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作家萨曼莎·哈维（Samantha Harvey）凭借小说《轨道》（Orbital）获得2024年布克奖。《轨道》讲述了国际空间站上六名来自不同国家的宇航员一天内的生活，如制作脱水餐、在无重力睡眠中漂浮、防止肌肉萎缩的日常锻炼，以及开展各自的太空研究任务。一天内经历16次日升日落，他们感受到自然的巨大魅力与破坏性，也不得不思考人类生命的脆弱、恐惧与梦想。布克奖评审团主席埃德蒙·德瓦尔（Edmund de Waal）评价这是一部“美丽而神奇的小说”，“反映了哈维对我们共同拥有的这个珍贵而又不稳定的星球的非凡关注”。
一日世界
一天之内，我们能够捕捉到怎样的世界？这几乎成了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标志性主题。《尤利西斯》跟随都柏林人斯蒂芬与布鲁姆从1904年6月16日早上8点到夜里2点的活动，在一个“寻找精神上父亲”的青年教师与“寻找精神上儿子”的广告推销员的反向奥德赛中，力图描摹出现代西方社会的日常百态；《达洛维夫人》通过贵妇克拉丽莎·达洛维一天内在伦敦的生活轨迹与意识流动，铺展开女性本位的爱恨纠葛和对人类命运、人生意义的更深入思考；《海浪》则用一日的景色变化对应一年的四时变幻，并以此指向人生的全部岁月：从晨光熹微、旭日初升，到太阳升高、当空而照，再到日光西斜、沉落——对应着不同人物从儿童时期、学生时代、青春岁月、中年阶段，直至老年垂暮的内心独白。在具体平常的一天之内，在滔滔不绝的谈话、走路、喝酒、思考当中，现出整个人生、社会、世界的动荡变迁，这是现代主义文学已成经典的叙事路径。
▲英国作家萨曼莎·哈维凭小说《轨道》获2024年布克奖。
对英国小说家萨曼莎·哈维来说，“一日之中的世界”还可以拥有更高维度的观察——物理意义上的更高处。在新近获得2024年布克奖的小说《轨道》中，哈维展示了“世界”的双重意义：既是国际空间站六名宇航员的日常生活，也是他们在绕地轨道的高度看到的这个星球。就连“一日”也有了双重定义：既是地球生活中的一天24小时，也是空间站绕地球一周的时间——按照每小时17500英里的飞行速度，空间站的宇航员们要在24小时内经历16次日升日落，“每隔90分钟就会传来清晨的呼啸声”，太阳“像机械玩具一样上下起伏”。浩瀚的宇宙背景下，地缘政治纷争、文化冲突、党派分歧都显得微不足道，只有一种漂浮在距地球250英里高处的“日常”：“肖恩收集垃圾袋，罗曼打扫俄罗斯厕所，彼得罗打扫美国厕所，安东清理空气净化系统，枝子擦拭和消毒，内尔给通风口吸尘。”而在其他时刻，他们透过舷窗望向地球和更深邃的太空，谈到一种“他们都经常出现的感觉，融合的感觉，觉得彼此之间没有太大的区别，和空间站本身也没有太大区别”。在获得布克奖后发表的获奖感言中，哈维表示，她希望将这一奖项献给所有“支持地球而不是反对地球，支持其他人类、其他生命的尊严而不是反对其他人类、其他生命的尊严，以及所有为和平发声、呼吁和努力的人们”。
绕地轨道
“在今天第四个绕地轨道的新清晨，撒哈拉沙漠的尘埃以百英里长的带状扫向海洋。波光粼粼的朦胧淡绿色大海，朦胧的橘红色土地。这是与光相呼应的非洲。你几乎可以从飞船内部听到这束光。大加那利岛陡峭的放射状峡谷将岛屿堆得像一座仓促建造的沙堡，在阿特拉斯山脉宣告了沙漠尽头的地方，云层以鲨鱼状出现，它的尾巴在西班牙南部海岸翻转，鳍尖轻轻推过南阿尔卑斯山，鼻子好像随时会潜入地中海。阿尔巴尼亚与黑山是一块柔软的天鹅绒山地。”《轨道》只有136页，却建构起了极为磅礴的叙述背景。在行星的尺度上回望地球，日本像是一缕薄雾，菲律宾看起来“脆弱得可怕”，整个欧洲都被一条夜间照明道路连成的金色长线“精确地勾勒出来”，秋色在九寨沟盛开，而突尼斯大盐湖散发出景泰蓝般的粉色光芒。这是哈维对地球与其上万千景象的全新审视，也是对人类自我理解方式的重新探索。
▲2009年7月，奋进号航天飞机在地球轨道上执行任务。
