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金融体系向内地的渗透愈加深入，中国各地币制日趋紊乱和繁芜。而由于列强与中国之间，对于币制紊乱及统一概念的认知完全不同，全国上下普遍出现通胀和通缩反复的情况，部分地区甚至出现“货币非国家化”的形态。
中国方面所说的币制紊乱，是站在财政收入角度定义的。凡是构成扰乱税收体系的诸因素，皆被考虑其中。例如外币发行增加和基于私人信用、在民间带有流通功能的商票、钱帖，亦被视为币值紊乱的一部分。
当时地方商业行会和民间金融机构在货币发行问题上，具有很强的话语权。因此，所谓“币制统一”，便是将货币主导权从民间收归官府，代之以政府创办的银元局、造币厂，以扩充财权。
而列强所说的币制紊乱，则是指银两、银元和铜钱共存，这种贵金属充当本币位模糊不定的状态，以及各地多种货币流通的现象。列强所主张的币制统一，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规避其在商贸和投资领域的不确定性和隐性风险。
20世纪初，进入中国东北的日本商人很难适应并融入到中国传统的信用交易和支付体系。中国商人也有意运用根植于中国商业自治体系的交易制度与区域货币安排，针对日本殖民势力构筑防御体系。
因此，如何利用和摧垮中国传统经济秩序，成为当时日本殖民势力在经济方面的主要目标。日俄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在营口强取豪夺，试图对中国商人采取威逼利诱的方式，深度介入中国市场。
军管期间，日本军政署不断对营口经济一直实施高压管制政策，对华商的贸易和金融业造成严重的摧残。过炉银这一极具特色的区域货币体系，就此一蹶不振。满铁株式会社成立且大连港开阜后，东北经济格局重心转移，过炉银制度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过炉银制度与20世纪初汇市风云
日俄战争前，中国东北传统的经济格局是一张以营口为中心、以辽河水运为支撑、以通江口、铁岭和宽城子为三大集散地的商业贸易网。各商业网点之间通过进口货物的中转批发、出口货物的采购运输，以及销售资金的借贷供给业务相联系。
过炉银制度的金融机能，就是在这一交易体系上建立起来的。所谓“过”是指转移或过户，而“炉”便是负责办理转账的银炉作坊。债权和债务关系凭银炉账簿按日结清和整理，日常的冲抵业务可以结算其大部分行栈票证，账尾到月末或一笔交易完成后再以现银决算。
这种信用方法是19世纪中后期以来，清廷流动性供给不足的产物。受制于金、银、铜等贵金属货币，特别是白银自然供给量的稀缺性，导致市场只能自发形成这种区域性虚银两单位记账系统。
关内类似金融中介服务大多数由专业的钱庄和典当行提供，但在地广人稀、尚未充分开发的东北地区，这一角色便由铸造元宝银的坊铺，即银炉来担任。这种信用创造方法极具伸缩性和弹性，很好地适应了东北地区季节性极强的贸易特点。
事实上，营口过炉银并不是中国东北地区的一隅特例。事实上，只要在商业贸易发展到需要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通行记账服务的地区，皆有此种样态。如宁波的过账制度、山西的抹兑银和过码帖等等。
这种方法不仅能防止白银在流通中的磨损，而且还能节省搬运成本和保管费用，更可以在转账允许范围内，提供货币供给，避免因币制不完善和现银缺乏妨碍交易进行，因此深受全国上下的广泛青睐。
1900年庚子事变后，清廷权威尽丧，其制式元宝银自然退出市场。过炉银以小银洋以及其他货币进行标价，并随上海汇市而变化，这样便进一步具备了以信用为基础的不兑现纸币的性质。
清末民初之际，这一体系对于阻止外国金融机构的直接渗透，防止掠夺式贸易对地方经济的直接打击，延缓经济殖民化进程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地方工商业按自身规律的发展演变创造了一定空间。
