援队伍陆续抵达。在异国他乡，看到同行，王海波微笑着打招呼，实际上他的内心五味杂陈。“我们这群人一见面基本没有好事，不是救援就是救灾，不是地震就是水灾，这次还相约欧洲……”救援队员互相调侃，“这辈子最好还是别见面了。”随后，和以往救援时的程式一样，他们开始按照中国应急管理部和四川应急厅的要求，在土耳其组建中国社会力量救援协调中心。王海波在土耳其地震废墟中寻找生命迹象。
这个过程显然要比国内复杂，在国内不是问题的问题，在这都成了大难题。一些救援队对灾情掌握不足，急需为他们创建灾情地图和各救援队的位置信息。而对于救援队，土耳其应急署只能提供营地，生活保障全靠他们自己，救援前线没有水、电，不能做饭，基本上靠啃面包，加上天气寒冷，救援人员的自身安全和健康都受到挑战。
很快，协调中心为大家分配任务，基金会落实市场大批救灾物资采购、运输；后勤保障组负责采购队伍急需物资，锅碗瓢盆和食物；联络组负责和本地的华人商会对接协调车辆……对于大多数参与土耳其地震救援的中国公益力量，都是第一次跨国作业，这样的协调机制，大大提高了他们的救援效率。因为没有水、电，吃上一口热饭成了奢望。协调中心找来一口大锅，在废墟中捡来断砖垒起“灶台”，大家分头协作，生火、洗菜，这些野外生存技能对于救援队来说都是家常便饭，不一会，火生起来了，菜也开始下锅。天黑后，救援队员拖着疲惫的身体陆续从救援现场回来基地，看到冒着热气的大锅，都围了上来，兴奋不已：“终于能吃上一口热饭了！”他们之前已经连续啃了3天面包，也没有喝上一口热水，有些队员甚至出现胃痛等症状。火堆旁聚集的人越来越多，他们盯着锅里冒出的热气，聊着当天救援情况，商讨着明天计划。“这帮男人非常简单可爱，像一群孩子。”王海波感慨着，他的身后是异国他乡的一片废墟，很多生命都在那里消失了，“其实每个人都在创造自己生命的历史”。一天凌晨，一位外国救援队员刚从前线回来，衣衫褴褛，灰头土脸，就如同刚从废墟中被救出来的幸存者一样。他找到王海波，说肚子很饿。正准备睡觉的王海波为他煮了一碗热汤面，这位七尺男儿瞬间破防，“这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食物！”在灾难救援中，除了要直面生命的脆弱，自身安全也往往是个问题。在玉树地震救援中，王海波和当地一名志愿者去勘查水源点，走在路上，他远远就看见离灾民帐篷不远处趴着一只体型庞大的藏獒。志愿者告诉他，人在紧张的时候会释放一种恐惧的信号，放松的时候会释放一种安全的气息。“放松点，低头悄悄地过，眼神不要和藏獒对视。”这位志愿者伙伴这样嘱咐。志愿者顺利通过了，藏獒温顺地趴在地上一动没动，一副睡着了的样子。可是，当王海波鼓足勇气走过它跟前的时候，藏獒不紧不慢地爬起来，并一口咬住了他的右手掌！一时被吓傻的王海波惊呆了，站在原地一动不敢动，还好藏獒慢慢松开了口，像没事发生一般又趴回原地。王海波马上赶往一个移动卫生诊疗点打了狂犬疫苗。不过，藏獒这一口给王海波的手掌上留下了永远的印迹。![]()
“比起那些把生命留在救援一线的志愿者，这点惊吓和印迹都不值一提。”王海波告诉《中国慈善家》，他的一位志愿者朋友大壮就永远留在了玉树地震中。大壮是沈阳人，那年刚满40岁，身体健硕，是一个热心肠，几乎在历次灾难救援中都有他的身影。玉树地震后，大壮带着妻子从四川德阳来到青海玉树，在医疗团队当志愿者。在一次执行救援任务途中，他突然告诉妻子自己感觉头晕，没过一会儿突然倒地。驻地医生一边迅速采取急救措施，一边紧急将他送往玉树人民医院，但依旧没有挽回他的生命。玉树政府在赛马场的山头为大壮特批了一块墓地，将他安葬。出殡那天，天气阴沉，玉树地震中的志愿者几乎悉数到场，来为他送行。此后，一些志愿者经常会召集国道317成都至玉树环形自驾行，来纪念这位长眠于玉树的志愿者。虽然在大型灾难现场见多了生死，但大壮的离世，对王海波来说是永远难以愈合的创伤。