小说就这样在一种既庞大又细微的节奏中展开。主角是绕地飞行的国际空间站里的六名宇航员：来自俄罗斯的罗曼与安东，来自英国的内尔，来自意大利的彼得罗，来自日本的枝子，以及来自美国的肖恩。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一段短短的背景故事：枝子的母亲在日本刚刚去世，内尔在威尔士的哥哥新得了流感，安东的妻子已经患病很长一段时间……但在空间站，在这个不断在“地球飞驰的地平线上冲浪”的“轨道实验室”，他们组成了一个临时“漂浮家庭”， 面向一种奇观中的日常。“腿脚成了过去的东西”，必须依赖手臂才能找到正确的行走方向和姿势；食物只有小袋的意大利烩饭和鸡肉焖豆；他们要“像蝙蝠一样倒悬着”，设法在时间的错乱中睡觉；也要经常锻炼，以防身体变成“畸形的液体袋”；还要时不时修理“总是会坏掉的马桶”。当然，每个人也都有各自的太空任务：彼得罗要监测太空环境里的微生物，枝子和内尔要用小白鼠做实验，以及所有人都在自己的身体上进行一项实验——测试和检查人类在长期失重环境下生存的极限与压力。
一切都是周期性的，平淡无奇。而历史就在这种平淡无奇中发生：这是用20世纪90年代的老旧硬件执行的最后一趟此类任务；就在他们绕地飞行的同时，另一项月球任务也在进行中——自1972年以来人类的首次重返月球计划，发射时间恰与国际空间站的任务时间重叠。当飞往月球的载人飞船与空间站擦身而过，他们开玩笑地告诉地面工作人员，那是月球探险者“穿着价值50亿美元的荣耀盛装从他们身边弹射而过”。至于他们所处的这座老旧得几乎一文不值的空间站，则将在几年后结束服务，根据指令平稳坠入大海，标志过去所代表的国际合作的终结。
这种合作曾经是现代文明的辉煌。正如《轨道》的结构很容易让人想到伍尔夫的《海浪》，后者同样是在六个人物的复调视角中展开叙事。伍尔夫曾解释《海浪》：“这六个角色应当是一体的，我的意思是某种意义上他们是同一个人，而不是独立分别的人。”哈维笔下，六名宇航员尽管有各自不同的过去和任务，渴望回到各自的祖国，但在太空中，他们也共同形成了一个集体，“像飞蛾一样”被吸引到窗边，看着极光在地球的边缘折叠、弯曲，感到他们变成了一种复合生物。“没有语言或理由，他们汇聚而至，十二条手臂彼此挽在一起。”就连写在厕所门外的标语“请使用自己国家的马桶”，对这些喝着彼此的回收尿液的宇航员而言，也变得毫无意义。哈维写道，这种共同的联结感、彼此心意相通的感觉，某种意义上也是飞船本身的作用所致：“当飞船跟随地球编排出它完美的舞蹈，他们也成了飞船内部运作的编舞。”
▲2011年5月25日，NASA宇航员安德鲁·费斯特尔（右）和迈克尔·芬克在国际空间站外进行太空行走。
宇宙形而上学
可以说，《轨道》几乎铺展了一种文学史上前所未见的景观。尽管在过去的科幻作品中，不乏地外幻想故事，但往往不外乎两大主题：对外星生命的奇诡技术探索，或是对数百年后星际文明冲突的魔幻遥想。而《轨道》与其说是一部科幻小说，不如说是一篇有关太空生活的纪实散文，既是对一群困在太空中的人类生活的纪实，也是对太空中看到的人类家园的记录。它几乎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小说情节，不提供辽阔无边的太空想象，没有外星种族入侵，也没有发展到极致的技术，仅仅在娓娓道来的语调中讲述饮食起居、日常交流、地球气候，以及一种恰如其分的哲思。哈维曾在一次采访中表示，作为一个从没真正上过太空的人，为了更好地写作太空生活，她曾反复找来国际空间站发回的流媒体视频观看，“从太空看地球，就像一个孩子在照镜子的时候第一次意识到，镜子中的家伙就是她自己”。而在英国文学评论家詹姆斯·伍德看来，《轨道》的真正意义就在于它展示了“一个作家如何用与太空中的奇观相称的语言来捕捉这种奇观，并超越新闻和非虚构写作中更有秩序的方式”。