这就造成了日本商人与横滨正金银行也好，沙俄商人与华俄道胜银行也罢，无论谁要染指东北经济，都必须先利用殖民当局，摧垮东北原有商业自治与信用货币制度，才能为本国商人及其背后的资本力量进入扫清道路。
1900年，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在牛庄开设支店。当时东北主要的外国进口商品，如棉布、棉纱、杂货，都经上海转口输入，贸易结算主要在上海进行。当地商人也多以汇水（会水）形式交易结算，经银行结算者极少。
加之，营口“汇兑货币全部使用过炉银，在组成汇兑时根据过炉银对现银加色和对方现汇行情决定，若非熟知过炉银和上海金融市场行情，常会遭受难以预料的损害。”因此，横滨正金银行的各项存贷款业务很难通过正常经营的方式展开。
1901年秋，横滨正金银行牛庄支店与华俄道胜银行，共同催动当时霸占奉天行政的俄国民政厅下令，让辽南地区的过银炉按照旧例实施决算，即将过炉银对小银洋的官方比价固定在八十一元五角。
当时现银几乎退出市面，各种硬通货中小洋流通额最多。这一提案表面上打着恢复商业秩序的旗号，但实际上暗含着以小洋代替过炉银的企图。对于俄国临时民政厅的无理要求，奉天公议会做出待债务者归来后再行决算的决议。
与此同时奉天商人联合向俄国临时民政厅提出请愿，终于迫使其放弃强迫决算的决定。当时市面小洋流通额不足以决算全部过炉银债务，仅决算了与外国银行间的借贷，银炉与华商的决算依然无法进行。
为快速盘剥东北经济，应对即将到来的日俄战争，沙俄发行大量卢布纸币收购银块，以支撑卢布的购买力。由于购买对俄汇兑有利可图，巨额卢布纸币被商人用于汇兑投机，成为套利手段。
“战争景气”和投机导致奉天、营口汇兑商在上海、天津、汉口市场进口银元，买卖日币、俄币的规模都在增大。长春华俄道胜银行分店的俄币汇兑投机狂潮之热烈，以至于天津市场银币枯竭，“隐秘战线”的金钱博弈远比当时战云密布的辽东半岛还要激烈。
日俄战争爆发前，影响营口货币市场的主要因素有二：一是对外国贸易入超形成的单向汇兑；二是在营口内部通行着的各种货币及其之间的币值关系。营口商人平衡汇率和各种货币间差价的基本方法，就是以过炉银买上海汇兑，之后待营口汇价发生变动后出售。
营口银炉和票号商人也往往会在冬天，即11月、12月和次年1月这样的交易淡季，将自有资金调出买卖上海汇兑，创造促进进口商品销售、有利于腊卯决算的加色行情。通过套利交易，也可轧平两地利息和各种货币汇价差额。
日俄战争对营口过炉银体系的影响
1904年2月，日俄战争正式打响。尽管战场摆在东北地区，但其金融影响却波及上海、东京、莫斯科、太原、天津等各大中小城市。无数票号争相向莫斯科汇款购买以俄币计价的外汇兑换券，然后经上海、营口转手的迂回方式套利。
处于交战区且又是这场金融漩涡的中心点的营口中国商人，不得不一边大量进货满足日俄双方的军需增长，平抑恶性通货膨胀；一边高价收购原材料，制造出口商品。哪怕随着战争烈度的加强，利率一直在攀升。
1904年夏，日本海军封锁山东、辽东海岸，拦截、捕获为俄军提供军需的船只。对于一般商船所运货物，也照战时规定进行扣押和没收，营口多家商人和银炉从上海运来的大量银洋被截获，以帮助俄国人稳定币值为借口被宣判没收。
1904年7月日本占领营口后，强制将其发行的军票价格与过炉银相联系。中国商人虽无法对抗，却因此获得以过炉银买卖各种货币，操纵行市变化以套利的机会。弄巧成拙的日本营口军政署和不习惯于在浮动币值下交易的日商，便一同将营口汇市和货币交易一概斥为“投机”。
日本人一方面承认过炉银制度在缺乏现银情况下，具有提供交易媒介、组织汇兑、调节金融需求、保证商业运行的作用；另一方面又指责其具有“以个人信用为基础，无官方监督和法律规制，交易旺季发行额迅速膨胀超出准备金，加色飞涨”等缺点，质疑中国商人通过汇兑市场、货币市场交易保值措施的正当性。
1905年4月，日本军政署为寻求废除过炉银制度，强迫各银炉提交营业状况、资本金、创设年限等报告，并据此对银炉实施查账。当时营口有银炉26家，其管理历来由公议会实施，清廷并不干涉。
公议会会员多数本身是银炉业者或与银炉有密切关系者。银炉并无公布账目义务，外间也无从知道其投下资本多寡。为阻止强制决算，曾提交银炉的出资额、流通额报告，但这些一概被斥为“虚假报告”。