有一次王海波回成都休整，在陪妻子散步时，看到广场上老年人载歌载舞，一派欢愉热闹景象，他突然想到玉树的灾民、帐篷，和满目疮痍的场景，心中难以抑制地感到难过。后来，心理学方面的专家告诉他，这叫救灾后遗症，也是一种心理的应激反应，需要治疗。研究表明，救援人员要直面灾害事故现场，不仅要参与搜寻、抢救、搬运等救援环节，与遇难者尸体零距离接触，甚至还要亲历身边战友牺牲的场景，更容易产生创伤后应激障碍，如果不及时进行科学、有效的干预，可导致不可逆的心理创伤。创伤后应激障碍最典型的临床症状包括闪回、回避、警觉性增高、心境和认知的改变。王海波选择科学应对，每次救灾前后，他都要给自己做一定的心理建设，包括找知心朋友交心谈话、找同行诉苦等。救完大灾后都会给自己放假，换个环境，带家人去旅游。甘肃积石山地震后，王海波全程参与了应急救灾。救援结束后，他和家人来到云南丽江休整。他在朋友圈写道：你我皆凡人，何必有执念。《中国慈善家》：你曾在自媒体上说过，自己不属于“乐善好施”的人，那是怎么走上公益这条路的？王海波：我从小在安徽淮河边的农村长大，小时候家庭条件一般，那种环境可能不会更多去考虑帮助他人。直到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当时我在云南的一家外资企业上班，看到电视上不断播放的地震画面，心里非常难受，就想为灾民做点什么。那时捐款还不像现在支付这么方便，电视下方有提示，移动用户怎么捐，联通用户怎么捐。我就开始不停地捐款，还发动身边的人捐款。我觉得那时人心里的善被刺激到、被唤醒。这种善是与生俱来的，但是它需要一定的环境才会被激发出来。正好受公司委派去灾区做净水服务，一到灾区我发现，净水需求量特别大，公司原计划只让我做半年，再三考虑后，我辞去工作，全身心地来做这件事。王海波：汶川地震中，我做的是净水项目，大概做两年，而一些善后的工作需要更长的时间。那时还没有注册机构的概念，只是想做一个团队，后来慢慢对公益行业有所了解，自己已经认准了公益就是要一直做下去的事业，那就要考虑合规性问题，于是就有了注册机构的想法。我对公益的理解就是“授人以渔”，当时和在汶川地震中认识的公益伙伴董明珠（现任授渔公益秘书长）一拍即合，机构的名字就有了，慢慢的就把这样的一个团队给建造起来。目前我们开展的项目分为人道救援和社区发展两大板块。王海波：到目前为止，我参与过约25次国内外灾难救援。2010年的玉树地震，那一次对我们的挑战最大。因为刚刚参与完汶川地震的救援及灾后重建，还没有从那个悲伤的情绪中走出来，玉树又发生了7.1级的强震。记得我们赶到玉树现场以后，看到震中的房屋几乎全部倒塌，加上高原气候和藏族文化风俗的特殊性，让救援工作开展得十分困难。让我难忘的是，后来那些藏民对救援队就像亲人一样，灾后两年我们重返玉树，那些藏民都还能叫出我们每个救援人员的名字，并热情地邀请我们去家里做客。我就觉得，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中国慈善家》：在每次应急救援中，最困难的是什么？王海波：对于大型灾难的救援，最大的困难就是政策协同过程当中的信息共享与沟通机制。比如这次甘肃积石山地震，救援任务当天上午就基本已完成，剩下的大量工作就是去了解灾民后期的需求，需要找不同的政府部门不断做沟通，以确保紧急物资及时调拨到灾民手里。如果民间救援力量和官方有一个信息互通机制和沟通平台，就会大大减少工作量，提高工作效率。《中国慈善家》：每次救援中，都会出现大量的杂乱无章的求助信息，如何去梳理？王海波：每次灾难发生后，网络上都会出现一些求助渠道，救援队可能通过媒体或者个人社交账号收集到一些信息，我们会安排大量志愿者跟他们打电话一一核实。个别求助人为了更快得到救援，会夸大其词，甚至编造一些不实信息来引起救援队的注意。当然从被困者的角度，是可以理解的。还有些求助信息，当志愿者电话打过去以后，都已经解决了。其实现在的求助渠道是畅通的，比如应急管理部救援救助热线电话（95707），后台对收到的求助信息，会及时对接给附近的救援队，缩短了信息流转环节。可能难以做到100%，但对大部分信息都会做及时处理。积石山地震中，王海波向灾民了解情况。