例如，在描述宇航员如何在空间站睡觉时，哈维这样写道：“即使在你睡觉的时候，你也能感觉到地球在转动。你会感觉到所有的白天都打破了你的七小时夜晚。你能感受到所有嘶嘶作响的星星、海洋的情绪，以及穿过你皮肤的光线。而如果地球在它的轨道上暂停了一秒钟，你就会醒来，开始意识到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或者，当内尔和彼得罗出舱安装一个分光仪的时候，内尔被告知不要往下看，但她没有忍住，低头震惊地看到，在她下面的地球“并没有固体的外观，它的表面流动而有光泽”，她的双脚恰巧悬在一片大陆之上，“左脚遮住了法国，右脚挡住了德国，戴着手套的手盖住了中国西部”。她收回视线，稍作调整，然后再次往下看，这一次，她看到的地球不再可怖，而是壮丽，“湛蓝色，簇拥着云朵，在飞船锐利的边缘映衬下显得异常柔和”，她能想到的最贴切比喻是梦里的飞翔，“因为一个沉重、没有翅膀的身体不可能如此自由、平稳地滑翔，但她此刻便是如此”。第三次低头俯瞰地球时，内尔感到这个星球似乎悬在半空，就像一个“幻觉，一种由光构成的东西，你可以越过它的中心，唯一与之相应的词是 ‘超尘’”。
到达地球的内部成了一种“超尘”的愿景，伍德认为，这是哈维的“宇宙诗学”，也是“宇宙形而上学”。在内尔的思忖中，光使地球看起来仿如天堂：“如果我们死后必须去一个不可能、难以置信的地方，那么这个遥远的、玻璃般散发着美丽孤独光芒的星球很可能就是这个地方。”尽管在其他时刻，地球看起来完全无人居住，而人类就像一种只在晚上带着信号弹出来活动的生物——当视线拉向地球上的人类，叙事的光影陡然转变了。“我们从地球上向遥远的行星发射探测器、太空舱和照相机，我们倾斜巨大的天线来捕捉其他外星生命的迹象，但那些星系似乎对我们无话可说。”伍德指出，哈维通过书写太空的静谧，残酷地暗示了人类可能“可怕的”无人陪伴。而另一层更深的忧虑是，她担心人类文明就像一个单一生命体，正处于虚无主义、自残的青少年阶段，使地球遭受肆无忌惮的破坏，“因为我们没有要求活着，没有要求继承一个需要在未来继续照顾的地球”；而如果在几十亿年后末日终于来临，太阳吞噬了星系中的一切，地球在沸腾中消逝，这也仅仅是“一场小小的混战，一部迷你剧”。在更广阔的宇宙意义上，一切仍然如故。
▲1969年，迈克尔·柯林斯为“鹰号”登月舱中的奥尔德林和阿姆斯特朗拍摄的照片。
这种超越的逻辑也内嵌于小说的细节之中。美国宇航员肖恩随身携带着一张妻子寄给他的明信片，上面印着17世纪西班牙画家迭戈·委拉斯开兹（Diego Velázquez）创作的油画《宫娥》，其中将王室肖像的典型叙述对象从君王转移到了小公主、侍女、宫廷侏儒、猎狗乃至画家本人身上，而被画的费利佩四世夫妇的身影则透过画布正中央的一面镜子折射出来，使他们既为委拉斯开兹画笔下的对象，也成为注视画中场景的旁观者。与之相映成趣的是挂在空间站里的一张照片，那是1969年，美国宇航员迈克尔·柯林斯在“哥伦比亚号”指令舱中，为乘坐“鹰号”登月舱准备登陆月球的同伴奥尔德林和阿姆斯特朗拍摄的照片，背景中是小小的、明亮的蓝色地球，也使柯林斯自己成为“全人类唯一一个没在照片中的人”。美国作家约书亚·菲利斯（Joshua Ferris）认为，通过展示这两件著名的艺术品，哈维强调了视角转换的必要性——委拉斯开兹的绘画对象并非画作主体，登月照包含了整个地球却没能清晰地反映出任何一个人，因此，空间站的宇航员们“被允许以一种抽象的视角来看待我们这个陷入困境的星球并重新建立主题”，菲利斯写道，“时事和国家边界成了森林中消失的树木，哈维以此来反思，当我们太近或太痛苦地盯着我们自己的树皮时，我们所错失的事物”。而当宇航员以集体协作的方式在太空生活，俨然也“为地球上的党派争吵和部落式冲突提供了一种实用主义、乌托邦的选择，即从遥远的太空来看，生存本身并不是为了分裂我们，而是要将我们联结在一起”。
内容来自《周末画报》
撰文：之白
编辑：北北
图片：GETTY
iWeekly周末画报独家稿件，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