日本营口军政署恰在此时逼迫银炉决算，其实际目的在于迫使过炉银制度自动解体。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也已经备好废除过炉银制度后所需资金。此后日本方面继续施压，营口公议会再三表明不能决算，请求延至农历六月一日再行定夺，给出理由是：
“自去岁腊月以来，本港贸易商陆续向上海等地发出各种订货，今年开河以来货物陆续运抵。但时值开河后上海汇兑日益下跌（即上海银与过炉银差价逐渐缩小），过炉银加色又极端下落，各物价也随之下落，进口品成本与售价无法相抵，交易也无利润，只能堆放库中；输出品也同样，需求地行情太低，无法出口”。
受战时通胀的影响，1904-1905年进口商品订货成本过高，眼下商户资金大部分被固定为货物，手中无现银，若强行决算，必导致商界大恐慌，进而影响全市。陷于危境者绝不止银炉，全市大小商贾皆受其累，势必引发东北经济全面萧条。
日本营口军政署一手造成买家持币观望、卖家因无利而不愿销售的局面，不仅中国方面的豆类、豆饼价格因收购价过高而无法出口，日本进口商品也同样陷入滞销状态，东北经济一时间陷入极度萧条的境地。
过炉银制度不仅是简单地提供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而且是一种基于商业习惯的本土货币体系。欲取而代之，不仅需要有一定量的货币准备，还需要替代的货币制度和货币政策的准备。
沙俄和日本试图完全仗恃武力强制推行，而无任何系统性的货币方案准备，不仅未能实现废除过炉银制度的目标，甚至连表面标榜的恢复商业秩序的目标都未达到。不过，日俄两大列强的暴力压榨和武装胁迫，还是导致银炉业付出半数以上破产的代价。
营口裕字号银炉中的裕盛源因战时打击一度停业，失去公议会会员的资格；同年四月裕盛增遭到强制查账；裕盛长掌柜王荫堂被日军以曾为俄军提供军粮为由逮捕，受尽折磨。军事管制命令对营口各银号、钱庄进行的长期压制，严重破坏了过炉银制度的生存根基。
1905年6月，营口与内陆交通逐渐恢复，因战争而积压、滞销的商品一扫而空，当年出口额创营口开港以来新高，达到7000万海关两以上；当年交易旺季的过炉银发行额达2000万两以上，是过去最高发行额两倍以上。
然而，日俄当年9月签订的《朴次茅斯和约》，完全出乎营口商界的预料，市场状况急转直下进入战后萧条。加上日本军政署的一再逼迫，1906年农历3月1日，银炉业进行了日俄战争以来首次决算。
不利状况下的决算带来深重灾难，到1908年初，半数以上原有银炉破产或关闭。日军撤出后，清廷官方虽拒绝承认日本战时制定的章程，但也试图通过将公议会纳入商务总会，以及官方参与公定决算价格加强对营口商业的干预。
日俄战争后东北过炉银体系的式微
过炉银制度起源于19世纪清廷官方供给的流动性不足，银炉将未决算余额转入下期使用的做法也往往是在准备金不足的情况下进行的。何况银炉不仅本身具有代理土产、货品交易机能，也经营“码头”与“大屋子”这种兼具批发和零售业务的传统店铺。
像裕家、义家这种交易商号的联号银炉，其实完全可以大量购买硬通货的同时散布消息，催生有利于于己的利率波动。在既无监督，也无字据的情况下，既往的东北货币-金融格局往往是单靠经营者自己严守自治规范和商业伦理，才得以规避危险的膨胀发行。
营口大宗商品皆以过炉银定价，加色上升表示过炉银价下跌和物价上升，加色下跌为过炉银升值和物价下降。当日俄两国为筹集战争物资发行大量军票和汇兑券，营口各银炉即使依旧抱持着审慎的经营态度，也必须有所动作。
1905年6月，战争压力纾解，但2000万两以上的过炉银发行额，毫无疑问将是脱离实际大宗商品交易的“冒进”行为，根本无力兑付。像裕盛源、东盛和、西义顺这种体量的金融服务中介，去和日本、俄国这种庞大国家机器，展开全面的货币战争，双方差距实在是过于悬殊。
营口各大银炉、钱庄、票号发行的信用凭证，其价值必然会在当时东北地区的普遍通货膨胀中被强制贬值，转而用于支持外国战争货币，如沙俄的汇兑券和日本的军票。当然，像日本军政署那样强制规定日系通货与过炉银兑换比率也是枉费心机。
