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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羊城，文脉绵延；
先贤清风，浸润心田。
“中国需要的不是贵族式或私人的音乐”，而是“普遍的音乐”，“学音乐的人”要“负起一个重责，救起不振的中国”。这是伟大的人民音乐家冼星海于1929年7月在《普遍的音乐》一文中提出的观点。“普遍的音乐”、“救国的音乐”也成为了他毕生坚持的音乐创作和社会实践方向。本期《爱廉说》为大家讲述冼星海的家风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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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可以反映出一个民族的命运。冼星海在西方求学期间，饱受西方列强对弱小民族的歧视。回国途经伦敦时，英国海关竟不准他入境，被扣几个小时。回国后，他曾指挥上海工部局的管弦乐队演奏贝多芬《第八交响曲》，可这个乐队从指挥到演奏者却没有一个中国人。他深切体会到民族受压迫的苦难，从而走上追求革命的道路，并以音乐发出了解放的呐喊。
冼星海从巴黎音乐学院学成回国成了名人。国民党想利用他写颂歌，惟利是图的商人也重金收买让他写“桃花窝里美人多”之类的商业歌曲，他都不为之所动。他精心为进步电影《复活》、《雷雨》、《大日出》、《夜半歌声》配曲，而且为了抗日救亡不要任何报酬。1938年冬，冼星海奔赴延安担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并在延安“女大”兼课。
1939年春，延安一个窑洞里，诗人光未然一气呵成地朗诵完新作《黄河吟》。冼星海听罢，一把将诗稿抓在手里，激动不已地说要为诗谱写成“中国第一部新形式的大合唱”。冼星海把多年来对祖国命运的关注，对民族灾难的忧愤，对党领导的革命战争的颂扬，对抗战胜利的信心全部倾注在这部音乐创作中，犹如奔腾的黄河，一泻千里！仅仅用了六天时间，一部八个乐章、气势磅礴、震撼人心的《黄河大合唱》就创作完成了！
1939年5月11日，在庆祝鲁迅艺术学院一周年纪念音乐晚会上，成功地演出了《黄河大合唱》。当时，乐队只有两三把小提琴，二十来件民族乐器，低音弦乐器是用煤油桶制成，打击乐器有脸盆、大把的勺子放在搪瓷缸子里摇晃选成效果。这支原始的乐队烘托着40多位热血青年放声高唱，《黄河大合唱》从此传遍了延安，传遍了中国，飞向了世界。
《黄河大合唱》反响如此强烈，震撼人心，因为它唱出了民族解放斗争的吼声，反映了全国人民抗日的决心。周恩来说：“我们多少同志正是在这些抗日歌曲鼓舞下参加了抗日，到前线进行斗争的。”《黄河大合唱》确实像一支永远震响的号角，鼓舞人们在新的征途上奋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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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冼星海受党中央派遣前往苏联执行任务，为电影《延安与八路军》进行音乐创作和后期制作，当时女儿冼妮娜只有几个月大。1945年冼星海在莫斯科病逝，冼妮娜与父亲相处的时间就只有出生后的几个月。“我对父亲的印象一方面来自母亲的讲述，另一方面通过跟父亲的学生接触，从他们的身上去了解。”冼妮娜说，长大以后她唱父亲创作的歌，看他的论文、书信、日记，参加一些纪念活动，通过各种方式了解父亲的一生。
虽然不曾与父亲交谈过，但冼妮娜对于父亲冼星海的印象却清晰而深刻。“父亲是一位有着坦荡胸怀、赤诚心地、深沉而炽烈感情的人，为了革命事业，他远离祖国和亲人，在严酷的战争环境里，离别的愁苦，病痛的折磨，都不曾使他放弃生活的信心和共产主义信仰。父亲曾说过，‘在这个大时代里，我们要把自己的所能贡献给民族，贡献给党，不要时常挂怀着自己的幸福，因为我们的幸福是以解放民族，解放人类为目的的。’”
冼妮娜没有像父亲一样学音乐，由于当时国家建设的需要，她在读大学时选择了工科，毕业后从事飞机制造工作。“虽然我和父亲从事的工作不同，但我们的人生目标都是爱祖国、爱人民。”冼妮娜说，“‘星海精神’一直激励着我，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工作，为国家作出一定的贡献，我也一直以此来教导子女、激励子女。”
父亲坦荡赤诚的精神早就融进了冼妮娜的血液中。在冼妮娜家里，几乎没有一件成品家具，书架是女婿用集装箱改装的，桌子、凳子是女婿用废木板拼装的，这些简易的家具都没有漆过，裸露着古旧的原色。家里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她从没有向组织提任何要求。
退休后，她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父亲手稿、曲谱和论文的整理中。冼妮娜说，希望父亲的精神能影响和激励更多的人。
本期音频内容依据南粤清风网2016年9月23日刊载的【南粤优美家风】《冼星海：为抗战发出怒吼 “星海精神”激励后人》改编。
《爱廉说》是由广州市纪委监委指导，广州市广播电视台新闻资讯广播制作的一档反腐倡廉音频融媒体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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