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丨顽玩石不全、
2002年8月14日，张允和去世，享年九十三岁。
张允和在世时，我们上午下午都喝茶，有时喝清茶，有时喝英国红茶，有时喝咖啡。我喜欢喝咖啡，她喜欢喝好的清茶，“举杯齐眉”。我们的理论是，夫妇生活不仅要有爱，还要有敬。古代夫妇“举案齐眉”，我们今天没有案了，就“举杯齐眉”。喝咖啡时大家举杯，这个小动作多少年，是一个小事情，很有用处，增加家庭生活的趣味，增加家庭生活的稳定。这是古代传下来的，很有道理，朋友来了，我们也宣传这个道理。
我们在外国喝咖啡，喝茶少一点，在国内也喝咖啡，不过比较少。1949年前，中国的咖啡店多得不得了，朋友聊天常常在咖啡店里面，也是男女朋友在咖啡店里谈恋爱。1949年后，资产阶级的东西都取消了。中国在咖啡店之前有茶馆，这是一个好制度。家里面地方小，或者不方便，茶馆里就很好。
图丨林真闲
我们很少吃补品，人家送来的补品，我也不吃。从前在银行里，很多人请客，不能拼命吃，山珍海味会吃坏人，瞎吃不好。我想健康最重要就是生活有规律，同时胸襟开朗。健康有物质一方面，有精神一方面。物质方面我们要求不高。不要生气，都是小事情，吃亏就吃亏，讲个笑话，刘少奇讲：“吃小亏，占大便宜。”我说：“我吃小亏，不占大便宜。”
图丨文人空间
我现在有“三不主义”：一不立遗嘱，二不过生日，三不过年节。日常生活越来越简单，生活需要也越来越少。饮食上，很多荤菜不能吃，不吃油煎肉类，主要吃鸡蛋、青菜、牛奶、豆腐四样。但是牛奶和鸡蛋都不能多吃，鸡蛋一天一个。上下午各喝一杯红茶。穿衣服也简单，别人送的漂亮衣服没有机会穿，因为不出门，穿出来也觉得不自由。喜欢小房间，有利于听觉。旅游也发生困难，不能走长路。
图丨文人空间
我现在的生活简单：睡觉、吃饭、看书、写文章。我每个月发表一篇文章在报刊上，是杂文。现在虽然不做专业研究，但是语言学、文字学有新的东西，还是感兴趣。我看的东西很多，后来写成文章。虽然是写着好玩，但是这里面有一些新的见解。
我每天看《参考消息》，《参考消息》还是有一些消息，你要会看，消息在字里行间，不在标题上面。美国和香港朋友每周都寄给我英文杂志。现在专业书看得少了，历史、文化方面的书比较多，文艺书本来就很少看。
图丨箱舟
我年轻时生过肺结核，患过忧郁症。结婚时，家里的老妈妈偷偷找了算命先生给我们算命，说这对夫妇只能活三十五岁，我们就笑笑。我觉得算命先生没有算错，是医学改变了我的寿命。
我们认为，我们不可能长寿，因为青年时身体都不是挺好。我们的生活比较有规律，不乱吃东西，不抽烟，不喝酒，喝酒喝点啤酒。从前客人来，我们要敬烟，买了很好的烟，都请客人抽，自己不抽。我想生活有规律，胸襟要宽大，碰到许多困难胸襟宽大就无所谓。在世界上许多事情不可能样样都顺利的，吃亏就吃亏一点，没有什么了不起，家里那么多东西都搞光了。日本人打仗，把我们老家的底子都搞光了，我们苏州虽然穷了，但是按今天标准来看，应当说还是很有钱。家里还有些古董，古董也是很值钱的，结果日本人来了，什么都没有了，那么多东西都搞光了，后来的东西更不稀奇。做人胸襟要宽，不生气，家庭里的许多事情都是一点点小事情。我的妹妹有一句名言：“我们家庭主妇遇到的都是小事情。”
图丨林真闲
我们的照片从我很小的时候就有，但是“文化大革命”都抄光了。我当时是“反动学术权威”，在农村改造，家里没有人，造反派占了我们的房子，东西都随便扔。现在有的照片是亲戚多余或者复印给我们的。我们对财产都看得很淡，觉得是身外之物。许多人都问，你们度量为什么那么大？有人说，你们所以那么大气，因为你们娘家、祖先都是有钱，钱看惯了就不新鲜了，我想也有道理。佛教里有一句话，你对身外之物看得太重，你的精神就痛苦了。
图丨顽玩石不全
有一次，我去医院做检查，填一个表，我写了九十七岁，医生给我改成了七十九岁。又有一次，一个医生问我长寿之道，我说你是医生怎么问我啊？很多人都问过我这个问题。以前我没有考虑过，但是后来思考了一些有道理的方面：我的生活有规律，不乱吃东西。以前我在上海有一个顾问医生，他告诉我：大多数人不是饿死而是吃死的，乱吃东西不利于健康，宴会上很多东西吃了就应该吐掉。还有一个有趣味的事情，我有很多年的失眠症，不容易睡着。“文革”时期我被下放到农村，我的失眠症却治好了，一直到现在我都不再失眠。所以，我跟老伴都相信一句话：“塞翁失马，焉知祸福？”遇到不顺利的事情，不要失望。有两句话我在“文革”的时候经常讲：“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这是古人的至理名言，很有道理。季羡林写过《牛棚杂忆》，各种罪名，都不要生气，都不要惊慌。这就考验我们的涵养和功夫。我想，首先，生活要有规律，规律要科学化；第二，要有涵养，不要让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要能够“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作者：周有光（1906年1月13日－2017年1月14日），享年111周岁，原名周耀平，笔名有光，后成为号，江苏常州人，中国语言学家、文字学家。
周有光青年和中年时期主要从事经济、金融工作，当过经济学教授，1955年开始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曾参加拟定《汉语拼音方案》、建立了汉语拼音系统，被称作“汉语拼音之父”。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大陆的语文改革。他的夫人是著名的“合肥四姐妹”中的张允和。作家沈从文是他的连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