因为一种长期存在、方便的商业习惯无法很快破除；而欲废除首先需要一定量的替代货币；而替代货币的发行机构需要至少具备国立银行资格的银行。这两个条件若无法达到，过炉银制度仍将继续存在。
日俄战争后，日本获得旅大殖民地、长春至大连铁路经营权及一切附属的不平等权益，设立关东都督府与满铁等殖民地经营机构，开始以铁路和出口港为工具争夺东北经济贸易主导权，并通过殖民地的经济、金融政策不断扩大其在东北经济中的影响。
俄国则调整北满和远东经略方针，以及华商获准入境标准。这使得北满对俄进出口商品消费始终旺盛，对俄投资和由俄汇回收入也有相当的需求。这些情况支撑了汇率市场上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卢布信用，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
1907年，大连正式开港。同年秋季，清廷禁止期粮市场并取缔期粮交易，使整个大豆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出现重大缺陷。东北整体豆货走势呈现各自为政、忽高忽低、此高彼低的状况，总体豆价走势变得无法预测。
在市场环境风险与不确定性陡增的形势下，其时营口最大的批发商东盛和破产。其所引发的金融体系动荡，波及裕字号银炉，再遭打击的三家联号随即停业、倒闭。过炉银体系的头部票号相继凋零，只剩下民间散商维持行将寂灭的现银交易、卯色决算和支票转账业务。
当时的日本外务省、营口军政署与横滨正金银行认为，妨碍日商和日本资本进入东北的主要障碍，就是过炉银制度。只要过炉银制度不废，以营口为中心辽河进出口贸易网和物流体系便不会衰退，满铁贸易就更不用提所谓“振兴”。
早在日俄战争期间，营口军政署就明里暗里，或直接间接地“指导”各大银炉出资入股当时的日本正隆银行，以稀释炉银成色。当企图为华商一致抵制和击退后，日本殖民势力退而求其次强迫银炉公开账目，并进一步以此为要挟强制修改银炉章程，以排除华商竞争力。
日俄战争后，日本国内纺织行业兴起，开始与英美争夺世界市场。然而，日本小厂林立、品牌繁杂，虽然结成输出棉布公会全力推销，但仍然很难与美货竞争，以致很多日本中小制造业厂商的推销业务损失惨重。
当时日本的大代理商如三井物产，手续费甚高，而且，其目标总是盯在交易规模、订货数量上，在当地市场的销售不仅完全不顾货主利益，甚至一味根据当地行市变动跳价甩卖。因此，日本中小纺织工厂也不得不求助于中国商人。
进口方面，旅大殖民地影响巨大。日本由东北进口主要商品有大豆、豆饼、麻、芝麻、棉花、羊毛、柞蚕茧、鸡蛋、铁、铁矿石、兽骨等等。但日商仅在鸡蛋、铁、铁矿石三个领域占优，其余产品的议价权和供应量仍在中国商人手中。
这种情况显然是日本资本家和军国主义者极为厌恶的。《布茨茅茨合约》订立后，南满地区作为日本人既成的殖民地势力范围，但无论是消费品的倾销情况，还是在原材料的采购方面，日本的经济地位皆不如人意。日本需要一个打开局面的机会，而铸造这一机会的，正是臭名昭著的满洲铁路株式会社。
过炉银制度与辽河水运系统的终结
1905年末，日军铺设从铁岭经通江口，至昌图和法库门的轻便铁路。日本军政署打算以之代替铁岭至马蜂沟及产地的马车运输，并由日商垄断当地的短程运输。在其营运期间，辽河流域三大水运集散中心——通江口率先衰落。
1907年大连港开埠后，满铁株式会社通过制定各种优惠运费政策，吸引豆货输送到旅大地区出口。叠加大连日商采购增加，铁路沿线运大连货物增加，各铁路站成为南满地区新的集散地。
满铁线路在辽东半岛以北几乎完全与辽河平行，直接威胁的是铁岭的水运枢纽地位。在铁岭发货的，多为行栈，其依照出口合同、运费综合计算及传统商业关系行事，尽管日商加强销售攻势，尚不足以压倒辽河水运。
然而，辽河水运本身受自然条件影响极大。1907年解冻后，4月初头帮船发营口约700艘，载豆约3万石。夏季干旱持续，河水大减，舟运断绝。7月下旬降雨，二帮船载大豆赴营口。其后再枯水，滞留马蜂沟船只1500只以上。各船因水量不足，不得不半载航运。