《中国慈善家》：每次灾害发生后，社会力量集中到救援领域，而灾后重建阶段，救援力量相对较少，如何去解决这一问题？王海波：以土耳其地震为例，不少国际救援队第一时间都去了，但我发现几家头部的国际救灾组织并没有第一时间出现。他们的负责人告诉我，他们更关注灾后安置及重建，就算第一时间赶到灾区也帮不上什么忙，救援的黄金时间只有72小时，当地的政府救援队和民间力量对环境更熟悉。当我们已经回国了，这几家国际头部救灾力量才去，现在还在现场做灾后工作。国际上对灾难救援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救援和救灾要分开，而且往往后期救灾的需求要大于这个前期救援的需求。目前我们国家文化和社会引导都偏向救急，也就是灾害发生的第一时间捐钱捐物，这当然是好事，能借此把资源汇集起来。但是接下来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机构，都要面临海量资源如何合理分配的问题。实际上，救急阶段不需要多少资金，资金方面的最大需求发生在灾后安置和重建方面，而往往这个阶段，热度已经过去了，关注灾区的人也少了。另外，一些企业捐赠，都是一些定向捐赠，比如这家企业捐的1000万元就是专门指定买军大衣，那家企业捐的1000万就是要买取暖的炉子，这种定向捐赠对企业的宣传有好处，花了钱能马上让社会看到，但从长远看，并不利于灾区恢复重建，我觉得这个问题需要得到正确的引导。《中国慈善家》：有一种不好的现象，灾难现场往往会有一些网红去直播赚流量，甚至有一些真正的志愿者也有作秀的嫌疑，如何看待作秀式救援现象？王海波：我在现场亲眼见过这种现象，比如在河南郑州水灾救援中，在一个“明星救援点”，看到有五六个网红在直播，自己站到水里，然后对着镜头说自己是在救援，有的甚至还躺在冲锋舟边上自拍。他们给真正的救援工作造成很多负面影响。我们后来告诉救援队，对一些一心制造流量、扰乱救援秩序的网红，绝不能睁只眼闭只眼，要及时举报，有时间的话要坚决制止。后来的涿州水灾、甘肃地震中就很少出现这个现象。甘肃积石山地震中，救援队发现一个在河南水灾中靠直播赚流量的网红又出现了，大家就一起追踪她，后来她自然就待不下去了，我觉得这种行业监督也很重要。
临夏积石山地震，他再次披星戴月奔赴现场，这已经是他投身应急志愿服务工作的第十五年。2008年汶川地震，他在灾区建立净水工作站，为20万人提供安全饮用水，从此之后，玉树地震、芦山地震、茂县特大山体滑坡、河南特大暴雨灾害、土耳其地震、新冠疫情……在国内外历次大灾当中，他带领团队闻令而动，有呼必应，夙夜奋战在救援一线。他组织构建了应急救援的信息中枢，承上启下，破除障碍，让救援更及时、高效。十多年来，他和团队整合社会各界资源，共开展志愿服务数十万人次，以行动诠释何为人道主义，何为志愿者精神。
我抱着这个奖感到特别惭愧。从2008年到现在，一直有一个神秘的组织叫社会应急力量，他们来自民间，自掏腰包，甚至是把生命留在了救援现场。当我们一起代表国家参与土耳其地震中应急救援时，看到伊斯坦布尔的上空一直滚动播放着的中国救援队的画面，那一刻我流泪了。在此我要向全国近4000支义务的、自发的民间救援队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家人们致敬，中国社会应急救援力量需要大家支持。灾害无情，人间有爱。
《中国慈善家》2023年度人物 | 韩美林：对这个世界倾尽所爱小慈邀你“在看”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