反观满铁方面，火车在冬季也能完成豆品运输。开原火车站的大豆和豆饼运出量在1908年之后，都超过了铁岭。与开原态势相同的，还有四平街、公主岭等相对“自由”的新晋大规模集散地。
除交通运输因素外，还有交易成本发挥作用。以开原为例，在日本实施进出口商品免税政策下，在满铁附属地内的经济活动，既可以避免重复纳税和节约运费，也可以脱离清廷限制和压迫。
因其交易上种种方便，不仅吸引一般采购商，也吸引原出口港和集散地商人来此设立分号，以摆脱清廷管辖。当汇集到大连港与满铁沿线交易的中国商人越来越多，东北城市格局也随之变化。
铁岭、通江口的衰落与开原、四平街的兴起自不待言，首先是大连东亚金融中心地位的确定。随着东北对日贸易中心转移到旅大，旅大地区的豆货集散、运输、仓储、加工、交易等职能亦逐渐发达。
殖民地的治外法权特性被当地商人充分利用，进行进行大豆期货交易。与此前营口金融市场相比，大连金融市场增加了保证金规定、补仓规定、解约限制等规定，金融产品的交易制度更为完善。
此外，旅大殖民地内无论用钞票，还是用官帖，都可以参与定价交易。而且纳税一次后，该项货物便不再课税。实际上，开原、四平街等满铁主要站点，以及沿线附属地皆成为商品化大豆生产中心地区。
其次，是长春对宽城子的替代。自1825年以来，宽城子一直是吉林将军辖区（吉林省）的行政中心。1904年日俄战争后，日本为了扩大势力便在沙俄宽城子车站南面的头道沟，另行修建长春站。
“长春-宽城子-头道沟三角区”作为南满铁路最北端和中东铁路的最南端的交汇处，可以说是近代中国成长最迅速的地域。其商业价值更带动了政治潜力被充分发掘，民国成立后，长春替代宽城子作为吉林省会，日后更是被伪满洲国选为“新京”。
1908年东北大豆远销欧洲，适逢欧洲市场其他油料作物歉收，销路迅速扩大。三井物产向英商利物浦洋行成交大豆100英吨，该公司将其制成饼、油试销。油被用作肥皂原料，饼用于饲料，大受好评。
1909年东北豆品对欧洲出口显著增加，成为影响大连港贸易的最重要商品。由于1908年大豆穰穰满家，因此，截至1909年11月中旬为止，东北市价基本维持稳定。但在进入11月后，因市面存货减少，出现买占现货，豆价开始暴涨。
恰在此时，长春农产公司与洋商签巨额期货订单消息传出，市价开始奔腾。抢购风潮引发铁路附属市场的交易活跃和大豆流向变化，传统过炉银制度的贷款汇兑形式根本无法应付这样量级的资金流动。
对欧洲大豆出口需求的大增和供求失衡的结果，是大量外商进入满铁沿线各集散地，以现金高价抢购、买占货源；或者通过提高现金全额预付比例，与集散地粮商成交。这场抢购大战引发当地投机风潮，传统交易习惯和决算方式被破坏，市场构造也逐渐发生变化。
大量豆货直接由产地或集散地流向大连，原有四级市场中资本规模最大的营口市场被瞬间架空，铁岭和通江口的机能部分或全部失效，开原、四平街、长春等铁路沿线市场真正成为新一代集散地。
接踵而来的巨额合同也对油坊业造成沉重打击，各地油坊业因原料不足只能停工或半停工。特别是营口地区，一反往年状况，1909年冬的豆品储存量出乎意料地少。随之受到严重影响的，是一直以豆饼为肥料的农民。
此外，投机风潮导致大量交易纠纷，引发大量商人毁约或破产。他们资本薄弱，其作为保证人所承担的风险完全超过收受的交易手续费，根本不能抵抗价格变动幅度过大的情形。完全无力赔偿之余，只剩停止营业之一途。
到市场白热化阶段，商人相互竞争之激烈，瞠然疏漏诸多对冲措施，无意间更是助长了期货交易先付全额货款的坏习惯。甚至对于一些资金状态不明的商人，也不设第三方担保，就将数万元货款交付。
卖方收款后因价格进一步上升需承担损失而不愿交货，最终履行合同的义务和赔偿责任都落到保证人身上，甚至有收款后逃走，伪装破产的情况，导致整个信用体制和交易体制发生危机。
1910年初，各地粮行破产、倒账案件频发，其影响不仅打击了当地粮行、油坊，也波及从事豆货贸易的外商。过炉银金融信用制度和辽河物流支撑体系，就这样在战争与一轮轮的经济危机中，与大清一齐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而中国东北的货币市场将更加混沌与紊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